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久驻足不肯离去，他的心被撼动了

　　朱德在界首一个大户宅院设置的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里，举起了望远镜，朝湘江东岸望去。透过弥漫在湘江两岸的滚滚硝烟，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了被阻隔在河对岸的黑压压的人群。军委第一纵队正在过河，已经将近2个小时了，第一纵队还没有过完，后面还有以党中央和政府机关为主的第二纵队，有行动迟缓的干部休养连、红军医院、民夫担架队以及那些伴随着红军走了几千公里的坛坛罐罐。
　　离浮桥不远的两处浅滩上，一些部队在徒涉。敌人的枪炮不停顿地扫射着，徒涉者的周围不断激起四散的水浪，不时有红军战土被枪弹击中，倒在水中，消失在血染的湘江里。各种坛坛罐罐挡住了浮桥，各种什物中还包括红军剧团演戏用的服装道具，花花绿绿地掺杂在红军战土尸体间。宽阔的湘江江面上，漂满了中央苏区发行的钱币、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宣传品、书籍。数不清的红军战士尸体在被鲜血染红的河水中翻滚，互相碰撞着，顺流向北而去，落水后幸免于死的红军战士互相搀扶着，冒着枪林弹雨努力向岸边游着。朱德不忍再看，放下了望远镜。
　　在告别脚山铺战场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朱瑞等红一军团首长亲自为死亡官兵安葬。平生极少流泪的林彪当时望着满山遍野的灰色尸体泪如泉涌。此后林彪终其一生再没来过湘江战场凭吊过。也许，这是林彪军事生涯中永远不堪回首的禁地。
　　陈云对李德这位图上战术专家的危害有切肤之痛。谈及红34师的进军路线，他回忆说：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
　　聂荣臻过江时碰到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几天的时间，博古苍老了许多，他的双眼不再像平日里那样熠熠生辉，恐惧与疲惫已使他的精神几近崩溃。身旁站着的李德也不再飞扬跋扈动辄骂人，他一脸沮丧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时，有人向博古建议，按建制整理好队伍，有秩序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渡江。博古有气无力地说：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过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几个就算不错了！他拿着手枪，不时地胡乱比划，有时还对准自己的脑袋，显得异常的手足无措。聂荣臻拦住严肃地说：你是领导者，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越是紧张时刻，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过湘江后的行军路上，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一行亲切地与董必武打招呼：董老，难为你们几个老人了。路难走啊！
　　董必武答道：不行，过湘江的时候，我们心情好像都掉到江里去了。唉！一万战士同日死，石头人也会动心呵！其中因由，不可不察。
　　董必武的话拨动了毛主席最敏感的神经：是的，一定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王稼祥接过话茬：是到了讨论的时候了。张闻天不住地点头附和：对呀！不可不察！当天留宿在小庙里的贺子珍向毛主席讲起了过湘江自己见到的一幕：湘江两岸成了用红军战士尸体垒成的长城；湘江水色已被鲜血浸红；全州城边湘江转弯处的岳王塘，水流很缓，红军尸体密密麻麻几乎全都汇到这里。水弯处，一眼望去，湘江成了一条灰色的飘带。
　　毛主席伏案不语，好一会才将目光收回，心情沉重地对贺子珍说：你抄吧！我还要想想下一步的走法！
　　贺子珍对毛主席潦草的字迹发问：这是‘口袋’两个字吗？
　　对！如今蒋介石的飞机天天头上飞，我们想去湘西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计划，他早已查明。他已布好了‘口袋’，等我们去钻呢！我们不能再往他的口袋里钻了，我们要向贵州前进，那里敌人的兵力弱，不然，湘江悲剧就会重演！
　　红军在长征初期的接连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已成为李德、博古等人顽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彻底破产的重要标志。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屡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越发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事实胜于雄辩。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的刘伯承，作为最后一个过江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久久驻足不肯离去，他的心被撼动了。他用那只仅存视力的眼睛，回望一片狼藉布满灰色的湘江两岸，他毫无疑问承认：这点缀在大地上的灰色密度，足以成为国民党军寻歼红军的路标。这位红军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在20世纪50年代著文《回顾长征》时写道：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空转，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竞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翼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防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是排斥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祸兮福之所倚。
　　中国的先哲们以最具东方魅力的语言，诠释着辩证法的真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也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生死涅槃中走向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