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术和人情世故

　　在连续攻陷九江和安庆后，1862年，曾国藩令四弟曾国荃率湘军兵临金陵城下，与太平天国展开最后决战。
　　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三路兵团进军之策既定，他志在必得。
　　但金陵（今南京）这座龙盘虎踞的千年古都，并非只有六朝金粉和秦淮烟雨，它还有铜墙铁壁的防御工事和视死如归的守城军人。
　　九江和安庆的致胜经验在前，湘军仍然采用挖穴之法：将地道挖至城墙底下，施以炸药炸开缺口，从而发动总攻。
　　围城之日起，湘军就各个方向挖地道，持续不停挖地道
　　湖南人的耐得烦，霸得蛮，曾国荃体现淋漓尽致。
　　然而办法不是永远好用。第一，蒙头挖掘注定有挖过的风险，地道穿过城根进入城内，工兵露头便遭太平军痛击避不可避。
　　第二，地道挖深爆破起不了效果。地道挖浅草根被毁，地表草色变黄异于周遭，守军发现端倪，则以毒烟、沸水相迎。
　　第三，挖穴之法有其先天的不足：没有机械设备，仅凭人工进度缓慢。
　　一年过去，炸药消耗巨费、工兵死伤无数，粮草需求与日俱增，夺城之日却不得而知。
　　金陵战事的艰难和漫长，显然超出了曾国藩的预期。
　　而两翼兵团捷报传来，李鸿章三个月拿下苏州，左宗棠六个月夺回杭州，曾国藩喜忧参半。
　　喜的是免去了东南战场的后顾之忧，忧的是弟弟曾国荃始终攻城不下、处境尴尬。
　　同治帝上谕随即而至，询问曾国藩能否亲临金陵主持大局。虽然朝廷对战局不满意，曾国藩却担心临阵换帅影响其弟的信心。
　　他顶着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并没有马上催促前线的曾国荃，反而去信鼓励弟弟：戒骄戒躁，稳扎稳打。
　　1864年，淮军主帅李鸿章发来密函，曾氏兄弟肝胆俱裂：朝廷要淮军西进，有参与金陵会战的意图。
　　这是李鸿章的提前知会。
　　一个月后，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往金陵，会合曾国荃会师，已由暗示变为直接下令。
　　老板要的是最终结果，至于功出自何人之手，并不关心。但对于职业经理人曾国藩和李鸿章而言，这却是个不得不反复权衡的问题。
　　李鸿章已经完成交办任务，不代表老板可以任由他顾忌同事感受，不越界揽事。
　　围攻金陵缺少的，正是淮军的重型火炮，曾国藩客观上也没有理由拒绝同事的支援。
　　他只得去信开导，打下金陵无非占得美名而已，提前让弟弟有个心理准备。
　　但曾国藩的隐忍和格局，哪是曾国荃所能企及？
　　期间，逢人辄怒，遇事辄忧。
　　李鸿章知道，是该给曾氏兄弟表立场的时候了：不敢近而窥卧榻。他的处理不仅含有庙堂之术的高超，还有对人情世故的把握。
　　如果遵旨办事在平寇大功面前，他显然难逃争功夺利的嫌疑，引发湘淮两军的摩擦可以预料，更有甚者会破坏与曾国藩多年的师生情谊。
　　如果不出兵，恰恰是曾氏兄弟难以启齿却又求之不得的，这是个多大的人情。
　　要成全曾国荃的不世之功，还不能公开违抗朝廷的命令，李鸿章和曾国藩心领神会，开始默契配合。
　　李鸿章上书朝廷，多强调客观情况：淮军刚打完大战需要修整，江苏也要派兵驻守，少谈主观想法。
　　他不动声色，打定主意就是一个拖。
　　曾国藩紧随其后：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
　　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
　　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
　　曾国藩的奏书滴水不露，掌握主动。
　　他以理表达，本来有意请淮军来支援，这是在助剿问题上和朝廷保持步调一致。
　　但考虑到他们苦战积劳，李鸿章又为封疆大吏不宜随意驱使，故没有及时奏报。
　　体恤同僚，将调遣之权拱让朝廷，又高度体现了曾国藩对中央集权的尊重。
　　再以情来说，湘军久战无功已是汗颜，抱定决心破城雪耻，朝廷要去增援是不是也要考虑将士们的感受？
　　最后以进为退，呼吁朝廷尽快派遣李鸿章过来增援。
　　两份奏书中，一向顾盼自雄的李鸿章，此时却瞻前顾后；久战无果挂念军功的曾氏兄弟，却俨然以全局为重，胸襟宽广。
　　让人生疑，但两人摆事实讲道理，一唱一和，朝廷不得不接受：
　　形势使然，非如此不可。
　　然而借口总有个限度，抗旨也要拿捏火候，慈禧和奕可非等闲之辈，不会坐视金陵久攻不下。
　　1864年盛夏骄阳似火，湘军更是心急如焚，曾国荃召开战前动员声嘶力竭：他人至矣！辛苦二年，以与人耶！
　　金陵太平门城墙被炸开，湘军潮水般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