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松林：“法家”概念的循名责实“法家”学术研讨会纪要

　　“法家”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参会的十多位学者就“法家”概念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宋洪兵作为召集人指出，先秦时期就有“法家”一词，汉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首次将“法家”作为六家之一，为我们理解先秦学术奠定了基本图景。近代以来，自胡适提出“法家”概念问题、认为古代没有法家后，冯友兰、任继愈等学者认为先秦存在法家，也有个别学者不认可冯、任二人的观点，海外汉学家顾立雅、苏德恺、陈启云、金鹏程等对法家的概念也有不同意见。围绕“法家”概念，有必要梳理以下几个问题：是否存在“法家”、“法家”是学派还是学术群体、判定标准是什么、如何重新理解和研究“法家”。
　　是否存在“法家”。针对学界对法家存在的质疑，大多数与会学者认为法家的存在具有确凿的证据，质疑法家存在则缺乏充足的理由。北京师范大学蒋重跃认为，从历史的实际社会斗争的基础、学术发展的思想体系之系统性、目录学和思想史的研究过程、各家之间关系的辨析四个方面来看，法家的成立和存在是没问题的，以“legalism”对应“法家”的英译也是可以的。华北电力大学王威威认为，司马谈所论六家中，法家的争议是最小的，从学术宗旨划分来说，“一断于法”，这是他们的共性，法家也有一定的自我认同，如韩非对商鞅、申不害、慎到的引述，因此法家是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曹峰提出，司马谈划分的“六家”是成熟可靠的符号系统，不能轻易否定，尽管是否存在纯粹的“法家”需要正名，但“法家”作为广义的概念是成立的。
　　“法家”是学派还是学术群体及其判定标准。蒋重跃提出我们研究思想史不能被目录学限制了，儒家和墨家有门派有师承，这是他们和其他学派不同的地方，法家的师承等内部组织虽不容易考证，但无论从先秦时期的历史存在，还是从汉代人的学术划分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学派视角来看，法家作为学派存在都是毫无疑问的。宋洪兵认为，韩非在其著作中多次称引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言论，表明韩非有意识继承他们的学说，因此称他们为法家学派是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李锐认为，司马氏父子论“六家”，是就某一学术宗旨进行评论，没有涉及具体人物，主要针对的也不是先秦时期有学术师承的学派（school），而是讨论六个对于“治”有重要影响的思想理论，因此法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派。王威威以庄子为例，认为庄子与撰写《庄子》的庄子弟子之间有师承关系，有共同的经典和比较一致的研究方法，可以称作庄子学派，而法家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山西大学乔松林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提出，司马谈概括的法家的学术旨趣，班固划定的法家的人物，这些都是汉人留给我们的，并非先秦时人所提出，更非法家人物自身所认同，所以法家当作一个学术群体比较合适。
　　“法家”学派的判定标准。李锐认为，在先秦时期，表示思想团体的“家”有两种意涵：一种针对有学术师承、学术渊源的学派而言；另一种针对有相近的学术宗旨、学术问题的学者群而言，有可能有直接的师弟子关系，也可能没有师承渊源，或者是私淑弟子，也可能是同倡某一学说。前一种情况是原生性的，得到当时人的认同。首都经贸大学喻中认为，要从“度”的方面去看“子”“家”“学派”等概念的伸缩性，哪些“子”能够成为家、学派，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独立于其师，如孔子的弟子子夏，后来就创立了西河学派。蒋重跃提出《史记》虽然说韩非“归本于黄老”，但应该将这视为各家之“同”，“同”之外还有“异”，这个“异”作为体系而存在，所以衡量一个学派是否存在还是要从思想体系本身来看，荀子的《非十二子》、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从思想层面来划分学派的。湖南大学钱永生提出要从思想本质来看法家学派，他认为《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之上讲各家之别，以确保各家能放在同一篇中来讨论，所以司马谈和班固所讲的只是法家的特色，而不是法家的缘起和本质。
　　如何重新理解和研究“法家”。汉人对六家的划分和对先秦法家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建构。这种建构有其时代依据，因此也有其合理性。任何时代的人们，对于前代思想而言，既是继承者，也是改造者。我们今天面对“法家”，也应该要持这个态度，既要尊重历史，也要赋予新的理解。李锐认为，我们要关注“法家”所关切的核心问题，代表人物和书籍问题，“法家”的内部细分问题等。喻中认为，法家研究涉及今天的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去理解法家。乔松林认为，应该将先秦诸子的历史真实、先秦时人的学派意识、汉人对先秦学术体系的划分、现代语境下的学派观念做出区分，对法家人物、法家思想、法家影响也要进行区分，这样有利于避免法家研究中引起歧义以及过度窄化或泛化等问题。
　　河南大学贾坤鹏认为，“法家”经历了两次建构，第一次是汉人的横向建构，根据思想主旨对先秦学术群体进行划分，其合理之处在于最大限度地符合了法家的发生情况，弊端在于对“主旨”的理解不同，学派划分也就不同，如司马迁把老子、韩非同传，《汉书艺文志》把《管子》归道家；第二次是近代学术体系兴起以来的纵向建构，学者们从学术观点的继承性来论证“法家”，如梁启超认为法家存在“法治主义”“术治主义”“势治主义”三派，冯友兰认为韩非集三派之大成，这种近似师承的建构使“法家”的学派性大大增强，沿用至今，弊端是扭曲了法家的发生方式，不符合历史实际。
　　通过以上讨论，与会学者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法家”是汉代以来约定俗成的称呼，是指先秦具有某些共同学术倾向的学术群体；约定俗成的“法家”概念既有其历史合理性，也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不可替代的便利；法家的外延大体是确定的，核心为申不害、商鞅、韩非，边缘包括慎到、《管子》等。
　　（作者：乔松林，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