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大迁徙，湖广填四川之摸底准备

　　传统社会中的下层百姓，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民，处事大多严谨，不肯轻信传言，一般坚持眼见为实的态度。在作出迁川重大抉择前，往往还要亲自入蜀作一番考察。因此，摸底问路、搜集相关信息，就成为迁川准备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省移民大规模的迁川活动，从元末明初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没有间断过。随着区域之间的经济开发与人口流动，四川地区早就成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地。一些来自湖广、长江中游以及岭南地区的人民，出于经商、仕宦、从军或逃荒等性质，先后都有过在川居住或游览的经历。因此，到了清初，当人们为寻求到外省去开拓生存和发展空间时，先辈们在川的经历既为他们的1迁活动积累了经验，更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来源和抉择依据。
　　例如，民国成都《周氏族谱》在追忆先世人蜀过程时提到，周氏家族世居广东长乐，由于其12世祖遵公曾经在明万历年间在四川大竹县做过知县，所以对于四川土沃财丰的情况了如指掌。卸任回到家乡后，他大事宣传四川的肥美，面传佳话于梓里。受这一信息的影响，本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这样，到了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居粤的周氏家族28派成员，先后徙蜀，分别定居四川27个府州县。
　　另一位广东长乐人张端贤，年方少壮，吃粮当兵，清初曾随大帅丁葆祯到过四川，看见那里山川秀丽，田地丰美，有意上川。40岁辞粮归乡，成家立业。后来，到老的时候，仍不忘上川，因而嘱告后人说：三代遭劫，脉留一线。蜀地甚好，胡不往归！于是，他的儿子们便根据这一信息，秉承父命，由粤上川，至新都马家场落业。
　　但是，无论是来自先辈的训示启发，或者是来自别的渠道的舆论鼓动，都只不过是间接的信息传播，还不是亲身的感受。因此，当某些家庭在作出迁川抉择之后，为谨慎起见，往往还会派人进一步前往四川考察，以便减少移民过程中的盲目性，为随后的迁行动铺平道路。
　　福建龙岩州龙门人廖可群，早就听说四川山水清秀，兵燹之后土广人稀，最适合繁育其子孙。为了验证这一说法，他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专程到四川游历考察。既归，遂谋迁徙。后于五十三年（1714年）正月十五日率同六房兄弟叔侄迁，落业于汉安（今四川内江）。这个例子记录了一个移民家庭，在迁川前亲自派人赴川考察的前因后果，具有相当的说服力。遗憾的是，它只提到了移民赴川考察其事，但是却没有把考察的情况和心理感受记录下来。不过，另一个福建人的经历则把这一遗憾填补起来了。
　　福建人魏成美，年方髫龄，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就在康熙年间携弱弟由闽来川。他遍游了西平原上富饶的温江、新繁、什邡诸邑，看见那里田肥美、民殷富，而心志不觉大悦。接着他又来到内江县的治地汉安（今内江市西），参观了当地的各种手工作坊300多个，使他的心志尤觉怦怦有动。于是，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来川，居（内江）丛林、高坝等处。
　　这个实例不仅记载了魏成美弟兄赴川西平原实地考察的经过，而且还把他的心志由大悦到怦怦有动的过程细致人微地勾画出来。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移民家庭先期派员赴考察的感受。许多移民家族后来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携家奔赴四川，正与他们前期的考察经历和先人为主的良好感受是分不开的。
　　在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流中，许多家庭大多采取分阶段迁徙的方式，先期派一部分家庭成员人川创业，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留居原乡的其余人员是否继续跟进四川。这样，先期入川的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的信息，就为留乡成员摸底问路、了解四川提供了重要依据。
　　原籍广东长乐人朱大进，孤身人，至简州营业，积有资财。因见四川土地肥美，可以兴家立业，乃返回原籍携妻与子同来四川定居。福建汀州府武平县人邱奇玉乾隆初独身来。乾隆十七年（1752年），其弟奇才来川寻兄。归禀其母。其母听后，遂兴乐土之想。次年（1753年）挈家人。显然，这些继续跟进入川的家庭，正是借鉴了先行者的经验，并且沿着他们的足迹进四川的。通过书信的方式，与在川的亲人取得联系，以听取他们的见闻感受，获取可靠的信息，再考虑是否进川，这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抉择方式。这里又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先行人川的家庭成员，主动与原籍亲人联系，催促其尽快迁移。
　　例如，广东兴宁县人廖进谷，于雍正二年（1724年）作为先导，来到四川，稍有结余，然后从四川写信给其父廖体用，备述蜀中丰乐，催促他尽快抉择：不如弃旧乡而迁乐土。两年后，廖体用终于如愿来到四川。
　　二是身处原籍的家庭成员，主动与在川的亲人联系，催促其尽快将家人接进，实现全家团聚。例如，湖广永州府零陵县龚选祖，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命次子龚铠一人往川，踩踏四地，继后举家前往，居于营山县文家沟。1年后，龚选祖想到湖广老家还有一兄三弟，口体尚难保养，加之父母年迈，其不忍。于是，写信到楚，召兄弟陪父母一路来川。孰料父母双亡，犹未安葬。在家的兄弟得信后，才将祖业出售，以葬父母，同时将业价以作到川盘费。后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初七日起身，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始到营山县文家沟，弟兄得以团圆。
　　与龚选祖的经历相类似，李氏同样是哥哥先人蜀，然后召弟弟来川相聚。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哥哥在收到弟弟从家乡的来信后，才立马返回湖广，将弟弟接进四川的。弟弟写来的这封家书不是普通的信函，而是一首打油诗。
　　原籍湖广的李永祚兄弟四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奉旨人川，安插于四川新宁县（今开江县）永安乡（今沙坝场）福寿丰年里蒙子桥。3年后，以小布换买汪家湾而家焉。又5年，仍在原籍的堂弟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便写了一封家书寄来。这封家书共28个字，乃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顺口溜式的打油诗：弟在湖广兄在川，提笔未写泪涟涟，若要兄弟同相会，花再重开月再圆。李永祚读罢来信，明白堂弟在催促自己履行诺言，于是赓即折回湖广，将两个堂弟接来四川，从此兄弟团聚。
　　三是原乡亲属给先期人的家庭成员写信，询问四川真实情况，以便决定是否应该随后搬家入川。据温涛《筠连县客家扫描》一文介绍，乾隆十六年（1741年），原居于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玉磨里的温元扬三兄弟，同其母张氏及子辈7人上川，后定居于川南一带。15年后，温元扬的叔叔紫彩从广东托人带来了一封广东长乐温氏致四川宜宾张氏大嫂的书信。其原文如下：
　　大嫂张老夫人尊前：
　　嫂自辛酉年（乾隆六年，1741年）母子四人在家起身往川，倥匆一十五载矣。嫂居西蜀，弟在梓里，暌违两地，天各一方。奈云山缥渺，关山难越，音问难、通。又不得同堂面晤，无时不致念也。自初年间，幸接音信一纸，始知所寓有方，虽未获亲临致询，殊可以稍慰也。
　　再侄长成，自甲子（乾隆九年，1744年）年起身进川，至今一十余载矣，怠后来有音信。虽未知嫂合家老幼，指日增荣。京在中，福祉亨嘉不卜可知。叔侄朝夕倦会，无日不置于怀也。
　　再者侄今在川，若果是仁里之邦，俗厚风淳；肥沃之地，衣食丰足，千祈修音回来，待叔侄兄弟商议裁叠，一同搬家进川，得以聚首同堂，笑言相接，克成乐事也。如川中不过暂时安身，非久计之所，亦望侄顺寄一音回来，庶免在原乡者，思川之念也。
　　若问叔在家中之事，人口托天，眷顾均叨，安宁之庆，家业如常，无烦侄远虑也。再者家乡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老者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不胜数矣。现今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
　　今因标奇舅爷（按：指温姓表亲邹标奇）进川，特修一音顺寄，见字如面晤也。笔不尽宣。再长兄并嫂坟墓历祭祀，无烦挂虑。
　　肃此上大嫂张老夫人尊前暨列侄均览
　　夫弟温紫彩字侄温初顺温初升同禀乾隆二十一年
　　在这封信里，远在广东的温紫彩一家，希望先期人蜀的大嫂及其家人，一定要在回信中明确告知：四川是否仁里之邦，俗厚风淳；肥沃之地，衣食丰足，宜于定居之地？如果消息确凿，以便家乡亲人商议裁叠后，一同搬家进川；如果不是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川中不过暂时安身，非久计之所，也务必请顺寄一音回来，庶免在原乡者，思之念，以便断绝来的念头和打算。
　　原乡亲属打探信息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向回乡探亲的人当面了解情况。广东巡抚杨永斌说：因惠州地方先年多有人川置产安业之人，时有信息往来。由于经常有人从四川回原籍探亲或接取亲属赴川完聚，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过迁历程，并且在川置产安业，因此，当面向他们询问四川的情况，显得更为便利简捷。
　　光绪简阳《钟氏族谱》里，收录有一篇重要的民间文献《宏予公人履历》，其中有一段文字，生动记录了原籍广东的客家人钟宏予，在迁居四川简州四五年后，再返家乡，与母亲团聚，合族俱来问候的热闹场面：（钟宏予）抵门拜谒父母，母见公心广体胖，公见母身体强壮，不胜欢喜。三弟及合族俱来问候。母曰：儿似富厚还乡，快说来我听，以宽母心。公一一说明，共积钱六百余串。母曰：才四五年，如何便有此数？公将癸卯冬入川，一切行止，细说一遍。母极快。叙毕，伯叔兄弟告退，母子同席谈论不休。
　　像钟宏予这样，一人返乡，引来合族以及邻里俱来关问，其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从他那心广体胖的外貌、似富厚还乡的举止以及积钱六百余串的信息中，原乡的亲戚邻友自然可以获取许多有益的信息！正如刘正刚指出：每年从四川回广东原籍探亲访友和搬眷之人对四川易富的大肆渲染，无形中又当了宣传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窗口，向家乡的父老预示着：四川有一个精彩的世界！
　　移民们对在原乡所获得的信息，最感兴趣的，除了有关四川地广人稀，较易获得土地，有利于长远发展之外，还听说那里百物俱贱，便于觅食，生活实惠，容易解决现实的生计问题。例如，有一位以教书为业的范先生，在粤东的荒歉面前急于迁川，就曾经爨火之不举者七日。对于这位一连7天揭不开锅的教书先生及其家庭说来，一个物价便宜的四川，自然是其理想的去处。
　　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雍正帝在一封上谕中说：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这些省份并非歉收，何以居民轻去其乡者如此之众？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奏称：细推其故，只缘省浮于地，粤省浮于人。川省米肉、多贱于粤。据他查访，在广东，有人到处散布信息说，川省米肉平贱，一去落业立可富饶；也有人称川米三钱一石，肉七钱一斤。另据雍正年间地方官向朝廷的报告称，湖南境内有众多广东入川人民，在回答何以迁川的缘由时说，惠州府因遭灾，米价涨至三钱一斗，贫民难以资生，是以前往四川觅食佣工种地。前引长乐人温紫彩写给其嫂张氏的信中也证实，在乾隆年间，广东当地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现今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
　　虽然官方极力解释，四川物价低廉，在于地广人稀，消费者少，如果消费人数增加，物价自然会上涨，但是，他们所讲的这套大道理，老百姓是不爱听的，同时也不是这样想的。因为，老百姓算的是另一本账：四川米价每石3钱，较之于雍正年间惠州三钱一斗，二者价差是100倍；较之于乾隆年间长乐每石800余钱，二者价差将近300倍。在这样巨大的反差面前，外省移民从切身利益出发，很少有人不为之动心。既然原乡地狭人多，土瘠民贫，而四川人少地多，物产丰饶，每亩种一石可收百余石；既然原乡谷价腾高，而四川百物俱贱，米价仅及广东的百分之一至三百分之一；人们自然是会被这个四川所吸引的。
　　总之，通过民间传播的移民信息，具有感性化、生活化，实用性强，易于为人所接受的特点。正如有的论者所勾画的，其内容可能是迁移路线的详细介绍，迁移途中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有趣的事情，定居地的自然、人文环境，自己如何适应异乡的气候、习俗、语言、生活条件，创业获得了怎样的成效，迁入地的发展前景等。这些信息从信中或移民本人口中聊天式地娓娓道来，是那样生动、具体、丰富多彩，对那些急切希望通过迁移改变生活境遇的信息接受者来讲，更加具有诱惑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历史条件下的外省移民迁川活动中，活跃着一种专门以游说移民入川为职业的人包揽棍徒。这种包揽棍徒通过如簧之舌，极力鼓吹省易于度，一去人籍，便可富饶。他们就是看准了身处偏远山区的农民，不谙外部世界情况，急于外迁求富的。理，不惜采取散播蛊惑性信息，进行讹言煽动。一当这些农民在他们的游说下，决意辞家远徙，他们又充当中转站的业务，包揽引路，送其人川，以达到捞取包银的目的。正是由于有这种职业游说人无孔不入的介入，才使得那些诱导移民迁川的信息，传遍了原乡的每一个角落。
　　摘自《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作者：陈世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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