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原文及鉴赏

　　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荣辱》）
　　【鉴赏】大分，最大分界。常体，通常的体现。
　　这是讲荣辱与义利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处世之道。荀子并不如汉儒一样否定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而是让人注意两者的实现顺序：以“义”为出发点，利自然在其中；以“利”为出发点，不但得不到利，还会受辱。
　　那么，什么是义，什么是利，两者的区别在何处？
　　“义”的繁体字为“義”。《说文》：“义，己之威仪也。”段注：“古者威仪字作义。今仁义字用之。威义古分言之者威义连文不分者，则随处而是。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这意味着，‘义’的本意是指在巫术祭祀的礼仪活动中行为、举止、容貌、语言的适当、合度”（李泽厚《说“巫史传统”补》）宜。
　　中国古代虽说有各种各样的祭祀，但无论祭祀形式有多么不同，最核心的还是“心祭”。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便是强调这种“心祭”的重要性。“心祭”必“尚德”，而这个“德”，并非指个人的道德，而是“天意”、“道意”的显现。中国文化“道”、“德”连用，就是说，孤立的个人无所谓德不德，只有“道”本身才有真正的“德”。这个“德”，随时、随地、随事、随心而显，无标准、无规则、无定义，只看“当”与“不当”。所以，“义”的本义是“宜”。
　　那么利呢？《易乾卦》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义。”“和，相应也。”（《说文》）我与天之德相应，我当然有德。有德之人，必得。义（宜）中可以有利，也可能无利，终是大利于我。因为“天”、“道”不可能不利于“我”。说到底还是一个“宜”。
　　但是，和世间的任何事物一样，一旦某种“义（宜）”反复出现之后，其内容必然被抽空，而形式被保留下来，从而发展成一个新事物。对这种新事物的认定，就成了一种新的“利”。而当新的“义（宜）”出现时，这旧的“义（宜）”反而会起阻碍作用了。当年改革开放时就是如此。如果依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简直就是“见利忘义”。大力发展生产，搞市场经济，这不是典型的“求利”么？可三十年下来，事实证明，这“求利”，恰恰就是当年的“义（宜）”。
　　“义利之辨”，有时候是不能那么僵化的。
　　今天，我们又走到一个“义利之辨”的关口。今天的“义（宜）”是什么？这恐怕依然是要“摸着石头过河”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总该记住两千年前荀子的告诫：“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只有这样，这一路上的关口，才能从容地迈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