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病危，最后的任务是力挺邓小平，最后的嘱托是祖国统一大业

　　1972年5月，周总理在一次常规的身体检查中，被医生惊讶地发现了癌细胞。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周总理面临着数不清的磨难，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让他心力交瘁，病情不断恶化。
　　1974年6月，周总理不得不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住进了北京305医院接受治疗，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600天。
　　对于自己的病情，周总理心里十分清楚，他一边以顽强的意志同病魔作斗争，一边利用自己所剩不多的时间继续呕心沥血地发展国家建设事业，并且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冷静态度，安排自己的政治交班，他所认定的最佳继任者，自然就是邓小平了。
　　即使重病在身，不得不住院治疗，但周总理从来没有一刻放松过自己的工作，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尽可能地在生命终结之前，让国家的形势变得更好一些。四个现代化
　　1975年3月至9月，这是周总理病情尚未极度恶化的半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开会3次，外出拜访4次。见周总理不顾病体沉重一心扑在工作上，一生曾忧心忡忡地劝他多休息，他却坦然地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北京召开。晚上8时，周总理离开医院病房，准时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几年的病痛折磨让他整个人明显消瘦了，脸上和手上也布满了老年斑，不变的是他那件标志性的灰色中山装，还有胸前闪闪发光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总理站起身，作总理任职中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他以恢弘的气魄再次向大会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周总理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步来设想和构造：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向世界前列。
　　周总理表示，国务院将按照这个伟大目标制定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是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短的一次。会前，考虑到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毛主席特意叮嘱邓小平：总理只讲半个小时。
　　毛主席将时间限定在半个小时，主要是保证周总理能坚持站着读完报告，曾经周总理可以连讲好几个小时不休息，现在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毛主席对周总理深切的关怀。
　　邓小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将起草小组写出来的报告一再精简，最后浓缩成不到5000字的报告。
　　周总理作完报告以后，全场2800多名代表用热烈的掌声真诚回应了他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实现是个现代化，使中国早日富强起来，是周总理最大的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早在1956年，周总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当时的周总理就敏锐地觉察到，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使人类处在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前夕，这个革命的意义，将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因此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到了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周总理伟大的前瞻性。
　　周总理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他还将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紧密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就必须在高科技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不断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
　　实际上，周总理对四个现代化的号召，早在十年前就提出来了。
　　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张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任务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他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遗憾的是，周总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设想，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中断。整整十年过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得以再次召开，周总理没有忘记自己心中的宏伟目标，即使身患重病，即使困难重重，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再次提起四个现代化。
　　在四届人大会议期间，周总理坦然地对大家说：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会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完成我们的宏伟目标。
　　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周总理的遗愿，也是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嘱托。比我强得多
　　1975年10月下旬，病情恶化的周总理不得不接受了第五次大手术。守候在手术室外的有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还有张春桥。
　　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总理突然示意医护人员停下，然后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
　　被叫到名字的邓小平立即迈步上前，俯下身去，轻声问候。周总理睁开双眼，久久凝视着风雨同舟半个世纪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握住了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他仿佛用尽全身力气般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很明显，周总理这句话不单单是对邓小平说的，他是想让全场所有人都听到这句话，这既是他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高度评价，也是对邓小平工作最有力的支持。事实上，全场所有人也的确清晰地听到了周总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
　　在险恶的革命形势下，要冲破阴谋家和野心家的重重阻挠，积极促成邓小平复出并稳固地位，是周总理政治交班的一项重大举措。
　　1972年8月，邓小平致信给毛主席，提出工作的要求。在周总理患病的情况下，中央缺乏能主持大局的中流砥柱，要发展经济建设，毛主席显然还是更信任老同志。于是，邓小平复出成为了必然。
　　1973年3月10日，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2月22日，周总理怀着愉快的心情，亲笔写下一份下发全党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然而，邓小平的复出之路并不太平，野心家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病重中的周总理十分清楚，邓小平是取代他目前的地位，在今后的斗争中继续与反动派们周旋抗衡的最佳人选，因此，邓小平每每遭遇刁难之时，他都以自己多年以来累积下的威望，顶住压力和破坏，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周总理抱病亲自飞往长沙，与毛主席商议中央的人事安排，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确定邓小平在中央的地位。在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以后，周总理才安心地回到北京，住进医院继续养病。
　　1975年1月10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且在所有副总理中名列第一。
　　2月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总理郑重宣布：我的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在接下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总理再次力挺邓小平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会以后的工作。今天是个开始，但对于我来说，恐怕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毛主席曾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在的国务院新班子以邓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今后这样的会，就由小平同志主持了。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所面临的是几年来被狂风暴雨搅得破败不堪的混乱局面，为了力挽狂澜，他以大无畏的勇气挑起党政军的重担，对中央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从而赢得了党心、民心和军心。
　　对于邓小平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周总理一直都是非常欣赏的，甚至认为邓小平身上有他所不具备的魄力和胆识，所以，在进手术室前，周总理对邓小平发出的那声比我强得多的评价，既是对邓小平的有力支持，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赞叹。
　　历史已经证明，周总理没有选错人，他找到了能实现自己重托的最佳人选，邓小平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殷殷厚望，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富强之路，实现了周总理的临终遗愿。祖国统一大业
　　让周总理在重病中始终萦绕在心头的，除了发展经济建设以外，还有祖国的统一大业。
　　关于台湾问题，周总理曾经郑重声明：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亲身经历过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不愿意让中国人民再度陷入内战的泥潭。
　　周总理对祖国统一充满信心，但也深知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这必然会成为一个艰巨且长期的任务，在指导对台工作小组的谈话中，他强调说：对台工作着急是没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或许看不到祖国统一，但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子，把路开对就行了。
　　1966年以后，对台工作遭到了很大破坏，两岸联系一度中断，祖国统一渺然无望。
　　1972年，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对台工作才又再度迎来转机，艰难地向前推进。恰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被查出了癌症，尽管如此，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台工作，一些台湾问题的重要文件，依然必须要经过他签字。
　　1975年9月4日，周总理躺在病床上，在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文件上认真地做了一大段批示，在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以后，他又十分郑重地一连写了四个托字。这是周总理批示的最后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文件，四个托字，是他留给负责对台工作的同志最后的嘱托，也是他对两岸人民最后的嘱托。
　　12月20日清晨，危在旦夕的周总理有一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昼夜守候的医护人员立即上前询问道：总理，你哪里不舒服吗？要喝点水吗？
　　周总理摇了摇头，然后用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说：我要见罗部长。
　　是罗青长同志吗？
　　周总理点了点头，眼睛里流露出十分期盼急切的神色。
　　北京的冬天，7点钟时天色还未放亮，刚刚起床的罗青长接到了西花厅打来的电话，周总理的秘书告诉他说：罗部长，总理想见你，请你做好准备。中央有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才能见总理，我们正在请示，但现在天还早，中央首长还未起床，请你随时等候我们的通知。
　　当邓小平接到报告以后，十分果断地说：都这个时候了，总理想见谁，就让他见。
　　得到中央的批准以后，罗青长马不停蹄地直奔医院，耳畔还回想着邓颖超在电话里的嘱托：总理病得很重，你要有思想准备，见到他不要太难过，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绪。
　　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在见到周总理的那一刻，罗青长还是没有忍住泪水。当他一走进病房，看到周总理那瘦弱的身躯，憔悴的面容，心头像刀割一般难受。
　　周总理见到罗青长进来，吃力地伸出手，紧紧握住罗青长的双手不放，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微弱的声音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就病成了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
　　听到这里，罗青长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但想起邓颖超的嘱托，他强忍着悲痛，压抑着情感，尽量让自己的语调保持平静地说：总理，党政军的同志们都问候您，全国人民都关心您，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
　　周总理会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就进入正题，向罗青长询问他一直牵挂着的台湾问题。罗青长将对台工作小组的情况如实汇报给周总理，为了不让周总理太过劳累，他已经尽量将汇报精简了许多。然而，周总理心中实在装着太多问题，每当罗青长提到什么事时，他总会认真地询问细节。
　　说着说着，周总理的声音渐渐低落了下去，眼皮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罗青长连忙劝他休息一会儿，但他却顽强地睁开眼睛，喝了一口水，然后强打起精神，示意罗青长继续汇报。
　　当病痛再次将周总理折磨得说不出话时，他才仿佛拼尽全力般对罗青长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谈。说完，他便疲倦地闭上了双眼。
　　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按捺不住，他背过身去，泣不成声。
　　为了不影响周总理的休息和医护人员的工作，罗青长离开病房，到旁边的房间等候，然而，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周总理一直没有苏醒过来，他只好暂时离开医院，等候周总理的下次召见。
　　让罗青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与周总理的这次分别，就已经是永诀，他也成为周总理生前召见的最后一人。提起这次谈话，罗青长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周总理的那句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他们曾经帮助过我们，如果祖国将来统一了，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总理重病卧床以后，大小便无法自理，需要别人帮忙，但他从来不肯让女护士帮忙。对此，邓颖超劝他说：这是她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啊！然而，周总理却坚持不肯接受。
　　在周总理因为病痛坚持不住时，他曾问身边的医生，自己能不能哼哼几声。医生含着眼泪说：总理，你要是疼就喊出来，没有关系的。
　　为了不给周围的人带来不安，周总理始终强忍着病痛，只有在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才会轻微地哼几声。
　　周总理患的是癌症，亲身体验着这种病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从自己的身上，他联想到了更多深受癌症折磨的老百姓。
　　云南锡矿是肺癌的高发地区，旧社会曾有许多工人患上癌症以后没法治疗，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病重中的周总理，一直牵挂着锡矿工人们的生命健康。
　　一天，刚刚经历了手术的周总理躺在病床上，突然叫来肿瘤医院院长李冰说：云南有个旧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很高，你知道吗？
　　李冰照实回答说：了解过一些。
　　周总理立即说：知道为什么不去？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赶快去。他说话虽然十分吃力，但语气却是一贯的坚决和不容置疑。
　　听到这话，李冰忍不住哭了，她没想到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总理，牵挂的依然是人民。
　　病重住院以后，如何处理自己的后事，更加清晰明朗地摆在了周总理面前。其实，早在20年前，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在火葬倡议书上签过字。
　　周总理对邓颖超说：我死以后，骨灰不要保留，拿去当肥料。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而且或许还能起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周总理与邓颖超曾经互相约定，如果谁走在了前面，另一个人要完成撒放骨灰的任务。当时，周总理有些担忧地对邓颖超说：我可以保证你，你未必能保证我。
　　邓颖超后来对身边人说：恩来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是中央负责的同志，而我只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死后，他向中央报告一下，就可以不保留我的骨灰。而如果他先我故去，对于他的骨灰如何处理，我只能提出意见，最后的决定却要中央来做，我难以保证实现对他的诺言。
　　周恩来也能深切体会到邓颖超的难处，为了保证自己的骨灰最后能如愿撒掉，他不止一次将这个想法告诉中央的同志及身边工作人员。
　　周总理曾对秘书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周总理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奋斗了一生，真正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甚至在死后，连最后的一点价值，也要发挥出来。
　　到了弥留之际，周总理依然在为别人着想，看到站在病床前的吴阶平，他吃力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你去照顾别人吧！
　　这句话，就是周总理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遗言，虽然他说的时候声音无比微弱，但在听的人耳中，却如晴空响雷，震荡河山。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总理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周总理去世以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到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邓颖超郑重地向他们提出了两点要求：
　　第一，恩来同志要求不保留他的骨灰，要求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第二，我个人的建议是，最好不要搞遗体告别，不要搞吊唁活动，不要开追悼会。
　　最终，中央同意了邓颖超的第一个要求，却没有同意第二个要求。虽然这部分违背了周总理的遗愿，但对人民来说，还是需要一些悼念活动来寄托他们对周总理的深切悼念和哀思，相信周总理泉下有知，也能够理解。
　　周总理去世距今已经过去了45年，然而，他却永远活在了人民的心中，他一生无私奉献、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将永远为后世怀念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