中国山寨手机的路在哪里？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电子科技处处长席卫忠表示，手机行业已经进入了品质化时代，大品牌逐步占据白牌手机厂商的市场空间是不可逆的，小品牌厂商同质化较严重，生存空间的确越来越小。即便是此前仍有空间的非洲、东南亚、南美等新兴市场，其市场也已受到了国产大品牌的密切关注。随着海外并购的进一步展开，尽管手机整体出货量并未下降，但山寨手机的海外市场也不可避免将进一步收缩。
　　“小米也只要几百块就能买到，小品牌的优势的确不多了。”对为数众多的山寨手机厂商的出路，席卫忠也关注多时，他发现，手机生产商之间的并购相当活跃，尽管提高技术含量、将自身并入新的手机行业生态链仍不失为一种转型方式，但研发特殊功能机或积极通过并购将自身变为拥有品牌和技术的大厂商的一部分，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事实上，山寨手机没落以后，各类手机制造企业，不论山寨机工厂、品牌手机代工厂，还是小有规模的手机企业，都在谋求各自的转型，有的苦苦挣扎，不惜成为规则破坏者；有的变身为“正规军”，打入海外市场；还有的则主动放弃一线市场，全力去拼二、三线城市，以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生存下来。
　　据时代周报报道，东莞兆信通讯的董事长高民最终被救活了。工厂的300多名员工也领到了两个月工资，合共200多万元。
　　“愿赌服输，我输了。”这个在公司倒闭时没有选择常见的跑路，而是选择在深圳家中打开液化气自杀的手机代工厂老板，自杀前留下的绝笔信在各种社交媒体圈子中流传。而兆信位于深圳南山科技园TCL大厦的办公室已大门紧锁，空无一人，透过玻璃门，还能看见“兆信（深圳）研发中心”的牌子挂在前台，办公室已被物业公司收回。
　　年关难过，兆信通讯事件不仅将珠三角的数百名手机业供应商牵扯进来，也震撼了珠三角制造行业几乎所有老板。它也掀开了2015年手机代工业大洗牌的帷幕，被认为是“智能手机产业链危机信号”。
　　在中国智能手机品牌日渐成熟、甚至成熟到在海外市场也打起价格战之后，留给小品牌、山寨品牌手机厂商的空间越来越小，留给这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东莞兆信没有自己的品牌，主要业务是代工东南亚品牌手机。在资金链断裂之前，东莞兆信们也有过好时光。2008年，这一年被不少业内报告称为中国山寨手机的巅峰期，这一年，国产山寨手机的产值达到了216。3亿元，国内大大小小的手机代工商们也处于他们的“黄金时代”。这一年，东莞兆信的月出货量曾高达100万部，接近全球手机产能的1100。
　　深圳手机协会公布的数据，中国山寨手机业总产值曾超过千亿，它们在国内市场被挤压后走向非洲、东南亚甚至欧洲，如今海外市场利润空间再被挤压，步入后山寨时代的它们，可以走向何方？
　　最大的寒潮
　　2015年1月，深圳华强北，围挡后的主干道仍在进行地铁工程，堆着电子零配件和山寨成品的电子商场被脚手架包裹。
　　这里是曾经的中国山寨手机中心，全中国电子产品的价格风向标。这里曾云集2000多家与手机相关的商铺，销售着低成本模仿主流手机产品的外观或部分功能的廉价低端手机，再销往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出口世界各地。它们曾以超长待机时间、模仿最潮流手机的外形和千奇百怪的功能吸引消费者，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率先采用的一些“千奇百怪”的功能，后来逐渐出现在了主流手机设计中。
　　但现在，几乎找不到消费者记忆中的“山寨机”踪影了，在高科德、赛格电子市场等数码电子城，大部分手机商铺不是打着卖品牌手机配件和充电宝的旗号，就是空着铺位，招租的手机号码随处可见。与此同时，“严谨销售假冒伪劣、无合法来源商品”，“保护知识产权”等横幅标语四处张贴。
　　一个临时搭建销售档口正在举办所谓的“苹果机下乡惠民活动”，一台被销售人员坚称是正版的“苹果5”手机只要800元就可以获得，还赠送话费；旁边一家档口，销售员则在大肆售卖“小米充电宝”，1万毫安左右的移动电源只需39元。
　　“这几年，山寨机厂商以每年200家的速度减少。”联代科技COO周军林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一场中国手机制造业寒潮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刮起的。
　　2014年10月13日，台湾第二大触控面板生产商胜华科技因业绩恶化宣布破产重整。12月5日，该集团在东莞东城和松山湖的两家子公司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停产。
　　2014年12月下旬，位于东莞望牛墩的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跑路，据称欠债1。35亿元，是继胜华科技集团后，触摸屏行业拉响的又一次警钟。
　　2014年12月30日，微软宣布关闭诺基亚位于北京和东莞的工厂，将机器设备转移至越南。
　　进入2015年，1月，位于苏州的闳晖科技被媒体报道已经倒闭。该公司是诺基亚手机零部件的供应商，鼎盛时期员工超过1万人。
　　2014年11月，来自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中国手机市场正遭遇“大幅度下滑”。110月，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比2013年同期下降了25。4。
　　昂贵的“洗白”
　　“我这边的工厂产能每月最高可以达到上百万台，我们公司在全国30个地方都有售后点。”刘玮（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刘玮就在华强广场的写字楼里办公，他的通讯器材公司2006年成立，现在的业务主要是批发老人机和礼品机等功能型手机。他们公司最近推出的两款手机产品，一款在外形上模仿小米4风格，另一款酷似华为mate7，两款手机均声称采用钢化触摸屏和8核处理器，一台的批发价平均仅250元左右；而之前推出酷似诺基亚1050的老人机，批发价只需40元左右。
　　他拒绝承认自己的手机品牌是“山寨手机”。刘玮在华强广场有负责招商的办公室，在龙华新区和宝安区也分别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和组装工厂。
　　山寨手机没落以后，各类手机制造企业，不论山寨机工厂、品牌手机代工厂，还是小有规模的手机企业，都在谋求各自的转型，有的苦苦挣扎，不惜成为规则破坏者；有的变身为“正规军”，打入海外市场；还有的则主动放弃一线市场，全力去拼二、三线城市，以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生存下来。
　　2010年开始，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要求各地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华强北的“山寨手机”是“双打”的重点。
　　“这一年过后，纯粹的‘山寨’几乎消亡殆尽，带有‘微创新’的小品牌，在国外从欧美市场转向南亚、拉美和非洲等不发达市场，在国内则‘撤退’到了乡镇、农村市场。”深圳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会长唐瑞金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昔日不少手机企业和代工厂开始按照国家要求，创建自有品牌，努力去除“山寨”烙印。
　　“洗白”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创立自有品牌的第一道门槛是获得国家工信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相关规定要求企业须通过ISO9001ISO9002体系认证，提供产品的各类检测报告，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2009年以前要求2亿元）。
　　据《深圳商报》报道统计，仅20102011年一年，深圳的手机品牌已从400多个骤增至600多个。
　　政府放宽手机准入让更多厂商开始“洗白”自己，不少企业创建了自己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上能找到我们，京东上也可以买到我们的手机。”刘玮说。尽管在最繁华的华强北，找不到他公司手机的任何销售点。
　　另一家位于深圳福田区八卦岭的深圳邦华电子有限公司在更早的2009年就开始把目标市场定为农村市场。
　　“农村虽然经济落后，但拥有9亿多庞大的用户基础，以及相对较小的竞争压力。”对此，邦华手机市场部的陆红林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据邦华提供的资料声称，他们目前在农村市场覆盖率达78。1，是农村消费者市场里网点覆盖率最广的品牌。
　　“2015年的战略发展规划针对国内市场，我们会继续锁定中国的农村市场。”邦华副总裁傅曼青接受采访时说。
　　“千奇百怪”适应市场
　　更早的时候，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国内手机代工商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敏锐地嗅到了海外市场的商机。
　　2003年，张文学和他的四个兄弟在深圳开了一家手机零部件工厂，并逐渐壮大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手机OEM代工厂商。2008年，他就开始意识到代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一年，他们创立基伍（Gfive）这个品牌，并瞄准海外新兴市场。“同样一款手机，做代工的利润现在只有35元，而自有品牌手机的毛利润能达到售价的10左右，是代工的数十倍。”基伍国际董事长张文学曾表示。
　　基伍每周推出两款定价为4060美元的低价功能手机，针对各种产品定位及价格区块大打机海战术，这些手机的功能不仅类似国产山寨机，例如长待机、双电池、多SIM卡、类比电视等机种。还会针对当地风土人情作出调整，比如：针对中东市场的手机，内置可将《古兰经》翻译成29种语言的软件；针对某些非洲市场有土红色带双喇叭的厚装手机这种手机外形可以很好配套当地人的外衣颜色，而且可以让他们随时伴着音乐起舞。
　　这样的策略在印度、东南亚、中东、非洲及南美洲等新兴市场均大获成功，2010年，基伍跻身全球手机出货量前十行列，在印度手机市场一度领先于诺基亚。
　　另一款深圳自主品牌手机厂商传音（TECNO）很少被国内消费者熟知，但2010年，这家手机品牌在非洲市场占有率第一。“其实现在传音80的机型都是做功能手机。”《手机报》总经理吴凌云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智能手机流行的今天，这个国产手机厂商仍旧凭借着价廉的功能机在非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截至2014年9月，传音的出货量排名国产手机第三。
　　但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电子科技处处长席卫忠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手机行业已经进入了品质化时代，大品牌逐步占据白牌手机厂商的市场空间是不可逆的，小品牌厂商同质化较严重，生存空间的确越来越小。即便是此前仍有空间的非洲、东南亚、南美等新兴市场，其市场也已受到了国产大品牌的密切关注。随着海外并购的进一步展开，尽管手机整体出货量并未下降，但山寨手机的海外市场也不可避免将进一步收缩。
　　“小米也只要几百块就能买到，小品牌的优势的确不多了。”对为数众多的山寨手机厂商的出路，席卫忠也关注多时，他发现，手机生产商之间的并购相当活跃，尽管提高技术含量、将自身并入新的手机行业生态链仍不失为一种转型方式，但研发特殊功能机或积极通过并购将自身变为拥有品牌和技术的大厂商的一部分，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山寨手机般的销售策略虽然大获成功，但却遭遇了不少专利诉讼的麻烦。2010年12月，爱立信和诺基亚两家巨头在印度起诉基伍侵犯其底层专利，两巨头仅聘请律师团就耗资数千万元人民币。尽管基伍未输掉官司，但由于产品被扣留作为证据，导致其2011年出货量从3860万减少到2500万部。
　　2014年12月11日，印度德里高等法院裁定，小米侵犯了爱立信的标准核心专利组合（SEP），并下发禁令，要求小米停止在印度销售和进口手机。此事让不少在海外有业务的中国手机品牌均对小米感到不满。“小米这事对中国手机的影响非常恶劣。”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和国外手机商打官司很正常，关键是不要被别人抓到把柄，小米的操作流程出现问题，然后在印度树立了一个判例，这个判例将可以被英美法系国家引用。以后对中国手机品牌封闭的就不只是印度，有可能包括其他西方国家。
　　为了规避专利麻烦，深圳天珑移动选择的是“本土化”战略。他们在法国成立了公司Wiko，持有其中95的股份，而Wiko现任主席、前通信批发商、法国人LaurentDahan持有其余的5股份。这一策略使天珑通过Wiko以法国品牌的身份在欧洲驰骋，而此时，其中国同行华为和中兴正因其中国身份而苦苦挣扎。2013年，凭借着网络渠道的低价销售，Wiko手机的销售额在法国市场占18，位列第三。
　　“国产手机并没有死。”手机行业资深人士、深圳旭日移动终端研究所所长孙燕飙对时代周报记者评论道。“将来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我称他们为‘蚂蚁雄兵’，团体作战，很容易把专利破了。我不会去批评这些品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市场，这是一个发展的市场，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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