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都人士》原文及赏析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狐裘黄黄。狐皮袍子亮黄黄。
　　其容不改，他们的容貌不改常态，
　　出言有章。吐出的言语又像文章。
　　行归于周？将往归于周京呵？
　　万民所望！这是万民的所希望！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台笠缁撮。莎草笠子和青布冠。
　　彼君子女，那些贵族女子，
　　绸直如发。密密直直的是头发。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我心不说！我的心里就不喜悦！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充耳琇实。冠冕旁耳坠子都是宝石。
　　彼君子女，那些贵族女子，
　　谓之尹吉。都说她们的大姓是尹是吉。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我心苑结！我的心里就很郁结！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垂带而厉。垂下的带子好像绸条在飘。
　　彼君子女，那些贵族女子，
　　卷发如虿。卷起的头发好像蝎尾上翘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言从之迈！我愿跟着她们同跑！
　　
　　匪伊垂之，不是她要垂下它，
　　带则有余。带子就该有的多余。
　　匪伊卷之，不是她要卷起它，
　　发则有。头发就该有的高举。
　　我不见兮，如今我都见不到啊，
　　云何盱矣？怎样的忧伤呀四顾？
　　（采用陈子展译诗）
　　〔注释〕绸：《毛传》：“密直如发也。”如发：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如发”，犹言“乃发”。“乃”犹“其”也。苑：一本作“菀”，亦作“宛”，《释文》徐音“郁”，古字皆通。《郑笺》：“菀，犹结也，积也。”虿：《释文》引服虔《通俗文》：“长尾曰虿，短尾曰蝎。”陈子展谓：“今验蝎子遇敌则举尾。”
　　〔赏析〕《都人士》是《小雅鱼藻之什》中之一篇。《礼记缁衣》引及此诗，且言“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章”，《诗序》用其语，且加“伤今不复见古人也”（陈启源、钱大昕谓《缁衣》用《序》语，乃古文家之见。）。所谓“今”究指何时呢？朱熹说：“乱离之后，人不复见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息之。”陈子展先生更明言为“《都人士》，平王东迁，周人思西周之盛，不胜今昔盛衰之感而作。”我们认为这样说是合于事实的。因为如在幽王时，则不会有“彼都人士”之称。但陈先生又说：“诗称‘彼都’，知其为由西都而迁往东都之诗人追忆之作。”陈先生误截“彼都”为一词（“都人士”犹清末时人们称北京人为“京里人”），因有此误，实则“都人士”是一个词，指的恰恰是“由西都而迁东都”的人，而诗的作者则只能是留在西都的黎民百姓，或者说是“父老”。因为诗的首章就明言这些“都人士”，如能“行归于周”，是“万民所望”。当然，所盼望的不是某一个人，更不是“没落级阶”的“旧人物幻想复辟”，而是借“人物仪容之美”，见“文物声明之盛”。这是要从当时历史来看的。
　　西周之末，“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史记周本纪》）西周旧都，后来虽为秦有，但此时正沦于戎狄。从“避戎寇”一语可见，《诗经》中还有一首《黍离》，写东迁之后，西都荒凉残破，使“行役到此”，“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说得多么沉痛！《黍离》之诗人与《都人士》之作者，所处的时代同，所在的地域同，眷怀故国之心情亦同。由《黍离》诗中反映出来的犬戎乱后之残破，更知《都人士》作者“思西周之盛”的由来。两诗恰好互相补充，互为说明。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地联想到后来的南宋。宋之避金而南渡，与周之避戎而东迁，情势、性质，皆很类似。南宋迁都临安后，淮河以北（包括汴京在内），沦入金人之手。当时汴京父老心情如何呢？诗人范成大在奉使经过汴京时写了首《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前周后宋，形势既同，人民心理，也就异代同揆。《都人士》作者之“望”这些“都人士”之“行归于周”，不也就是“等驾回”吗？不也就是希望“真有六军来”吗？这是沦于异族铁蹄之下的遗民心声，也就是华夏人民的民族意志。
　　为什么诗中一再写到“都人士”与“君子女”的“仪容之美”，甚至写了那些女子的发式呢？这里应该说明：我国古代所谓“夷夏之辨”，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这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也是史学界大家公认的。这一论断，合于中国历史实际，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修《春秋》，即是如此。既以文化为“夷夏之辨”，故诗人作诗时，也就以“声明文物”与“仪容之美”为文化标志。与范成大同时的陆游在他“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时写诗也说：“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所谓“京都样”，也就是此时都人式的发式。周、宋相距二三千年，宋时的“京都样”不一定就“绸直”和“卷发如虿”；但周朝的“绸直如发”、“卷发如虿”，却正是周时的“京都样”。当然，诗中写的“垂带”与“卷发”，皆不是仅指“仪容之美”，而是把它作为华夏文明文化的象征，讲清这些，我们对于此诗的理解便会更深入一层。周代比宋代早了二千年，《诗经》语言隔阂比宋诗大，因而单看《诗经》，不如范、陆诗歌感人之深，经过比较，便知周代诗人之心及其表现艺术与范、陆几无二致。朱熹是范、陆同时的人，所以他解说此诗，特为深切。我们还想到《六月序》中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鱼藻之什》是《小雅》最后一组诗，《六月序》中所言，从反面说明了“诗教”之大，也说明此诗的社会意义，这也是说《诗》者所当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