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泽东的恩师，曾给毛泽东的作文打40分，去世后主席为他题

　　1953年，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亲自提笔为一位故去的老先生的墓碑题字，他饱蘸浓墨，写下了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袁吉六先生之墓。
　　袁吉六先生早在1932年便去世了，21年过去了，主席还记得这位曾经教授过他国文课的老先生，尊师重教之心，实在令人感动。
　　自从1918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便开始了改造社会的运动，此后带领革命队伍，为新中国的诞生，不懈努力。虽然凶险无比，但是他在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过这位老先生。
　　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提及这位老先生，主席还是脸上带着笑容，这是一段令他难忘的经历。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仲谦：给毛泽东的作文打四十分，去世后毛主席为其墓碑题字悼念
　　袁吉六，字仲策，榜名仲谦。是一位国学大师，对于古典文学和古文字有非常透彻的研究，造诣很深。他写的《文学史》、《国文讲义》、《分类文法要略》、《文字源流》等著作，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1932年，在写《说文初义草》时，积劳成疾去世。
　　袁吉六，少年时，便以博闻强识、天赋异禀，而闻名四方。有一次，他因为通宵达旦的读书，惊动了来巡视的道台。道台对这位刻苦的少年很是欣赏，于是有心考考他的学问如何。见到袁吉六穿着一身破烂的长衫，于是出了个上联：小学生蓝衫扫地，袁吉六面对道台，一点没有惧色，看到道台身穿官服，戴着红顶子，于是脱口而出，老大人红顶冲天。道台一听，自然是高兴极了，不但送了一本书给他，还对身边的随行人员说，莫道苗乡人愚昧，平生少见此奇才。
　　袁吉六的确是奇才，凭借着刻苦努力和悟性，29岁的时候便中了拔贡。因为生病的原因，他没有进京参加会试，否则的话，他便可以被授以官职。袁吉六对此，一点不觉得可惜。在民国初期，湖南的督军谭延闿请他出来担任省政府机要秘书，这么好的机会，袁吉六还是一口回绝，由此可见，袁吉六读书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真正的享受读书的乐趣，有着知识分子的高洁。
　　虽然没有学而优则仕，但是袁吉六一直在从事着教育事业，先是开馆收徒，后任教于长沙的一中、一师、明德、长郡这些学校，并参与了筹建湖南大学。在多年的教书生涯中，最让袁吉六赏识的两个学生是周谷城和毛泽东，袁吉六说他的学生中这两位的古文功底最好，写的古文最出色。更让人欣喜的是，他的这两位最得意的弟子，后来也是一见如故，结下了终身友情。
　　今天我们来聊聊《恰同学少年》中的袁吉六和毛泽东的师生情，说实话《恰同学少年》实在是拍得很好，小说也很好看。看这部电视剧，你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这感觉会让你在脑子放空的同时，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让你忍不住也想向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长沙》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恰同学少年》中，袁吉六的形象是这样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一脸的大胡子，手里拿着旱烟袋，大师的风范和气质，让人见了也忍不住敬仰。第一师范初建的时候，校长是孔昭绶，孔昭绶也是一位高材生，一位有理想的教育家。他想把第一师范办好，想让穷人家的孩子能读得起书。
　　他认为中国百余年来，一直积贫积弱，饱受列强的侵略。要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崛起，则必须大兴教育，只有大兴教育，才能以新知识新文化，扫除全民族的愚昧和落后，实现人才强国的目的。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孔昭绶四处奔走，邀请杨昌济、袁吉六、徐特立等人到一师教课。因为在他心目中，只有名师大师，才能让学生们得到最好的教育和指点。事实上他的思路的确是对的，开明的举措、自由的风气，让学生们在这里受益匪浅。后来的很多革命先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像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人，都是我党优秀的领导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孔昭绶请来的这些名师，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不慕名利，一心扑在教育上。就拿杨昌济来说，谭延闿请他做省教育司的司长，他不屑一顾。但是遇到毛泽东、蔡和森这样优秀的学子，他二话不说，就接受了孔昭绶的聘书，来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和修身课。徐特立，省政府的议员，一个月大洋就有三百。为何来第一师范教书，也是想通过教育，让学生们读得起书，读好书。
　　袁吉六，也是一样，就是为了多培养几个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储能。当他批阅第一师范的作文时，发现了蔡和森和毛泽东的文章后，欣喜若狂，人才难得啊，如此年纪，能写出如此底蕴深厚的文章，实在让他觉得欣慰。在蔡和森和毛泽东两人的文章中，袁吉六当时倾向于蔡和森的文章第一，毛泽东的文章第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蔡和森的文章，没有什么毛病。而毛泽东的文章虽然气势不俗，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但是怎么看都有种打嘴仗的缺点。
　　原来当时社会上流行康有为、梁启超的笔法，我们都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发起过戊戌变法，为了为变法造势，肯定需要写很多针砭时弊的评论性文章，这类文章具有雄辩特质，容易感染人。而袁吉六呢，在古文方面造诣很深，对这类文章不屑一顾。所以对于毛泽东的文章，他权衡之下，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幸而杨昌济的拍板，毛泽东的第一名保住。虽然如此，但后来袁吉六和毛泽东之间还是因为文章的问题发生了矛盾。
　　毛泽东的文采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一直写康梁体，让袁仲谦觉得他一直在原地踏步，没有进步。而对于此，毛泽东一点没有察觉。袁吉六觉得很生气，于是将毛泽东的文章打了四十分的低分，这让毛泽东接受不了，因为以前毛泽东的文章，都是100分满分。如今作文分数只有四十分，他怎么也想不通，于是询问老师袁吉六，一来二去，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袁吉六气不过，将此事告诉了校长孔昭绶。孔昭绶则明白想劝服毛泽东，只有靠杨昌济。事实的确如孔昭绶所预料，在杨昌济的劝说下，毛泽东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连夜赶到了袁吉六家，向老师认错。一个老师，当他碰到自己非常欣赏的有才华的学生，却又总也看不到学生改正缺点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心情？我告诉你，五个字，恨铁不成钢。
　　毛泽东在门外站了一夜，袁吉六气也消了，将毛泽东领进门，拿出自己珍藏的《韩愈文集》借给毛泽东，嘱咐毛泽东好好学习。作文之道，首应务本，完全摹仿康、梁，实非所宜。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虚心接受老师的教诲，此后认真钻研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最终他的文章改弦易辙，独出一格。袁吉六很欣慰，将毛泽东的作文再次打了一百分，并且全校传阅。
　　袁吉六不但将自己的知识尽可能传给毛泽东，而且对于毛泽东的行动也是给予支持的。当时毛泽东因为带头驱逐校长张干，引起张干的不满，张干决定开除毛泽东。袁吉六闻知，来到校长办公室，对张干说，要开除毛泽东，先开除我，我第一个不干，对于毛泽东的赏识，可见一斑。在袁吉六的心目中，毛泽东是可造之材，前途无限远大，他要尽自己的力量保护他。袁吉六可贵之处，不但在于学识品德，还在于慧眼如炬，毛泽东还是他的学生时，他就断言以后挽救天下的必定是毛泽东：挽天下危亡者，必期斯人也。
　　1980年，袁吉六的大儿子，将一副对联刻于袁吉六墓前的石柱上，永志纪念。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这是他根据毛泽东与章士钊、郭沫若谈及袁吉六时，用的此老通古今文史、斯人教天下英才等评语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