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歌《（正宫）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原文及赏析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历代封建王朝都妄自尊大，喜欢在自己的国号前加上一个“大”字。民歌借此反其意而用之，不仅在“元”的前面冠以“大”字，还加上了“堂堂”，极尽嘲讽之意。正是这个“堂堂大元”，邪恶当道，奸臣弄权。此歌笔锋直指上层统治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对“堂堂大元”揭露抨击的力度。
　　元朝上层统治者，专权蠹政，贪得无厌。全国搜刮来的钱财尚不够他们无限度地挥霍，于是就滥造纸币，使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小令中的“变钞”就是指此。更准确一点，是指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十一月实行的变钞。开河，是开疏黄河，治理黄河。由于黄河决口，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统治者强征民夫十五万人，派贾鲁主持治河，并以重兵监视。对“开河变钞”二事，当时的民谣《嘲诸司》已有揭露：“丞相做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红巾即红巾军。刘福通等在河北永年（今永定县）起义时，仅三千人，头裹红巾为号，称红巾军，后失败。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在家乡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县）重新组织起义军。元统治者极为害怕人民造反，一向禁止汉人（包括北中国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和南人（南中国的汉人）私藏武器，严禁人民集会。贾鲁开河虽有重兵监视，却为民工们提供了聚会的机会。刘福通等人预先在黄陵岗埋下一个石人，上面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挖河民工一看，立即奔走相告，积聚多年的满腔怒火终于喷发而出，不到半年时间，红巾军就发展到十余万人，其势如暴风骤雨不可阻挡，一直打到了元代国都大都附近，动摇了元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就是对这一段历史史实的真实写照。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一大句，前两小句与后一小句构成因果关系。元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把全国人民分成四等：头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汉人；四等是南人。蒙古人可以恣意横行，“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而汉人、南人行动都不得自由，一切都得在统治者监督下进行。元代法律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打死汉人、南人，只断惩出征；而汉人、南人打死蒙古人、色目人则判死刑。赋税多如牛毛，高利贷剥削尤为残酷。被人称为“羊羔儿息”的高利贷，一年之内则本息相等，一锭本钱十年竟得一千零二十四锭。“官法滥”的同时，更兼以“刑法重”。《辍耕录检田吏》中说：“官吏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窦娥冤》中说：“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台温处树旗谣》中说：“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官法滥”、“刑法重”如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人民的头上，大规模地爆发起义，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了。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句式与前一大句同。“人吃人”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钞买钞”则与前句“变钞”相应。旧钞贬值后，元代统治者又发行新钞，强迫老百姓用旧钞去兑换新钞，以至货币失去信誉，成了废纸，民间只用货物交易。再加上河道失修，黄河屡屡决堤，造成了连年灾荒，于是就出现了元末常见的人吃人的惨状。“人吃人”为千古最惨事，“钞买钞”为千古最奇事，此惨此奇，谁人曾见？然而，在“堂堂大元”却屡见不鲜！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更深刻地揭露了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窦娥冤滚绣球》道：“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可见，元代原本就是一个不分好歹，错勘贤愚，混淆清浊，颠倒善恶的社会。
　　官是“合法”的贼，贼是不合法的“官”，他们的本质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民歌《江西福建怨谣》道：“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有哪个盗贼一次可以抢走万两黄金？奉使就能。这样的官其实比贼更残忍贪婪，更肆无忌惮，因为他有皇帝的丹诏和“大元”的苛律为护身符，并且洗劫一空之后，你还要感谢“恩至”呢。难怪《嘲廉访司官》（又名《解贼迎官诗》）也把贼和官放在一起：“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这些，都是对“贼做官，官做贼”的最好注解。
　　“哀哉可怜”一结句与首句“堂堂大元”遥遥呼应，由起首的反语讽刺而转为对元朝罪恶统治的彻底否定，表现了人民对“堂堂大元”的深恶痛绝。
　　这是一曲人民愤怒反抗元代反动统治的战歌。它不仅刻画了当时“人吃人，钞买钞”的社会黑暗现象，概括了“贼做官，官做贼”的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并尖锐地指出了“奸佞专权”、“开河变钞”、“官法滥”、“刑法重”是促成人民造反的直接原因。诗歌也唱出了人民迫切渴望元代统治者早日覆没的心愿。公元1351年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发动了起义，大半个中国立即卷入了农民战争之中。红巾军虽然终遭失败，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元帝国统治基础。直到公元1368年，佃农出身的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结束了元代近百年的罪恶统治，“堂堂大元”终于“呜呼哀哉”了。
　　这首《醉太平小令》艺术上也极有特色。它以明快犀利的语言，鞭挞了元代反动统治的罪恶，入木三分，讽刺辛辣。结构上也极为严谨。“奸佞专权”一小句在承继了“堂堂大元”的入骨嘲讽的同时，更是统领、生发了下文种种。开河的贾鲁是奸佞，几度变钞的是奸佞。正因为“奸佞专权”，才“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正因为：“奸佞专权”，才“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正因为“奸佞专权”，才导致了“人吃人，钞买钞”的极为凄惨、离奇之事。而以上种种，又无不众流归海束于“奸佞专权”。其实，当时最大的奸佞，是最高的统治者元帝。开河变钞也只是引起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索，而火药则是早已开始积蓄并已积蓄得满满的了。
　　在元代异族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双重统治下，元代人民终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反映现实生活的元代民谣也就多有金刚怒目的篇什，这在多以言情为基调的民歌中无疑是一种异响。而这首《醉太平小令》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无愧于元代民歌中的上品，是这异响中激昂入云的亮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