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上位，为防止发生同样的故事采取了哪些措施？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后，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五代十国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短命王朝，而在南部中国及四川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十个政权，在边疆地区还有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因此，当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政权之后，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使北宋政权长久存在下去，不致成为五代以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并进而统一全国，赵匡胤为此事日夜思虑，不能安眠，并与心腹大臣进行过多次讨论。
　　公元961年七月，他曾问赵普：天下自庙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的回答使他受到很大启发，于是，他采取许多措施，建立了一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和防止节度使拥兵夺权，赵匡胤及其后的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削弱藩镇兵力。965年八月，将地方各藩镇的精兵选拔到中央，充实禁军，只留一部分老弱军队，维持地方治安。这样，就使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的军事力量。
　　第二，收地方财权于中央。五代时期，各藩镇在其管辖范围内征收赋税，自行支用，不上缴中央，大部分用于养兵。为解决这一积弊，于各路设转运使，专管一路的赋税征收，各州县的赋税，除留一小部分供地方开支外，大部分都送往中央。这样，就使地方失去了对抗中央的经济力量。
　　第三，收地方司法权。五代时期，藩镇节度使专横跋扈，随意杀人，草菅人命，中央法令难以贯彻。为了集中司法权，在各路设提点刑狱司，专管各州司法，死刑案件要经中央审批才能处决。
　　第四，取消支郡。唐末以来，节度使除本镇外，往往兼管其他州县，习惯上称之为支郡。有的藩镇管辖数州，自任官吏，自收赋税，俨然独立王国，宋初依然如此。北宋令各支郡直属中央，这就大大削弱了藩镇的力量。
　　第五，任用文臣知州。为了便于控制地方和防止节度使在地方为害，赵匡胤选用文臣到各镇担任知州，而将节度使调到京城闲住，给以很高的俸禄，让他们养老。
　　第六，设置通判。对派往各地的知州，北宋统治者也不放心，深怕他们与地方势力勾结在一起形成新的割据力量。于是，规定知州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期满就要调往别处任官。另外，为了便于监视知州，还派遣心腹官员至各州担任通判。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但权力很大，州府文书必须通判签署才能有效，实际上是皇帝的耳目。知州在通判监督下办事，因而不敢为非。
　　通过这些措施，赵匡胤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并将地方权力集中到了中央，从而解决了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
　　二、对宰相权力加以限制。
　　在封建社会中，宰相是最高的官员，他统率百官，处理全国政务，是皇帝的助手，素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说。唐朝时，宰相权力虽已远不如秦汉，但仍能了解全局，处理国家大事，在一般情况下，皇帝对宰相的意见也比较尊重。
　　赵匡胤认为，地方割据势力解决了，权力集中到了中央，一旦中央大臣掌握了实权，对自己的皇位将是更大的威胁。为了防止朝中大臣夺权，他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分割，限制宰相的权力。
　　宋朝建立之初，为稳定形势，赵匡胤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964年正月，三人罢相，由开国元勋赵普一人为相。三个月后，赵匡胤又感到赵普权力过大，于是任命薛举正，吕余庆二人为参知政事，作为副相以牵制赵普。这样，就限制了赵普的权力。
　　另外，赵匡胤还将中央枢密院作为常设机构，置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专掌军令，从此，宰相无权过问军事。又置三司，设三司使、三司副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财权也从宰相手中分割出来。这样，宰相就只能管一般的行政事务了。
　　宋初还规定，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三司使要分头上殿奏事，相互回避，所奏事互不知晓，只有皇帝才能了解全面情况，作出决定。这样，中央大权便集中到了皇帝一人手中，从而大大减少了朝中大臣夺权的可能性。
　　三、使机构重叠和官、职、差遣分离。
　　赵匡胤为了便于控制百官，还建立了一套庞大重叠的官僚机构，在任官上则采取官、职、差遣分离的办法。《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总序》：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事之笔：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至于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
　　确实如此，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后，为了减少对立面，尽快稳定局势，他将后周的全部官员都接受了下来，并仍然留在原官位上。但对这些旧官员，又不能放心重用，因此，在保留原有官僚机构和官员的前提下，又另外设置了一些新的机构，任命一些心腹官员来掌握实权。如枢密院、三司等的设置，实际是剥夺了兵部、户部、工部以至太府寺，将作监、都水监等机构的权力。真宗时宰相王旦曾经说：今之三司，即尚书省。尚书省及其下属六部机构，竟成了无事可做的闲散机关。
　　在官员的任命上，则采取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办法，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官是官员的品级，如六部的尚书，侍郎，九寺五监的卿、监等，是用以表示官员品级的高低和俸禄的多少的；职是一种资格，如观文殿、资政殿的大学士、学士，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的学士、直学士、待制等，职也称为贴职，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没有实际的意义；差遣才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如枢密使、三司使，知州、通判等，一位官员若只有官职而无差遣，就无事可做。
　　赵匡胤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政策呢？主要也是为了控制官员。因为这种办法，不仅使有差遣的官员高兴，而无差遣的官员也因可以拿到俸禄而安心，这样就能取得广大官员的支持，政权就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