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革五十

　　其实，回过头来想想，在一九七七的春节前后，无论是我所在的知青点，还是知青点以外的地方，都在慢慢地发生一些变化了，只是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没有能力注意分析那些变化的现象后面的原因罢了。
　　原来过春节，不管是哪个地方，也不管是哪个公社，所有的生产队只能够在腊月年三十的当天下午才宣布开始放假不出工了。而在那年的春节，生产队和茶场一样接到公社的通知后宣布在腊月二十五就开始不出工放假了，而且是在过完正月十五大年后才开始出工。比以前三十天才放假，正月初五就开始出工整整多放了十三天的假。还有就是每个大队在春节前的一个月开始，就组织文艺宣传队，天天排练节目，节目中还可以唱《洪湖水浪打浪》《绣金匾》《我站在海岸上》等抒情歌曲，而不是只能够演唱几个革命京剧样板戏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知青点的全部知青和大队的十多个青年一共二十多个人，天天都排练节目，到了腊月十五，每天晚上到生产队去进行演出活动。每次演唱《洪湖水浪打浪》和《绣金匾》的歌曲时，那些坐在地上的贫下中农都要喊再唱一遍，特别是在唱《绣金匾》时，好多看演出的人都哭了！大队搞的文艺宣传队在生产队的演出一直进行到春节后的正月十五后才解散。
　　春节后的正月初三，我骑自行车到成都去耍了三天，住在猪市街我母亲一个堂姐家（我喊她大姨），我大姨是也是一个小学教师，姨父是一个工程师，大表姐六八年就下到云南一个橡树林园去当支边知青了。大姨还有四个女儿，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正月初四的晚上，我听姨父说人民南路毛主席像的那个地方要放电影。于是，我便带着那个最小的表妹往毛主席像的那个地方去看电影。走了半个多小时后在成都人民商场时人越来越多，那来来往往的人群就像农村乡场上赶集一样。待我和小表妹还没有走到毛主席像前面时，那里的人早已经是人山人海把整个人民南路是挤得水泄不通。待我们挤过去才发现毛主席像前面的路上电影已经开始演了。中间的人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两边的人都是站着看电影，电影的银幕就架设在人民南路的正中央。尽管人是密密麻麻那样的多，但当时除了电影里面的声音以外，却没有一个大声说话的人。就在我想方设法往前挤的时候，旁边的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对我说：小伙子，挤不进去了。你还是往锦江那边去吧，前面也正放电影。我说是真的吗？那个人说：真的，整个人民南路都在放电影，今天晚上一共有一百多部电影在同时放。我听了之后又带着小表妹往锦江那边挤，挤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挤到红照壁那个地方就再也挤不进去了，最后只好带着小表妹回家去了。
　　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那年那天晚上那个境况，虽然天气很寒冷，那么多的人拥挤着在一起，却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没有听到发生一起相互扯皮拉筋的事，的的确确说明那时候人们是多么的自觉和多么的纯朴可敬。
　　耍了两天后，我跑到人民商场的底楼卖糖果的地方，找到与我读五年级的时候的同学王百晶的姐姐，给她介绍说我是王百晶的同学，我想要买四斤水果糖但是没有糖票，她赶紧把我拉到一边黑着脸对我说：你还在那里大声哇啦哇啦说没有糖票就想买水果糖，被别人听到是最遭的！现在大家是最反对和最狠开后门的人的，知道吗？，我听了点了点头，她小声告诉我在一边等，然后过去大声说：你奶奶不好生病住院了，就卖四斤水果糖给你吧！。我拿着包好的水果糖付了四元钱赶紧跑了，生怕被别人抓到要我退回买的水果糖，要知道那个时候什么都要票，特别是糖票更是紧张和紧缺，能够买到四斤糖而不要票是给了天大的人情和面子。
　　我紧紧地抱住着那四斤水果糖，几乎是跑回大姨家的。在告诉大姨和大姨父后，便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