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难道古人不懂钱的好吗？

　　中国重农抑商的国策从秦朝时就确立了，而确立重农抑商国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农十分好理解，毕竟没有人种地，国家就没有粮食吃。那为为什么要抑商呢？原因就是为了重农跟重战。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业过于发达，那么百姓就会都去搞商业，农民和士兵就没有人愿意去干。如果一个国家商业氛围过浓，那么百姓就会不听朝廷号令，商业寡头就会跟国家争权夺利。《商君书》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当农民，最危险的工作是当士兵。要让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干最危险的事，国家就要讲求策略。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活着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则考虑身后名声。人民的名利从何而来，国家必须要好好思考。利益从种地而来，那么百姓争当农民；名誉从战功而来，那么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
　　秦国变法后，以农战为中心，全国围绕着农耕与战争转，为此专门颁布了《垦草令》、《农耕爵》、《军功爵》等法律。俗说话惩恶才能扬善，为了确保人民人人都志心于农耕和作战，就需要打压五类社会蛀虫。一方面提高农民、士兵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打击以商人为主的蛀虫，双管齐下自然能更好的推行农战国策。《商君书》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
　　上面一段话翻译今天的话来说：使用儒家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重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重用勇士侠客，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守法。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
　　由此可见古代为了保证百姓专心于农业和军争，就必须打压商人，否则百姓就不会去干最辛苦的事（务农），做最危险的工作（打仗）。那么重农与重商可否同时发展了，商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商君书》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上面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重农则不能重商，重商那么农业必定不兴旺。农业艰辛，从事农业的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少，那么农农就会吃亏，商人就会赚农民的血汗钱，长此以往国家必定穷弱至灭亡。国内发展商业一成，那么农业就会削弱十二成；国内发展十二成农业，那么可以从国外赚一成商业回来。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商业，那么商业、农业两败，国家穷弱至亡。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农业，那么国内商业、农业两兴，国家必定强大。
　　韩非子更是直接尖锐的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也就是说：国家富靠农民，国家强靠士兵，但是国君平时看重儒生，冷待农战之士，豢养门客侠士。如此作法，想将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厚待儒士侠客，国家有难时派农民、士兵上阵，平时获得利益的人在战时没用处，战时上阵的却在平时却没有获得利益。
　　古代由于受条件限止，只能重农重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抑商，否则国家必定削弱至亡。两宋兵魂销尽国魄空是最好的例子，宋朝的商业、儒学是最发达的，但是对外战争是最差劲的。
　　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难道不知钱的好吗？
　　一，要从人类的发展史上看的问题，最早人类捕猎，打鱼为生存的基础，随着人类发展人群越来越多，食物链就产生了供给困难，为了更好的适应人类发展，人类就是探索其他食物的替补，为农耕文化开启了人类发展篇章，看古代任何昌盛的王朝，他一定掌握了当时先进的农耕文明。
　　二，社会发展的定律，它一定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工业发展的前提，它必定是粮食供给充足，古时候粮食产量严重不足，无法供给大量人群的食用，在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一定是扶持农业，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元王朝的更替，都围绕着粮食。
　　三，抑商，还是为围绕着粮食产量不足，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开垦土地，就要限制人的流动量，商人是流动最活跃的，再加上古代信息不发达，交通又不方便，商人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社会就会更不稳定，经商的人多了又不生产，那粮食产量更不足，所以必须抑商。
　　四，不要疑惑古人的智慧，不要以现在的眼光看待古代的问题，要以古代，条件，时间，现实，与人类科技发展的进化去看待问题，无不反应抑商扶农是当时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当中，有一项国策贯彻始终，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时期，它一直是统治者最重视的政策。而这项被誉为国之根基的国策，就是重农抑商，或者说是抑商扶农。
　　众所周知，商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商品经济的繁荣往往会促进国力的增强。那么我们不禁发问，既然商业如此重要，古代却为何要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降低商人的地位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和地理条件。与欧洲面向大海的情况不同，中国是一个内陆大国，而且土地广阔、肥沃，比较容易通过农耕获取生活物资。在古代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地理位置闭塞的中国自然对外界知之甚少，而丰富的土地和资源则让先人们没有从事商业的必要性。
　　当然，如果只有这一点中国古代就实行重农抑商是说不通的，毕竟在汉唐以后，中国就与诸多外国建立了联系，而这些国家通过贸易所赚得的钱中国人不会没有看到。其实在商朝，许多商人都从事商业，而这也是商人称谓的由来。
　　然而在古代的统治者眼中，国家的财富是有限的，且都是王有的，而商人赚的钱越多，统治阶级的钱就会越少。而且商人还会与国家争夺山海陂泽之利。更让统治者无法接受的是，工商业的发展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商业越繁荣，放弃农业从事商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而大量的农田将会荒芜，这将动摇国家的根基。比如《汉书贡禹传》中就阐述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汉书食货志》里亦主张：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于是，封建社会开始寻找解决的方案，而最终的答案就是重农抑商。从先秦的奖耕战、抑商贾，到隋唐的崇本抑末，都是重农抑商思想的具体贯彻。即使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也实行了抑商和专卖法，官府垄断大量的行业。
　　而为了保证重农抑商政策的效果，官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限制商人的权利。因此直到清朝，许多商人即使富甲一方，但他们依旧渴望家族中出现一位士子，光耀门楣。
　　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不是简简单单的抑制商业的发展，而是均衡农业与商业的发展，保证国家的根基。而这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高度繁荣的原因。然而抑商扶农政策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它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近代以后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可以说离开了钱，生存都成了一个问题。钱的意义何在？钱其实就是生存所必须的资源。
　　脱离了自给自足的城市，对于货币的依赖程度就要大于农村或者庄园。可以说越是自给自足，对货币的依赖程度越低。中国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
　　货币的价值在于交换，如果没有了交换，货币也就失去了价值。自给自足就可以不需要通过货币进行交换就能获得生活资源，所以对钱的依赖性就大大降低了！
　　粮食则不然，无论是靠货币去换取，还是靠实物交换，粮食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尤其是我们这个以农耕为主体的社会形态。
　　粮食的产量，是由人口、品种还有种植技术决定的。由于当时的粮食作物和种植技术这两项因素决定，所以人口这个因素就变得特别重要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来保证粮食的产量。
　　这就是说商人必须有，但是不必太多，够用就行；而耕种者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人口。如何保证这个比例，重农抑商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用了奖励耕战。秦国奖励耕战的成功，更是大大刺激了后世对于农业的重视。
　　由于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应付这种战乱局面的最佳方法还是要扶持农民。鼓励农民耕种，就可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平时可以耕种，战时可以补充兵源。
　　商人们则不然，商人们没有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拥有很大的流动性。对于这种可以任意流动的人口，给国家的人口管理必然带来一定的困难。当有战争的时候，商人们要么发战争财，要么早就躲得远远的。既不能提供硬性的生活资源粮食，又不能作为兵源去补充兵力。
　　从这点来说，对于统治者来说，还是农民的价值大于商人。
　　所以中国历代重农抑商，就是要维持这种人口比例。当然商人们也不甘示弱，商人们便与官僚地主勾结起来，加剧了土地的兼并。这也是中国历史周而往复的一个原因。
　　【我喜欢以连续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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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围绕着重商、重农展开过一场大辩论。重商政策的代表人物是齐国的管仲，重农政策的代表人物是秦国的商鞅。
　　齐国通过管仲变法，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之霸主；秦国则通过商鞅变法，使得秦始皇灭掉六国，成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重农与重商，谁更具有说服力，结果一目了然。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除了极少数王朝没有打击工商业者之外，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难道说，秦国的重农抑商的胜利，真的就这么具有说服力？其实并非如此。商鞅在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时，成说过这么一句话：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什么意思呢？如果经商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商人就会放弃经商；商人放弃经商，就只能去种地。
　　人们到底是去种地、还是去经商，完全是一种逐利行为。
　　在商鞅的眼里，不论是重农还是重商，终究是要图一个利字。商人无利，自然就会跑到地里去当农民；管仲那边，也提出了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的主张，也就是怎么获利怎么来。
　　先秦时期，经济领域最厉害的两个大佬，虽然以完全相反的方法去治国，却达到了相同的目的富国强兵。
　　既然重商与重农都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什么2000多年来，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重农抑商，而不是商农并重呢？
　　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制约。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都是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无疑是铁和青铜为材料制成的耕犁和锄头。
　　要知道，在此之前的人们，为了喝一碗香喷喷的小米粥，可能要在森林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和老虎搏斗。侥幸逃过老虎的猎杀、捉到一只鹿子，才能去和农民置换一碗米，从而喝上小米粥。
　　以鹿子置换米，就是最原始的经商方式。
　　在原始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原始人，会蠢到用一根鹿角去和别人置换米尽管在今人看来鹿角是很珍贵的东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鹿角就是一堆烂骨头。（仅举例）
　　看来，古人经商以物易物，并非拿什么东西都能跟别人交换；能跟别人进行交换的物件，越具有普适性，就越容易被交换出去。比如说，鹿子的肉可以吃，那么想吃肉的人就会拿手里的东西跟他交换。
　　久而久之，当所有人都默认一种普适性的物件时，它就被称为货币，亦或是钱。
　　通常情况下，钱越多，能置换的物品也就越多。
　　在一些特殊的年份里，钱的作用就没那么普适性了。比如说上世纪中叶的中国，人们想要买东西，必须同时拿出钱和购物券。这个时候，钱多了有什么用呢？除了让人怀疑你是个小偷，怕是没别的用处。
　　可见，在古代中国，经商并不比种地省事儿。
　　古代制盐
　　自古而今，在钱之上，还有一种最具普适性的东西，那就是粮食和盐。
　　管仲变法主张重商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管仲的商业头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齐国掌控了春秋时期最重要的的战略物资之一盐。
　　在统治者看来，钱和粮食（意指战略物资）相比，哪个更重要？钱固然很好，可是得有命花才行。而掌握了粮食，就会有数不尽的钱；可是掌握了数不尽的钱，只能引来一群强盗。
　　不论是商鞅还是管仲，他们变法都是为了掌握战略物资粮食、盐。
　　因此，古人并不是不懂得钱的好处。相反，恰是因为知道钱的好处，才没有将其禁止流通；他们更清楚，在钱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扶农抑商？
　　扶农抑商、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古代自商鞅变法以后，奉行了2000多年的政策！一个政策之所以奉行了2000多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里不揣浅陋，从扶农和抑商两个方面分开来剖析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扶农？归根到底就是粮食安全必须控制在自己手里！
　　1、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最低需求，生理需求无非就是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享受一下充足的阳光、喝一口干净的水，外加填饱肚子。
　　但是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基层民众这种最低的生理需求也经常得不到满足。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也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老实巴交的农民才铤而走险。
　　当城头的大王旗一次次地变换以后，稍微有点脑子的统治者都会意识到让老百姓吃饱饭的重要性，这是历代统治者扶农的最基础出发点。
　　造成老百姓饿肚子的原因主要包括：人口流失导致土地荒芜、战乱让农民流离失所、赋税过重导致粮食不足、生产力低下导致产能不足
　　统治者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出台一些扶农的措施，比如：免赋税几年汉初直接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一些科学家还不断通过创造发明来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农业产量。
　　有些朝代在战乱之后，针对人口凋零、土地荒芜的实际，出台政策鼓励生育，规定女孩必须及时出嫁，超过一定岁数不出嫁的，由官府强行婚配。
　　正是因为吃饱饭是人的最低生理需求，所以迫使历代统治者出台扶农政策，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国家的18亿亩耕地红线、每年一号文件必然是农业文件就是这个道理。
　　2、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频繁战争的基本保障。
　　在古代，战争太频繁了，乱世就不用说了，即使是治世甚至盛世都经常性地爆发战争。文景之治时有七国之乱，贞观之治时征突厥、征高句丽、征薛延陀等，开元天宝盛世时征契丹、突厥、西域、甚至还有安史之乱，康乾盛世时平三藩、征台湾、征准葛尔、征青海、征大小金川等等。频繁的战争，对粮草的需求非常大，粮草甚至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比如官渡之战、诸葛亮北伐之战等，都是粮草决定战争成败。
　　战争频繁并不完全是统治者想打的，有些是被动应战，比如各种大大小小的叛乱或起义。要应付战争，必须贮备粮草。古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利，很难从境外购置粮草。再说即使购置进来，长途运输，安全也是问题。这就需要统治者平时就要居安思危，重农、扶农！通过发展农业，在各地战略贮备点贮备粮食，以备不时的战争之需！
　　3、不可控的天灾需要足够的粮食贮备。
　　古代的天灾比较多，非常难以防范。象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一旦发生，往往会产生一大批灾民。这些灾民流离失所，如果不妥善安置，又会激起民变。安置灾民，需要住所，更需要粮食。
　　粮食从哪里来？一是官府贮备，二是从富户那里购买！富户的余粮也是平时贮备的。所以加大力度扶农，就能多贮备一些粮食。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皇帝就是这么想的。
　　4、用土地的不可流动性解决流民问题。
　　历代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民众生变，而民众生变大多数是流民引起的。明末李自成之所以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大量的流民聚焦。所以控制好流民，就能控制住动乱的苗头，做到防范于未然。
　　而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流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出台扶农政策，鼓励流民安居乐业，是统治者乐见的事情。如果鼓励不行，就会用法律强制，商鞅变法就是这个出发点。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国很少发生平民暴动，甚至连私斗都没有，商鞅的奖耕战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百代皆行秦法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粗浅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对中国的任何统治者来说，粮食安全就是政权安全，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粮食安全必须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中国这个国情决定，必须扶农！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抑商？我们要明白，抑商不仅仅和扶农有关联，抑商还与统治根基有关：
　　1、防止商业与国家争利！
　　古代的商品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像衣服、鞋帽这些小商品的利润并不高。真正高利润的是资源类商品，比如食盐、铜铁等金属制品，还有一些紧俏商品如酒、茶、瓷器、丝绸等。
　　古代统治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上产出的资源类商品和紧俏商品，理应归统治者所有，说好听点，归国家所有！虽然商人经营这些商品可以课以重税，但还是不如国家直接经营为好
　　所以从管仲开始，盐、铁就实行国家专营，后来发展到盐、铁、铜、金、银、锡、硫磺、明矾、烟、酒、茶、丝绸、瓷器等都国家专营。国家专营以后，暴利就源源不断流入统治者腰包，或者流入国库。
　　统治者抑商首先要抑制与统治者争利的商业，抑制的结果是资源商品与紧俏商品国家垄断经营，而管理这些商品经营的政府官员如盐运使等，就成了肥缺！
　　2、防止商业与农业争夺人力资源！
　　重农、扶农是每一朝代的基本国策！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不能实行机械化耕作，农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用最原始的方法犁耕火种。
　　但农业又是附加值极低的行业，而商业是附加值高的行业！如果商业太繁荣，必然会吸引大量人力从事商业活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农业争夺人力资源。当大量劳动力从事商业活动时，又危害到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商业被打压也就顺理成章了！
　　3、防止商业冲击封建等级秩序。
　　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是，除了皇帝代表的贵族以外，就是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农第二、商地位最差。
　　之所以人为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因为士是皇帝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而士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战功，二是科举！而科举考试古代又叫恩科，是皇帝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协助自己治理国家，而能中进士，又需要皇帝点头同意，并发皇榜公布的，所以叫恩科。
　　古代统治者通过科举既选拔了人才，同时，通过确定士农工商等级，营造一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富的成名与致富通道，通俗地讲，就是升官发财，只有升官了才能发财！
　　如果不打压商业，那么普通人通过贸易就能发财，谁还十年寒窗苦读啊？不升官就能发财，谁还记得你皇帝的恩典啊？或者说：皇帝的恩典谁还在乎啊？
　　所以，对商业这种破坏封建等级秩序、挑战皇帝恩典的行为，能不打压吗？
　　4、防止商业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助力。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钱多了也善舞！统治者是非常忌惮有钱而不本分的人。
　　商人的两大特点让统治者非常忌惮：一是有钱，二是流动性！有钱你用于置地、盖屋、娶小妾都没关系，怕的是你去买装备，资助敌对势力！
　　流动做生意不可怕，怕的是你流动串联，结党谋事。
　　所以，统治者殚精竭虑地要抑商，就是怕商人和他的财富被敌对势力利用。
　　5、防止商业助长奢糜之风。
　　勤俭持家、骄奢败国！每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文景也好，唐太宗也好，都知道勤俭治国。那些有作为的中兴之主也懂这个道理，像秦孝公、雍正等，也能做到勤俭治国。
　　与勤俭对应的就是奢糜之风！商人财富的快速积累，必然会带来奢糜之风的盛行。而奢糜往往是衰败或亡国的征兆！有作为的君主必然防范这一点，打击商人，压制商业，可以抑制奢糜之风，营造温良恭俭让的纯朴氛围！
　　而永褒艰苦奋斗才是国运长久的根本保证！即使今天商业高度发达，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综上，扶农和抑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以上浅见，未必能窥斑知豹，欢迎拍砖指正！
　　答：中国历代王朝经济政策里，抑商扶农这条，几乎是各大王朝都要坚决执行的国策，有时甚至更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但如果就此说中国古人不懂商品经济甚至不懂钱的好，那才是严重的不懂历史。首先一个事实是，再抑商的统治者，也很懂钱的好，哪怕抑商最严厉的时代，对商业的扶持政策，也是从来不少。
　　比如在厉行重农抑商的西汉年间，到了经济逐渐稳定的汉惠帝年间时，就弛商贾之律，然后弛山泽之禁，然后有了汉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怪现象，和文景之治的治国成就。就连公认讨厌商人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多次降低商业税，为穷困商人提供假贷钱谷的支持。甚至不惜斥巨资为商人建造榻房，给合法纳税的商人提供免费住宿仓储服务。商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他们心里门清。
　　那既然门清，为什么还要采取严厉的抑商扶农甚至重农抑商国策呢？首先一个原因，正是钱的好。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特别是在开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最重要的物资财富，就是粮食。
　　古代科技生产条件有限，作为刚需的粮食从来无比珍贵。历代的货币变了又变，铁钱铜钱银钱锡钱都有，个别年月连纸壳泥壳都曾当钱用。但粮食却从来是硬通货。就连历代官员的工资制定与发放，都常以粮食为定价支付手段。东汉官员领工资，就是半钱半谷，唐朝岁禄的支付方式是禄米。明初文官的俸禄也是以米来衡量，正一品每年九百石米，从九品每年五十石米。
　　这工资水平，也变成了后世历史票友明朝官员工资低的吐槽。但真的低吗？以《明实录》记载，明代的粮食亩产量比宋代提高了近百分之五十，水稻亩产最高也就是三到四石，平均水平两石左右。再刨去种子肥料等开支，种多少亩地才能挣出每年五十石米？放在明初年间，从九品官员的这点工资水平，至少相当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不用抱怨低，古代的粮食就是这么金贵。
　　粮食增点产如此难，可恰如一部经典电影所说：什么是人心，人心就是粮食。对于历代王朝来说，想要国家长治久安繁荣，首先就是要手里有粮。赶上王朝初建的年月，再苦再难也要扶农。那么商业呢？在古代很多时候，特别是饥荒战乱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囤积居奇的商人，就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利益的趋势下，商人往往会哄抬粮价，与封建王朝争抢宝贵的粮食资源。
　　比如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北宋中期的浙中灾荒里，就出现了商贾争粟，富家闭粜的闹剧。也就是富商们断绝粮食销售，关起门来等涨价。官仓无粮的北宋王朝呢？也只能眼睁睁干看，结果一场饥荒，导致米斗二百，人死大半。这还是大宋号称太平盛世的年月。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时，汴京豪商们也趁机大发国难财，一斗米涨到了近两千钱，给接下来的靖康之耻，结结实实加一把火。
　　类似触目惊心的教训，自然也叫历代王朝警醒，对于商人的打压防范，也就成了常态。而历代王朝的繁荣兴旺，首要的突破口，依然还是农业的发展。比如北宋真正成为富宋，就是从宋真宗年间不遗余力的农业改革开始。而一生铁腕手段治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通过各类强硬的国策，令明朝田亩突破八百万顷，岁粮收入突破三千万石，是宋元时代的两倍。宇内富庶的景象，撑起了大明辉煌盛世。农业有多重要？一目了然。
　　而第二个原因也同样重要：对于古代封建王朝来说，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才是王朝安全的基石。
　　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一方面要靠充足粮食来支撑，另一方面，也要靠足够的自耕农来耕种。自耕农的数量越多，王朝的生产运转才越稳定。但商业，也往往是农业生产的大敌。以汉代晁错的抨击说，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凭着丰厚的利润和一本万利的盈利方式，一面牟农夫之利，一面乘上所急，所买必倍。也就是一边兼并土地，一边和农业争夺劳动力。实在是巨大威胁。
　　对这个威胁，早在春秋战国年间时，当时的诸子百家就口诛笔伐。毕竟如前文所说，农业增点产太难，而商业盈利太快，在农业不发达的社会里，一旦发达商业导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会让统治者肉疼。战国学者荀子就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贾谊更疾呼商业发达是天下之大残也。从那时起，省商贾，重农夫就成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重要论据。
　　而对于封建皇帝来说，这事儿，可不止是抢点劳动力的事儿。大量流民的增加，也往往成为封建王朝大乱的导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对待流民的态度就说明了这点。洪武三年时，他就下令强制苏松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垦荒种田。二十年后，他更对太原三百户流民采取了奇葩处理决定：如果他们在种田，就让他们就地落户，如果他们在做买卖，就地逮捕治罪。
　　参考一下明朝之前的流民起义，还有明末的农民起义，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基本都来自这样的担忧。但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个王朝也会调整抑商政策，做出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如果不变革呢？可以看看鸦片战争前的清朝，19世纪初的嘉庆皇帝，就是重农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多次下诏书重农，且进行了禁矿等一系列改革，盼着能富国强兵。
　　可此时的清王朝，人口已经急剧膨胀，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严重社会病，龚自珍形容当时清朝不农不工的游民十之五六。如果还抱着重农，无视工商业的利益，结果就是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社会的极度贫困化，各地游民扎堆，盗贼遍地的景象。道光年间的广东学政戴熙，就形容当时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名臣黄爵滋更哀叹灾黎可悯也，荒岁可惧也。
　　看过这个就明白，为什么接下来的鸦片战争里，大清会被打到这样惨。惨败的背后，就是固步自封的苦果。一句重农抑商，背后多少辉煌，却又多少教训。
　　参考资料：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杨勇等《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成因探析》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金银虽好难做羹，
　　五谷方能慰腹空。
　　奖励农耕诚大计，
　　工商发展宜平衡。
　　关于重农抑商，国学大师钱穆这样说
　　国学家钱穆曾总结道，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对以往的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有两条就是集权与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而抑商作为集权的一部分，与集权同步进行。
　　所以重农抑商政策不是经济政策，而是政治制度。重农的本质是固农，抑商的本质是抑民商，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事实上，在早期的中国，并没有重农抑商，我们的祖先非常擅于经商。公元4000年前的商部落便擅长经商，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后更是在汤的带领之下成功推翻夏朝，建立了强大的商朝，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青铜器文明。
　　正是因为商族人善于经商，所以后世把做生意的人称为商人。商朝灭亡之后，周朝成为新的统治王朝，但是仍然没有抑制商业发展。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这句话把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三种产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此时处于奴隶社会，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掌控强度不够，所以商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且加以确定，是在商鞅变法之后。
　　商鞅变法的核心便是加强中央集权，将秦国由原先的松散状态迅速加以强化，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高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掌控能力和资源夺取能力，前一种能力是安内，后一种能力则是为了战争。
　　商鞅认为发展农业对于君王统治有诸多好处，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所以，商鞅大力发展农业，与此同时利用户籍政策、连坐制度，限制了百姓的流动自由，整个社会被人为地分割成原子化社会，以便于征兵和税收。
　　重农的本质是固农，许多人只能土地上终年劳作，若想实现阶层跨越，只能立战功，通过人头数量获得封爵。
　　那么为什么要抑商呢？商鞅说道：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相比较于农业，商业利润更高。一旦有人通过商业发财致富，便会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流向商业，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最可怕的是商业的交换原则会变得深入人心，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的基础人身依附关系。
　　对于一个战争机器来说，这是绝对无法忍受的。所以商鞅实行重农抑商，虽然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有过一些调整，但依然将这种方法作为国策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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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商君书农战篇》
　　《史记商君列传》
　　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炎黄子孙最大的问题，是填饱肚子不饿死人，故有民以食为天之说，那时侯科技不发达生产落后，需要大量的人力早出晚归，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所以，统治阶级较为重视农业生产，也是因为深深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硬道理。
　　封建年代没战争时期抑商倒是没看到过历史记载，开店面酒店布匹坊集市赶场到处都是，甚至开妓院烟赌馆也是合法的，官府只管笑哈哈收税。题主所指的抑商可能是官府占股高利润的垄断生意，比如说贩盐鸦片黄金买卖等等，的确有这么回事。
　　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骇人听闻之妙言都是古人创意出来的，如果说他们不懂钱的好，简直埋没了祖宗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