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叱咤风云》读后感

　　《叱咤风云》读后感
　　记得二十年前，我曾读过王林同志的《西安事变演义》前半部的打字稿，想不到一本书的出版竟是如此周折艰难，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有幸读到这本在旧稿基础是修改重写的《叱咤风云》。风岁月匆匆，时不再来，王林同志最初动手写这部书的时候，尚未及“知天命”之年，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却已成了年逾古稀的皤然老翁，连我这个后学都年近花甲，真不胜感慨系之！
　　然而，王林同志的宝刀不老，这有他的新作为证。在长篇小说《叱咤风云》里，我们感爱到一种青年的、向上的活力，它能使人心脏跳动频繁，血液循环加剧。我们随着作者那粗犷的、质朴的笔触，眼前立刻浮现出一片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作为一名读者，我是一口气把这部长篇读完的，如乘轻舟一叶，顺流而下，令人不断玩味“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
　　《叱咤风云》所反映的是众所周知的一段历史，即“九。一八”蒋介石拱手让出东北后，席卷神州大地的爱国热潮，以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的“双十二”张、杨“逼蒋抗日”的壮举。小说以浓墨重彩写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并真实而具体地塑造了许多历史人物：从发动“兵谏”的张学良、杨虎城，到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我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高唱“攘外必须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爱妻、亲信、爪牙，到亲日派头目何应钦。正因为这是一段大家所熟悉的历史，写起来难度也很大。一则，尽管以某一阶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只是小说，有艺术想象驰骋的余地，但在大的方面却不能违反历史事实，更不能凭主观随意性塑造历史上早有定评的人物；再则，以西安事变为题材的作品已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前唐人先生《金陵春梦》中的有关篇章，“文化大革命”后又有西安和甘肃两个话剧演出。这些作品，在群众中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再接触这一题材，就不能没有新的东西。
　　那么，王林同志的长篇小说，放在文学的、历史的天平上，应当是个什么分量呢？
　　一部书的成败，固然决定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功力，更决定于作者对生活熟悉的程度。王林同志正是一位在“九。一八”事变前加入党的老同志，那个时代的脉博跳动恰是作家本人的脉博跳动，那个时代的喜怒悲欢也恰是作者的喜怒悲欢。他不但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双十二”事变时期我党在东北军中的一个地下工作者，他在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自他的亲见亲闻。顺便说几句，“亲见亲闻”四个字，曹雪芹曾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大书特书，把他作为自己的创作准则，这四个字翻成现代语言，就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近年来，某些人以“解放思想”为名，似乎连这样的一条创作根本规律也要打破了，他们生编硬造，想入非非，猎奇斗艳，买空卖空，有时甚至以廉价的近乎娼妓的色相来取悦观众和读者。《叱咤风云》与上述这些东西完全相反，它高举民族正气的旗帜，植根于扎扎实实的历史土壤，并客观地、公正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只要小说中的生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回顾解放初期，王林出版他的第一部长篇《腹地》，反映了冀中“五一大扫荡”的残酷现实，很快就受到一位大批评家的严历指责：“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时光流逝了三十余年，这一批评人们早已淡忘了，但《腹地》中所反映的（尽管这种反映带有若干缺陷）的生活，在历史上并未改变它原来的面目：历史嘲弄了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批评。而王林本人更是“死而无悔”，依然沿着他那条“亲见亲闻”的创作道路前进。
　　小说自始至终贯串着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作者是怀着中华儿女的自豪与自尊来完成这部长篇的。除了那些汉奸、卖国贼、特务、、托派之外，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渗透到《叱咤风云》中每个人物中的血液里。从身负“剿匪”重任的三军主帅到被迫进关打内战的东北军士兵，从普通军官到妇女儿童，从进步的学生到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对于妄图灭我国家、毁我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都有决心“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一座新的长城”。这种爱国热情，通过书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形成了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火，照亮了整个的中国。也许有人会说，爱国主义已经是陈旧的、过时的观念了，难道社会主义时代还值得宣扬什么爱国主义吗？这是对爱国主义的误解，也是一种闭上眼睛不看现时的指责。爱国主义是每个民族的神圣感情，中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饱满热情，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没有这种爱，就没有民族的昌盛、祖国的富强。遗憾的是，有那么一些人，却已经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根本不知道爱国是一种什么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喝一口外国地沟脏水都比祖国的奶法甜，吃一口洋人的残羹剩饭也比祖国的稻米香，他们对外国由羡慕而崇拜，由崇拜而谄媚，直至出卖情报，出卖灵魂，出卖民族的尊严。对于这样的人，难道我们不应当大声疾呼，给他们注射一点爱国主义血清吗？尤其对于青少年一代，难道我们不应当对他们多进行一些爱国主义教育，来抵制崇洋媚外的毒菌吗？《叱咤风云》在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堪称一份良好的教材。
　　王林同志的小说创作，有他自己久已形成的独特风格，叙述近似人民喜闻乐见的古典说部，人物描写线条较粗，文字不求华丽，而重质朴，很少有细腻的心理刻画与情感挖掘，在把他所经历的生活进行艺术构思上，不喜过多张开想象的翅膀，而宁愿每一脚步都能踏在实处。他的作品往往因此被批评为有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他仍然继续走自己的路。公平的说，《叱咤风云》的题材和他浑厚的笔触是相适应的，在再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上，他都力求做到一个“真”字。他的笔墨吝啬于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恋、知识分子的苦闷，却不惜大块文章，明朗节奏，高歌时代的风云，犹如黄河怒吼，大江东去，形成了磅礴的气势。
　　《叱咤风云》中出现了众多的人物，均各有思想性格，各具神情姿态；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些小人物。那些东北军中的中下级军官，那些忍受家亡国破之痛又被驱赶到内战前线的士兵，那些随着丈夫流落关内的东北军眷属及天真的儿童，一般虽着笔不多，但都栩栩如生。相形之下，作者大力塑造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白山与红燕，倒显得有些平板、拒谨，缺乏虎虎生气。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应当承认，对于东北军军官、士兵及其家属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作者都是熟悉的，对后者甚至比对前者更要熟悉一些，而在作品中的表现，后者反不如前者生动，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我以为是作者的笔未能充分放开的原故。自从《腹地》挨了棍棒以后，尽管作者对那种粗暴的批评深恶痛绝，但不能不承认，作家的胆子变得小了，在塑造共产党员形象方面，有着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致使他的第二部长篇《站起来的人民》多少有些四平八稳的趋向。《叱咤风云》定稿于粉碎“四人帮”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特别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使我的思想得到解放，才放开胆子重新加工。”话虽如此，一个人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要想从这种禁锢中完全解放出来，也并非轻而易举。我们平时常说的“心有余悸”，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正是如此，作者每当写到白山和洪燕时，便透露出一种本能的瞻前顾后，不敢放马奔驰，生恐有损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我在这里需要马上声明的是，作者笔下的白山和洪燕决不是概念化的产物，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只是按照作者的生活经历与艺术修养，这两个人物是有可能比现在写的更好一些的。当然，从古往今来的艺术实践中考察，这都是一个难题，许多作家都曾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绞尽脑汁，结果反不如费力不多的次要人物更有艺术生命力，王林同志恐怕也还没有突破这一困境。
　　在《叱咤风云》中，最能吸引读者的，当首推几个历史人物。周恩来同志的从容镇定、高瞻远瞩、爱憎分明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爱国将张学良的豪爽、杨虎城的深谋远虑以及独夫蒋介石的狡诈阴毒、背信弃义，也都历历如在目前。如果我们要求得更高一些，那就是，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塑造，还应当多少增添一些工笔：在粗线条上适当加入一些细线条，会使许多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更有风采，更觉婀娜多姿态。这里面，特别使我这个读者感到不太满足的是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的延安之会，以及周恩来同志与蒋介石的西安重逢。前者是确定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时刻，后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合合作的新起点。在这两个非同寻常的场合里，许多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色调，都各自在不同的人物的身上、不同的时间空间，充分显现出来了，正是笔饱墨酣地塑造这些历史人物的大好时机，却被作者轻轻地放过了。这在作者，有可能担心于过细地描写与作品的整个基调不合；其实这是一种过滤。以《水浒传》之粗，常常粗中有细，以《红楼梦》之细，又常常细中有粗，一幅历史画卷，倘若都是一色笔墨，反而免于单调了。
　　以上这些粗浅之见未必妥当，更难免有吹毛求疵之嫌，我还要郑重地说，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如饥似渴般地读完《叱咤风云》的。我从王林〔荫道位老作家的身上学到了刻苦勤奋、百折不饶以及对待艺术问题的虚怀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