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致士》原文及鉴赏

　　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货财禽犊之请，君子不许。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愬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夫是之谓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
　　〔注释〕衡：通“横”，广。谮（zn怎去声）：诬陷。愬（s诉）：通“诉”，诉说。士：当为“出”字。尚：通“上”。尽：通“进”，上进，呈献。
　　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于小人。”此之谓也。
　　〔注释〕挟：通“浃”，周遍。“《诗》曰”句：见《诗经大雅民劳》。险：通“俭”，草木稀疏。
　　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诚信如神，夸诞逐魂。
　　〔注释〕案：此四句与全文风格颇不相符，疑为它篇之误脱。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夫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
　　〔注释〕“诚”前当脱一“不”字。
　　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故一年与之始，三年与之终。用其终为始，则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
　　〔注释〕隆：中。“《书》曰”句：见《尚书康诰》，但与今本《尚书》不尽相同。
　　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程以立数，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凡节奏欲陵，而生民欲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极也，不可以加矣。
　　〔注释〕程：度量衡的总称。陵：严格。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弟子通利则思师。《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注释〕耆（q其）艾：五十岁称“艾”，六十岁称“耆”。“《诗》曰”句：见《诗经大雅抑》。雠，应答。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注释〕僭（jin见）：过分。
　　【鉴赏】诸侯并起，逐鹿中原，各国之间竞争的不仅仅在于国力、兵力上的比拼，更在于对优秀人才的争夺。“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招徕能人才士的数量多寡，牵系着国家的安危存亡。所以，小至大夫卿相，大至各国君主，都竭尽其能地招纳门客，为己所用。荀子在齐之稷下“三为祭酒”，结交各国往来之宾；又游历诸国，游说君主，于此感触颇深。“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便是其对于士人作用的经典论述。
　　所谓道法，乃是一个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准绳，而从另一意义上来说又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信仰。道法的坚守能否保持，归根到底在于这个国家是否存在这样的君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子们便是围绕“北辰”的群星，辅佐君主，区分是非黑白，维护国家的“道法”所在。不过，君子所坚守的何止于单纯的礼法？在人心流散的乱世之中，芸芸众生皆以利益为尚，随波逐流。唯有君子了解先贤的美德，通悉古今兴衰之关键，在“众人皆醉”之际，坚守心中的道德和理想；也唯有君子，能直面人间的生灵涂炭，不懈地思索于终极，远瞻于未来，守护着国家的命运。也正因此，在荀子看来，寻求国士比建设制度更能对国家的存亡起决定作用，“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然而，“招贤纳士”虽然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但打开尘封已久的历史卷册，到底又有多少君主将这句口号落于实处？且不论后世秦之坑儒扑灭多少智慧之光，更不论明之廷杖令天下士人斯文扫地，清之文字狱使华夏万马齐喑。早在令后人景仰不已的百家争鸣时代，多半也不过只是可闻而不可见的梦想。回归现实，耳濡目染的是惨烈持久的战争吞并、尔虞我诈。有治国抱负的人四处碰壁，郁郁不得志，而鸡鸣狗盗之辈却被尊为上宾。面对这些热闹与虚华，荀子洞悉深刻，“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夫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君主们言行不一，打着招募贤人的旗号，却专注于私利，礼义不备，刑政不平，亲佞人而远君子，如此又怎能期待天下归心呢？荀子的诘问正点中了诸侯的软肋，而这一深刻的论断也未尝不是他对于自己终生不得志原因的总结。
　　君子士人既为国家道法之根本，而其人亦与礼法合而为一，成为万民师法的对象。因此，在荀子看来，君子本身也承担了引导、教化民众的职责。正是出于教化这一点，荀子以“尊严而惮”、“耆艾而信”、“诵说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论”为人师的四大必要条件。为人师者，既承担教化之责，便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而是化育万民，树立信仰，对社会风气有导引之责。因此，为师者于己，则须时时自我审视，思考生活中的精微道理，求得学识的精进；于人，则悉心教导，向求教之人讲解古代的经典，务求合乎真理道义，导人向善。
　　对于荀子不以博学为师，有人认为，乃是荀子重“道”而轻“术”的表现。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识的掌握固然重要，却始终不能穷尽。因此，树立正确严谨的治学之风，培养时时思考的良好习惯也许比所谓“博学”更为重要，而这些却往往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被忽视了。尤其是今天这个功利而浮躁的世界中，荀子的这番话，恰如当头棒喝，能使我们重新去思考一些渐渐淡忘却非常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