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明：现代新儒学的可能走向

　　形成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学确实有实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能够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现代新儒学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之一，以融会中西学术思想为基本特征，以发展人类精神文明为根本宗旨。它一方面面向世界，吸纳、理解、转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一方面基于时代的要求，反省、充实、推进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在现代获得新的表达方式。
　　转机：对五四时期批孔思潮的反弹
　　现代新儒学之所以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同当时已经形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有密切的关系。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抱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心态，有意无意地把西学理想化，将其看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常常把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把中学等同于旧学，把西学等同于新学，对儒家思想缺少应有的同情。之所以如此，同他们尚未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有关。
　　到五四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新式知识分子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改观。从人数上看，一大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人回国，从中国自己办的新式学校中也走出数量可观的毕业生。从质量上看，有一批在欧美取得高学历的学人回到祖国。他们对西方文化了解得比较深，发现西方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这种弊端看得更为清楚，逐步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重新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新学与旧学的关系，重新审视固有文化的价值。于是，从新式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涌现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他们就是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继他们之后，又出现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已由传统社会形态的“破坏”转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建设”。在辛亥革命以前，先进中国人关注的焦点是传统社会形态的“破坏”，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斗争。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成立，废除了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破坏”的目的应该说基本达到，可是中国的社会状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趋于恶化。打倒了一个清廷小皇帝，冒出了数十个土皇帝，军阀争战，接连不断。“无量黄金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仅有“破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着眼于“建设”。“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制度建设，也包括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至于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国人则不能从西方找到良方，必须进行独立的探索。现代新儒家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探索者。
　　现代新儒学思潮是对五四时期批孔思潮的反弹。从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的现代新儒家，认同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接纳现代性，有别于守旧派。他们拒斥全盘西化论，能够摆脱激进情绪的困扰，以理性的眼光和同情的态度看待儒学的价值，努力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有别于激进派。在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方面，他们是有贡献的。
　　外境：西方思想界出现价值迷失感
　　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同世界性文化批判思潮也有密切的关系。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世界哲学走入中国。我们考察现代新儒学，既要看到它兴起的国内背景，也要看到它的国际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更加表面化、尖锐化，这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弱点，于是形成世界性的文化批判思潮。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用“没落”一词形容当时西方人的思想状态。梁启超考察欧洲之后，在《欧游心影录》中作了这样的报导：“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盘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样是好。”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大问题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严重失衡。在现代西方思想界，批评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呈现出人本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
　　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大都把西方看成可以学习的“老师”，听到的只有赞扬西方现代文明的声音，而听不到批判的声音。梁启超把批判的声音传递到中国，自然会引起极大的震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西方思想界中出现的价值迷失感，使以价值理性为中心的儒学获得发展的契机。现代新儒家从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寻找现代转化的资源，创立出儒学的新形态。
　　内因：儒学有实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
　　形成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儒学确实有实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能够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既有时代性的一面，也有民族性的一面。因其有时代性，传统儒学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不能不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被帝王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发起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其实并不是对儒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把矛头指向传统儒学的历史局限性。李大钊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只抨击后者，而不是前者。五四时期对传统儒学的历史局限性的批判，贡献在于突显出儒学实行现代转换的必要性。
　　由于儒学有时代性的一面，必须清除历史灰尘，适应新时代要求不断作出新的诠释，从而促使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形成。由于儒学有民族性的一面，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如何发掘儒学体现时代精神的正面价值，将是一个恒久的课题。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现也是必然的。
　　从哲学的意义上看，任何社会组织必须有一套全体社会成员达成基本共识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这是每个民族所必不可少的文化共识。这种文化共识可以采用宗教的形式来表达，也可以采用非宗教的形式来表达。儒学有效地组织社会、安顿人生，已形成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儒学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不会因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终结。如何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克服传统儒学的局限性，走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误区，摆脱“左”的偏见，重估儒学的价值，开发儒学资源，培育适应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精神，将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
　　走向：多重向度进一步发展的态势
　　“现代新儒学”是指社会思想动向，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种种困难，但毕竟延续到今天，并且仍然保持着向多重向度进一步发展的态势。“现代新儒学”正在参与创造历史，已经进入“后新儒家”阶段，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文革”结束之后，“左”的思潮的干扰得以排除，学术界走出批孔的误区，相当多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诠释儒家思想。张岱年先生把儒学分为深、浅两个层面：维护等级制的思想，属于浅层的儒学；微言大义才属于深层的奥义。儒学的浅层思想应当批判，而儒学深层的奥义具有普适价值。他说：“儒家学说中确实具有一些微言大义，‘微言’即微妙之言，‘大义’即基本含义。微言大义即比较具有深奥精湛的思想，也就是儒学的深层义蕴。儒学是有时代性的，时至今日，儒学的许多观点（主要是浅层思想）都已过时了，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重要观点（主要是深层思想）却具有相对的‘普遍意义’，虽非具有永恒的价值，但至今仍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张岱年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诠释儒学的杰出代表。这种儒家解释学的讲法，可能代表着今后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的方向，将为现代新儒学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