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21世纪中国哲学新形态

　　90年代以来，我有幸多次向张岱年先生、黄楠森先生请教中国哲学走向问题。
　　1993年4月，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约请黄楠森和我们几位北大、人大研究哲学的同志，共同探讨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问题，后来他把这个想法概括为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大成智慧学。
　　21世纪中国哲学向何处去？
　　思想主潮既不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保守主义儒学复旧论，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论。这就是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大道，创造富于时代精神、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也是融会“中西马”的大成智慧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深刻认识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特别要正确处理以下五个全局问题：
　　（一）关键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智慧流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也是集中体现民族精神的民族智慧；西方近现代哲学则代表了一种异质文化的外来智慧，集中体现了近代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化的科学成果与时代精神。因而，三者之间不是简单平列关系，而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融会中西，综合创新，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三者之间，在哲学问题、哲学智慧、时代精神、文明走向上，有深刻共性；三者之间，在语言风格、表述方式、哲学范畴、哲学体系上，又各有鲜明特色。
　　因此，把三者熔为一炉，有所创新，是艰苦细致的漫长历史过程。
　　（二）前提问题：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近些年来，有两个公式相当流行：“社会主义僵化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教条主义僵化公式”。这两个公式都是似是而非、根本错误的。
　　必须分清马克思主义史150年长河中的两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本质上是活生生的、富于创造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水平的活智慧；而与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相联系的“左”的教条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支流岔道。
　　我们必须抛掉僵化模式、教条主义的脏水，同时保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新生婴儿！
　　为了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我们必须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
　　当前特别应当抓住三个主要生长点，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活水：
　　早年马克思三大“手稿”、一个“提纲”中的实践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起点；中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的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主体；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一直贯穿到晚年马克思四大笔记中的世界史观这是唯物史观的深化发展。
　　（三）尖锐问题：如何正确借鉴西方哲学？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嬗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七大转向，值得我们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借鉴：第一，主体性转向。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主题、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主题，转向主体论主题，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代表了这种走向，并且更加注重人的主体性中的感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第二，科技革命转向。出现了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维纳、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人先后开创了富有哲学色彩的纵断科学，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混沌理论、突变理论等；第三，日常生活转向。从胡塞尔等人开始，要求哲学关注点从玄而又玄的本体论、认识论，转向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第四，语言符号转向。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开始，一直到德里达、利科、伽达默尔、波普，从主客体关系的两极，转向作为反映形式与中介系统的语言符号系统及语言符号解释活动；第五，交往活动转向。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重点转向交往活动研究，开始触及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问题；第六，价值观转向。韦伯、爱因斯坦等人都呼唤哲学重心要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罗尔斯的正义论、麦金太尔的至善论，要求超越西方近代以来的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实用主义价值观；第七，融会东西转向。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到汤因比、李约瑟等人，都要求超越单一西方中心论，走向东西哲学、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全球化趋势与知识经济的提出，更推动了这种转向。
　　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四个核心观念上有根本局限，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一是片面狭隘的哲学观，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主流思想都否定哲学首先是世界观、本体论、存在论，当然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二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三是单纯功利主义乃至实用主义价值观；四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观、政治观、国家观。
　　（四）焦点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哲学？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必须做出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即代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活东西；代表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的死东西。
　　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死东西占上风只有宋代以后几百年，不占主流；中国古典哲学，本质上是具有永久魅力的民族智慧、民族瑰宝。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在西欧产生，德国古典哲学是其三大理论来源之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古典哲学应当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民族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最早在西方播种，却在东方中国首先收获，绝非完全出于偶然。中华智慧的闪光点，正是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结合点。这里列出十个要点：（1）实事求是的唯物论；（2）阴阳交合的辩证法；（3）以和为贵的价值观；（4）天人合一的宇宙观；（5）知行合一的实践观；（6）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7）生生不息的持续发展观；（8）尊爱非攻的永久和平观；（9）注重综合的系统整体观；（10）协和万邦的天下观。
　　（五）迫切问题：如何深入发掘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大智慧？
　　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着富于时代精神、民族特色、个性魅力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层面去深入发掘：一个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两个方面，就是义利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改革开放的具体辩证法；六块基石，就是知行统一的实践观虚实统一的唯物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台阶式与持续性统一的发展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全球史观；若干要点，还包括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邓小平理论中的大智慧，正是我们面向新世纪、融会中西马、创造新智慧的出发点和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