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探讨文史理论的专著。清章学诚撰。此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嘉庆六年（1801）方大体定稿。作者生前恐此书论点“惊世骇俗”，仅选印了部分“近情而可听者”向有关人征询意见。全书正式刊刻于道光十二年（1832），是章学诚之子章华绂在大梁（开封）刊刻的，故称“大梁本”，共8卷，分《内篇》5卷，《外篇》3卷。其后，杭州书局、成都志古堂、广州粤雅堂以及贵阳王秉恩等又据“犬梁本”翻刻了几种。光绪间，江标有《文史通义补编》1卷，收入《灵鹣阁丛书》之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丰城余氏宝墨斋又合刻《文史通义正补编》9卷。民国初，刘承幹嘉业堂据旧抄本及章学诚故友王宗炎所编旧目重刻《文史通义》9卷，较之“大梁本”增《内篇》1篇、《补遗》8篇，这是旧时的善本。目前通行本为1956年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刘公纯标点本以及1961年中华书局重印的刘公纯标点本，二书底本皆为嘉业堂刻本，并增益了192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集刊》所载的《章氏遗书逸篇》，作为《补遗续》附书后。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方志学家。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曾任国子监典籍。自以迂拘，不合世用，乃穷毕生精力于治史、修志、讲学。先后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又应南北方志馆的邀请，先后纂修或参修了《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湖北通志》、《广济县志》等方志。同时，著有《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等论文，总结前人编纂方志的得失，对方志理论进行深入探索，建立了一整套方志学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文史通义》是继唐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专著，书中兼及诗文、经学，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主张史学应着眼“经世致用”，既反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又反对一味寻章摘句，烦琐考证；他提倡“六经皆史”，并进一步指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不但扩大了史学研究与应用范围，而且冲破了昔日俗儒人为设立的神圣藩篱经学；他在刘知几史才、史学、史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认为史家不但应具才、学、识三长，还应讲求职业道德，唯四者有机结合，方能成为良史；他还辨明了“记注”与“著述”二种体裁的本质区别，认为前者不过是排比史料，述而不作，而后者则是一家之言，独断之学。此外，章学诚还在校勘学、目录学上有较大贡献，所著《校雠通义》、《史籍考》等书皆是各自领域中的重要著作。
　　《文史通义》9卷，约24万字。正文分为：《内篇》，含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经解上、中、下12篇；《内篇二》含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浙东学术，朱陆（附书朱陆篇后），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15篇；《内篇三》含辨似，繁称，匡谬，质性，黠陋，俗嫌，鍼名，砭异，砭俗9篇；《内篇四》含所见，言公上、中、下，说林，知难，释通，申郑，答客问上、中、下，横通12篇；《内篇五》含史德，史释，史注，传记、习固、士习（文阙），诗话（附书坊刻书话后，题随园诗话），妇学（附妇学篇书后）8篇；《内篇六》含文集，答问，篇卷，天喻，师说，假年，博杂，同居，感遇，感赋，杂说11篇。《外篇一》含立言有本，述学驳文，淮南子洪保辨，论文辨伪，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史学例议上、下，史篇别录例议8篇；《外篇二》含三史同姓名录序，史姓韵编序，藉书园书目叙，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唐书纠谬书后，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书贯道堂文集后，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书郎通议墓志后，朱先生墓志书后，说文字原课本书后，郑学斋记书后，读史通，驳孙何碑解，驳张符骧论文，评沈梅村古文，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墓铭辨例，通说为邱君题南乐书舍21篇；《外篇三》含报黄大俞先生，报谢文学，论文上弇山尚书，与吴胥石简，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答邵二云，与邵二云论学，与邵二云，与邵二云论文，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与邵二云论文书，与邵二云论学，与邵二云书，与史余村，又与史余村，与史余村论文，与史余村简，与汪龙庄书，与胡雒君，与胡雒君论文，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答沈枫墀论学，与陈鉴亭论学，报孙渊如书，与周永清论文，又与永清论文，答周永清辨论文法，答周筤谷论课蒙书，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与林秀才，与刘宝七昆弟论家传书，答某友清碑志书，与族孙守一论史表，答大儿贻选问，家书一、二、三、四、五、六、七，杂说上、中、下45篇。《补遗》含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上朱大司马论文，评沈梅村古文，与邵二云论文，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与史余村论文，又与史余村，答陈鉴亭8篇。《补遗续》含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又与朱少白论文，又与朱少白，与史余村，答邵二云5篇。
　　《文史通义》比较全面、综合地论述了经、史、诗、文几大领域的理论问题，对古今学术思想几乎作了一个总的批判，故它不但是史学批评的名著，而且也是文学评论中的佳作。书中许多论点，如“六经皆史”，“史德”，史著义例等，都对后人有颇大影响，此书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
　　《文史通义》在未正式刊布之前，就已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如邵晋涵对此书极为推崇，认为“探其胸中所言”。但由于此书至章学诚死后31年方正式问世，故人们对其价值的比较广泛、深入的认识与研究已是清末民初了。首先是江标、刘承斡等人对《文史通义》的校订、增删，从而为后人提供了此书较完整的版本。其后，日本的内藤虎次郎，以及胡适、姚名达又分别为章学诚撰了年谱，其中尤以姚名达的订补本为佳，谱中比较详尽地考证了谱主撰《文史通义》的有关史事及思想。对《文史通义》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主要有吕思勉《文史通义评》专文及附录《章学诚之史学思想》，张舜徽《〈文史通义〉平议》，二文的特点均是逐篇评点，阐发其要点大义，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仓修良有《章学诚与〈文史通义〉》专著，主要是概括分析、考证章氏撰《文史通义》的活动、目的及本书的内容、版本、学术思想与地位等。此外，随着近八、九年来我国新修方志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有关学人从方志学的角度研究《文史通义》（特别是“大梁本”）的学术活动大为深入，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