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疾病与死亡简史：过去与未来的致命威胁

　　世上最伟大城市的消失
　　1861年，一个叫穆奥的法国生物学家闯进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但又有风险的世界：当时法属印支半岛的高棉，目的是为了寻找珍奇蝴蝶的标本。
　　这位生物学家雇请了四名当地土著人充当随从，开始进入一大片阴暗深沉的丛林区，他心中挂念的只是能捕获一只稀世罕见的蝴蝶品种，让世人惊奇。他们一行沿着中南半岛的湄公河逆流而上，约走了480千米，然后利用小船由湄公河支流深入内地，到达高棉的金边湖。一路上的奇景异兽使墨奥特开足了眼界，太多少见的植物、昆虫在这未开化的丛林地带，展现生命的光彩。然而随行的土著人似乎很烦躁，甚至有些恐惧，在走了一大段路后，他们竟然停了下来，不愿再向前走。他们说前面那座密林里藏着许多幽灵，不但会令人迷路，还会用可怕的毒气把人杀死，就是因为丛林里有魔鬼的咒语，所以几百年来一座大城堡一直没有人住。
　　穆奥以威胁和利诱迫使带路的土著人带领他进入茂密丛林，在准备返回的最后一天，忽然看到五座石塔呈现在他们眼前，尤以中央那座最高、最宏伟，塔尖映在夕阳里，闪闪发光。这就是闻名的吴哥城，古名禄兀。
　　吴哥城据说是由个叫做吉篾的东南亚民族所建，时间大概从公元802年起，那时阔耶跋摩二世建立了辉煌的高棉帝国，繁荣昌盛达6百年之久。在12世纪时，吴哥建筑达到了艺术上的高潮：占地面积东西长1040米，南北长820米，堪称一座雄伟庄严的城市，几百座大胆设计的宝塔林立，周围更有宽200米的灌溉沟渠，好像一条“护城河”，守卫着吴哥城。建筑物上刻有许多仙女、大象及其他浮雕，尤以172个人的“首级像”显得庄严雄伟。在这座古城中有寺庙、宫殿、图书馆、浴场、纪念塔及回廊，表示当年在此兴建都市的民族必定是个文化颇为发达并有高超建筑技术的民族，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宏伟壮观的建筑之一。
　　吴哥城如此之宏伟壮观，却在15世纪初突然人去城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吴哥城变成了树木和杂草丛生的林莽与荒原，只有座曾经辉煌的古城隐藏在其中。直到19世纪穆奥发现这个遗迹以前，连柬埔寨当地的居民对此都无所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哥是工业革命前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比现代的纽约市还大。这个由寺庙及住宅组成的建筑群，最鼎盛时期有75万人生活在其中。但最终却一股脑地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有很多人提出自己的理论和见解，试着回答为何这个巨型城市居民要弃城而去之谜，但没有谁最终给出确切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有人认为是外敌的入侵所致，但外敌入侵可能导致王朝的改朝换代，却无法使个民族的人民统统消失。后来，有多数学者认为生态压力对于高棉首都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要养活75万人以及支撑吴哥复杂的政治与宗教基本架构，一如当今的任何城市，都需要巨大无比的天然资源。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资源就是水不仅是居民用水，也是水稻田用水。
　　在韦尔斯的专著《潘多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中，作者这样写道：在14到17世纪的中世纪小冰河期结束时，北半球气候的改变，可能影响了东南亚的雨季，而导致吴哥缺水，一些稻田因为供水不足而休耕。由于气候变得更加严峻，宗教信仰也在这段时间发生改变，某些居民可能因此离开高棉帝国的首都。不过由于人所设计的景观，可能也成了意料之外的推手。
　　这个“意料之外的推手”是谁？韦尔斯的答案是：疟疾。对，是疟疾。
　　众所周知，在病媒传染的人类疾病里，疟疾是最为人所知的一种；疟疾的病媒就是蚊子，特别是疟蚊这一属的蚊子，雌性疟蚊为了要有足够的氨基酸以供产卵，会利用类似皮下注射针头的口器，吸取哺乳动物的血。为了不让受害者的血液凝结，阻碍疟蚊的吸血装置，疟蚊会把少量带有抗凝血剂的唾液，注入受害者的组织。这种做法可让疟蚊不受限制地吸取受害动物的血，同时也提供了微生物在宿主间移动的绝佳机会。
　　如今都知道，疟疾是由疟原虫这一属的原生动物所引起的。当疟原虫感染的动物遭嗜血的雌性疟蚊叮咬时，动物身上带有疟原虫的血液将进入疟蚊的唾液里，然后再由疟蚊注射给下一个遭受叮咬的动物。于是，疟疾就爆发流行了，这个祸害每年可以夺去数以百万计的人命。
　　1992年，另一个法国人、流行病学家威尔哈吉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吴哥的水稻田之所以遭到废弃，是因为那里提供了疟蚊完美的繁殖场所。随着传递疟疾的蚊种数量增加，人类也就随之遭殃。更多的人死于疟疾或被迫逃离吴哥。于是，在几个世代的时间里，吴哥城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就变成了一座空城，亦是一座殇城。
　　专家们认为疟疾是可能促成世上最伟大城毁灭的推手。同时，专家们对疟原虫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现：恶性疟原虫全球族群开始分歧，至少已有五万年的历史，恶性疟原虫引起的疟疾是最危险的一种。而这个时间点显示早期人类离开非洲走上殖民全球的旅程时，是带着非洲疟疾同行的。而恶性疟疾在过去一万年间从非洲向外的大幅扩张，与新石器时代农业扩张的时间相同。
　　韦尔斯说，疟疾是个非常古老的疾病，好几万年前就可能在热带地区的狩猎采集当中肆虐；等到人类定居下来从事农牧业后，疟疾进一步成为人类更大的威胁。虽说部分成因是农业社会人口密度的增加，还有一部分也可能归咎于农作采用的方法，特别是早期农人选择疟疾肆虐的地区，改变自然景观作为农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更多人感染上疟疾。
　　当时的吴哥城是如何做的呢？在森林当中开辟空旷农地（类似热带非洲），修筑蓄水池与水流缓慢的运河（类似中东地区），都将提供疟蚊理想的繁殖场所。疟蚊需要在有阳光照射的浅水中繁殖，在农业兴起前的时代，并没有那么多的水塘。一旦人类开始铲平树林、种植谷物，这些虫子就变得常见了。于是，流行病就出现了。
　　如果说河流是传染病传播流行扩散通道的话，当代社会的传染病传播流行扩散的通道无疑就是海陆空的立体交通方式了。相应的，更多的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就接踵而至了，人类开始不胜其烦，麻烦不断。更多有时候，科学研究是滞后于病毒变异的速度的。
　　传染病与人类的动物驯化是并行的
　　2003年的SARS肯定令我们记忆犹新，尤其是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的时刻。
　　SARS最让人惊讶的是病毒的传播速度特别快。这个病毒的起源是2002年末，从动物宿主跳到了人身上，到了03年3月下旬，病毒就已经传到了加拿大、瑞士、南非等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
　　尽管从事后来看，SARS并不算是最厉害的杀手，但它当年所引发的恐慌与妄想以及破坏力还是惊人的，造成了亚洲许多公司行号与几家航空公司倒闭。是的，SARS的致死率是1918年至1919年间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流感病毒的三到四倍，但比起来许多其他疾病来，它的致死率并不是最高的。更厉害的病毒是伊波拉病毒（埃博拉病毒）、拉萨病毒、马堡病毒等，致死率是接近百分之百的。幸好是这种厉害的病毒的爆发是有局限性的，传播不易，所以对人类的威胁性似乎不那么强。
　　但H5N1禽流感病毒就不一样了。禽流感最早是由人类与禽类的密切接触而感染上的，这种接触通常发生在农场与农贸市场。禽流感最早出现在中国及东南亚，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常见。
　　流感病毒是一种RNA病毒，它的遗传物质都在RNA上，外面套了件蛋白质外套，外套上长满了各种突起。这种病毒的家族大致可分为甲型，乙型和丙型三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甲流，乙流和丙流的元凶，其中最厉害、恶名最大的要属甲流病毒。那些耳熟能详的禽流感、猪流感、还有H7N9等等，统统都是甲流病毒惹的祸。甲流病毒传染性最强，致死率最高，可是赤裸裸的瘟神一枚。
　　尽管与埃博拉病毒相比，大多数的流感病毒致死率相对不那么高，但是其传染力极强，能快速形成大爆发。历史上，流感被称为“死亡幽灵”，曾经扫荡全球，造成上千万人口的死亡。西方文献共记载了31次流感大流行，其中：
　　1742年1743年的流感爆发涉及了90的东欧人；
　　1889年，一场“俄国流感”仅用4个月就传遍全球，导致约100万人丧生；
　　1918年至1920年，世界上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严重流感大流行西班牙流感，此次流感广泛波及世界各地，几年内共出现了三次流行高潮，临床发病率高达40以上，并出现多种类型的肺炎并发症，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2000万4000万人死亡，大大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致的死亡人数（850万人）。
　　最近一百年来，每隔10～20年，流感就会出现一次大爆发。
　　最可怕之处，是流感病毒的变异速度很快，种类繁多。每年引起流感的病毒并不相同的，因此，疫苗的保护时效和保护能力都有限，尚未有一次接种就能终身免疫的流感疫苗。因此，禽流感也被视为流感中的头号“坏小孩”！
　　至于埃博拉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病毒，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旧称扎伊尔）的埃博拉河地区发现它的存在后，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埃博拉”由此而得名。是一个用来称呼一群属于纤维病毒科埃博拉病毒属下数种病毒的通用术语。这种病毒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其引起的埃博拉出血热（EBHF）是当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感染者症状与同为纤维病毒科的马尔堡病毒极为相似，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等。死亡率在50至90之间，致死原因主要为中风、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发性器官衰竭。
　　值得一提的是，埃博拉病毒，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艾滋病为3级，SARS为3级，级数越大防护越严格）。病毒潜伏期可达2至21天，但通常只有5天至10天。
　　欣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12月23日宣布，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研发的疫苗可实现高效防护埃博拉病毒。
　　但世界上依然有很多病毒需要人类去勇敢面对，人类依旧时刻警惕再发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来袭，比如此次的新冠病毒其实就是03年SARS病毒的“孪生姐妹”。
　　有资料显示，全世界60亿人口中，每小时约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单就中国而言，面临着有些已经控制的传染病卷土重来，如结核、脊髓灰质炎；重要传染病依然活跃，发病率不断上升，具有潜在突发和爆发流行的危险，如AIDS、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等；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如SARS、禽流感等。
　　世界也是如此，同样面对这样的挑战。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09年3月起源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散播到全球200多个国家，造成全球上万人的死亡，全球旅客量急跌2530，全球经济损失超过2万亿美元。
　　再发传染病也不容忽视。比如，以结核病为例，中国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每年新发肺结核患者为100万例，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约10万例，广泛耐药肺结核患者约1万例。
　　人类时刻遭遇着传染病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
　　瘟疫与人：流行病威胁的背后
　　加拿大裔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书，轰动业界。这本书的名字叫《瘟疫与人》。作者在这本书里探讨了疾病特别是流行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对，受此影响的戴蒙德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成为诸多后续之作里最出名的一本。
　　麦克尼尔认为疾病一向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催化剂。他提出了开创性的证据，来解释蒙古帝国在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大流行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欧亚大陆的各种疾病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各帝国上所具有的重要性。
　　在《瘟疫与人》这本书里，麦克尼尔追溯了许多常见疾病的起源，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变动在面积不怎么大的地方生活的人口不断增加，使得疾病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加速，以及没有受过传染的人数量足够多，足以让流行病现身。然而最重要的因素，或许就是动物的驯化。
　　韦尔斯在其著作《潘多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中也这样写道：当人类族群的数量在农业社会初期增加之后，狩猎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项。一如会结出种子或果实的野生草类，野生动物的供应量也受到大地容纳生物的负荷量所限制。那也就是说，许多动物因捕猎过度，很快地濒临绝种。创造稳定食物供应的需求，使得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人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开始从动物的野生始祖驯化出绵羊、山羊、猪与牛，东南亚地区的人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开始驯化鸡。这种做法让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了稳定的肉类供应，同时也使得大量的人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起，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环境。
　　于是，人和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聚落里。于是，人类染上疾病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原本将动物作为宿主的微生物们乐坏了：它们有了新的宿主。
　　正如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写道，人类与豢养动物共通的疾病里，在鸡的身上有26种，猪有42种，绵羊与山羊有46种，牛有50种。18世纪疫苗发明之前，危害人类的恶疾大多是从人所饲养的农场动物输入，包括麻疹、结核、天花以及流行性感冒。鼠疫则是从寄生在鼠类身上的跳蚤传染给人，而这些鼠类则藏身于人类生活环境里。人畜共通疾病，一直流行在新石器时代。
　　的确，动物在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发展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某些疾病原先仅存在动物间进行传播，但后来由于基因的变异，导致人类被感染。如艾滋病原是非洲灵长类动物的疾病；疯牛病和禽流感则分别是奶牛和家禽的疾病；埃博拉出血热是非洲猎人吃了得病的野兽肉后患上的；而尼帕病毒脑炎是带有该病毒的蝙蝠将病毒传给猪又传给人引起的。如发生在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据美国科学家研究显示，此种病毒很可能源自鸟类，实际上禽流感的变异，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被感染的患者达到7亿人以上，发病率约2040，死亡人数达40005000多万。
　　同时，新发传染病传播范围广，不易控制，传播速度还迅速。如西尼罗河出血热原发于非洲，鸟类是其储存宿主，鸟类的大规模迁徙将该病毒带至世界各地，1999年美国发生西尼罗河出血热的小范围暴发。此外，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和国际间的交流也是新发传染病迅速在全球蔓延的重要因素。
　　此前最让国人难忘的就是如2003年春季，在全球发生的严重畸形呼吸综合症（SARS）疫情，2003年12月中旬后，由H5N1禽流感病毒引起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爆发，均造成人员的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就国内24个省区市先后发现非典型肺炎疫情，共波及266个县和市（区）。截止8月16日10时，我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造成伤亡以及经济的巨大损失。
　　这一次，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开始记住了另一个病毒和疾病：新冠病毒被命名为SARSCoV2，疾病名称为COVID19。这次病毒疫情，更加来势汹汹。
　　还是作家毕淑敏说的好，病毒远远比人类更为古老。如果一定非要说谁是地球主人，病毒一定比我们更有资格。病毒肆虐，它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异？为何从原来的状态奔逸而出，疯狂地侵袭损害人类？我们如何与大自然的各种生物和平共处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不然的话，灾难骤起时，我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灾难离开时，我们也不清楚它因何而去。我们更不知道的是下一次它会不会再来？人类生活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中。
　　在农业之前，人类又是因何而死？
　　是的，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人难道就没有疾病吗？怎么会没有呢！最大的疾病就是绦虫这种肉眼可见的大型寄生虫。
　　被这种寄生虫感染的人群中大多数除了疲倦外，并不会造成身体太大的不适，比如高烧、器官衰竭以及死亡等让人衰弱的急性症状。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寄生虫已经与宿主人类共同演化了好久时间，总不能把宿主也干掉了，自己也完蛋了。所以，一切都差不多就成了。
　　但某个新疾病在先前没有接触过的族群突然爆发时，通常就会引起包括死亡在内的极端后果，传播速度还快。比如，此次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满意，就是如此。
　　如果说大型寄生虫并没有在旧石器时代造成显著的人类死亡率，同时大多数能引起疾病的微生物还没有机会从动物传到人身上，那我们靠狩猎采集为生的老祖宗究竟是死于什么原因呢？
　　韦尔斯说，根据英国演化生物学家霍尔丹的看法，外伤是整个人类史上最有可能的致死因素。更加直接的说，无论是战争、狩猎、磕绊、分娩、打斗等引发的“伤口的感染”，一直是造成狩猎采集族生病与死亡的主因。
　　因此，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一路到现代，一共有三波造成死亡的模式：
　　第一波是外伤。第二波是传染病。第三波则从20世纪中叶在发达国家开始的，这些国家由于疫苗接种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已将传染病的威胁降低到很小程度，人类因此而遏制了外伤与传染病的联手威胁，但慢性疾病开始成为更大的威胁，比如癌症、糖尿病、高血压、中风等等。
　　比如，其实在中国80的死亡和86的疾病负担来自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每年大约600万人口死于烟草暴露；每年约320万人口死于缺乏运动；每年约230万人死于酒精的有害使用；不健康的膳食结构使心血管疾病和肿瘤呈上升趋势；每年至少280万人口死于超重或肥胖；高胆固醇血症每年可导致260万人死亡；癌症相关感染造成每年至少200万癌症病例发生。而且，这些危险因素还在持续上升，因为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2020年新型肺炎公开者死亡病例梳理也显示，均有基础疾病。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的致命性除了传播速度快之外，还加剧了感染者的基础病的病发，从而导致危险性。因此，专家们一再呼吁要加强自身的免疫力。同时，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也是病毒性肺炎的高发时期。
　　总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和的确正面临着疾病谱改变带来的双重疾病负担：一个是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另一个是慢性非传染疾病和危害。其中，在新发和再发传染病方面，往往具有人兽共患、传播方式多样化、传播速度快、病原体变异性强、人群普遍易感等特点，比如此次的新冠病毒肺炎，以及此前的甲型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病毒等。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也加剧了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
　　而传染病仍是过去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最大的威胁。特别是其中一种传染病，比所有其他疾病都夺走更多人命，造成每年超过两百万人死亡，当中90是不满五岁的非洲孩童，这种疾病就是疟疾。
　　无论如何，疾病浪潮仍无可避免
　　“终究，几乎每一个影响现代人的重大疾病，不论是由细菌、病毒与寄生虫引起，或是非传染性疾病，根源都在于人体的生物学与农业兴起后人类创造的世界之间，有所扞格。疟疾、流感、艾滋病、糖尿病等，都只有在人口密集、大批饲养家禽家畜，以及流行性高的现代社会，才变成全球性的重大恶疾。这是个让人警醒的事实，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我们正在创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韦尔斯如此问道。
　　除了传染病与慢性病之外，对人类的新威胁还有什么？精神疾病！
　　根据世卫组织的估计，精神疾病将是人类第二大死因。没错，是第二大死因，只落于心脏病之后。全球有超过四亿人受到从癫痫到精神分裂到抑郁不等的疾病侵扰。自杀率逐渐攀高，每年超过上百万人自行结束生命，人数比谋杀或战争造成的还要多。
　　越是经济越发达，科技越先进，生活越富裕的国家和地区，精神疾病越成为新的知名杀手。单是科技、金钱与权贵身份地位，并没有让人更快乐，更安全。
　　毋庸置疑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们，正陷入精神健康低落的危险泥沼之中。正如我们此时此刻所担心的那样：我们不会疯了吧？！
　　特别鸣谢重要引用资料
　　1，斯宾塞。韦尔斯所著《潘多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
　　2，麦克尼尔所著《瘟疫与人》。
　　3，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公共卫生概述》。
　　4，与吴哥建筑群以及禽流感等方面的相关文章和公开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