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行长 孟文能
当今世界以及未来几十年里，人类面临诸多挑战的源头在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比如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野火和热浪席卷、洪灾泛滥，进而可能导致我们的地球不再宜居。
要改变这些严峻的局面，我们必须在2050年前停止向大气排放更多的碳，但实现净零排放并非易事， 需要做出五项变革，分别是进行合理碳定价、转向清洁能源、实现绿色经济、推进转型金融，以及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有很多紧迫的问题需要我们探讨。世界刚刚开始摆脱一个百年未遇的最具毁灭性的大流行病，其带来的深远变化将在未来数年内得以显现。欧洲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并在全世界引发了一场粮食和能源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40年来最剧烈的通胀飙升和最快速的货币政策收紧步伐，其后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不过，我在这篇文章里选择探讨一个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以及未来几十年里我们人类所面临的所有挑战的源头——气候变化。因为在我们穿越战争、疾病和通货膨胀之后，当前的气候危机仍会伴随着我们，并且将会变得更加强烈、紧迫，更具破坏性。
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
气候变化已然正在发生。在过去的30年里，登记在册的恶劣天气事件增加了两倍。在过去的20年里，海平面上升的速度翻了一番。在过去的10年里，北极和南极冰川融化的速度增加了两倍。2022年，野火和前所未有的热浪席卷了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而从印度到美国的多个国家破纪录的降雨量，造成了毁灭性的洪灾。目前气候变化的速度比早期气候模型预测的速度快得多。
我们必须在2050年前停止向大气排放更多的碳。根据气候科学家的说法，为了避免灾难性和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1.5摄氏度之内。这就要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2050年前后达到净零排放，也就意味着我们每年排放到大气的温室气体必须被清除。
这是190多个国家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的部分内容。世界目前远未走在实现净零排放的轨道上。为了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2025年达到峰值，并在2030年前相对于2019年的水平下降约45%。
我们目前还没有走上实现这一目标的轨道。即使所有国家都遵守《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量也只会减少7.5%。这意味着1.5摄氏度几乎是遥不可及的。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简称IPCC）的最新报告，全球变暖已经使得当前的温度比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高出1.1摄氏度，是12.5万年来的最高值。
根据目前的政策，到2100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比工业革命前的水平上升2.7摄氏度。即使根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届缔约方大会上做出的最乐观的减排承诺估计，全球气温仍将上升1.8摄氏度。IPCC表示，要想降至1.5摄氏度的目标以下，就必须在大气中消除10年或20年的碳排放。
如果按照目前的排放轨迹继续下去，世界很可能会经历气候灾难。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地球物理和气候灾害名誉教授比尔.麦奎尔（Bill McGuire）在其著作《温室地球》（Hothouse Earth）中指出，如今世界已经没有机会避免普遍的气候崩溃。
未来10年，当气温上升超过1.5摄氏度时，我们可以预计，世界将受到酷暑、极端干旱、毁灭性洪水、作物产量和粮食供应减少、传染病的发病率上升、冰盖迅速融化和海平面上升等问题的困扰。世界上许多地方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有一些分析认为，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会迫使10多亿人移民。
脱碳面临的挑战
2020年至2030年是针对气候采取行动的关键10年。2050年的净零承诺虽然重要，但到更重要的是在2030年之前落实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可信轨迹。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制定了净零排放目标，但只有少数国家和企业有可信的计划来实现这些目标。
问题在于，各国和企业都承诺在近30年内实现目标，却没有落实短期内可追究责任的行动。为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必须从现在到2030年之间制定必要的政策和相关投资策略。新加坡坚定地致力于在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2021年，新加坡政府启动了绿色计划，为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和净零排放制定路线图。新加坡的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净零排放。
要实现这些目标，未来几年在气候问题上必须朝着更高的气候目标迈进。世界应该坦率地承担脱碳的代价，并制订具体计划，支持那些因脱碳而受到不利影响的群体。
毫无疑问，绿色技术和绿色工业将会带来机遇，而且无所作为带来的长期成本将远远超过采取行动的成本。但脱碳将带来巨大的短期经济成本，并对相关的利益分配产生深远影响。与所有经济转型一样，绿色转型将有赢家和输家，如果这一点得不到认可和解决，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失去社会合理性。
如果我们不支持输家，就会有人强烈反对转向更绿色、更清洁的未来，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人对全球化的反对一样。向净零转变可能会引起自工业化革命以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
正如环境科学家瓦茨拉夫 · 斯米尔（Vaclav Smil）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如何运转的》（How the World Really Works）中悲观地阐述，“我们是一个以化石燃料为燃料的文明，其技术和科学进步、生活质量和繁荣都依赖于大量化石碳的燃烧。”要从这样一个化石燃料文明过渡到一个净零世界，将需要相当大的经济结构调整、重大的技术突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
实现净零排放并非易事，需要做出五项变革
进行合理碳定价
一个有意义的碳价格是帮助经济脱碳的唯一重要举措。碳价格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 一是对碳排放征税; 二是建立排放许可交易机制; 三是对排放进行监管限制，其可以转化为隐含的碳排放价格。
如果无法合理地制定碳价格，很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将不具有经济意义，也不会获得牵引力。合理的碳价格可以在经济中发挥以下强大的作用: 促使消费者减少对碳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促使企业转向低碳技术; 促使创新者发明和开发新的低碳产品和工艺; 促使投资者为低碳产品和工艺提供资金并将其商业化。
碳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以监管无法实现的方式激励和协调减排的各项工作。尽管碳定价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它还需要更高的定价水平，并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碳的合理价格是它对环境造成的社会成本。根据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的数据，碳定价机制所涵盖的排放量中，只有不到5%的排放量定价与《巴黎协定》目标相符，即2020年每吨二氧化碳40～80美元，到2030年每吨50～90美元。
联邦碳税的想法在美国仍然是政治上的“诅咒”。即使是欧洲排放交易系统，目前也只覆盖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0%左右，并且免费提供许多配额。新加坡将从2024年起逐步提高碳税。
目前每吨二氧化碳当量5新元的水平将在2024年和2025年提高到每吨25新元，在2026年和2027年提高到45新元，到2030年达到50～80新元。这意味着到2030年，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价格约为36～58美元。
新加坡的碳排放税略低于世界银行估计的2030年碳排放净零一致性价格的50～90美元，但新加坡的碳排放税覆盖了全国约80%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广泛得多。
新加坡长期以来对汽油征收较高的税负，不对燃料和电力进行补贴，在这方面与时俱进。这些政策将有助于加强向更清洁运输模式的转换，并且随着碳税的上升，还将提高能源效率。
对碳定价的三点建议： 首先，应该公平地实施碳税，以免给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造成过重负担。新加坡不打算从碳税中获得额外净收入。碳税收入将通过发放U-Save消费税补助——水电费回扣和转向节能电器等激励措施，来缓解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碳税收入也将用于帮助中小企业提高能源效率和实现脱碳。这是一种经济上健全的办法，既保留了提高碳税的预期分配效果，同时减少了其分配的负面影响。
其次，绿色补贴是碳定价的有益补充，但不是替代品。对清洁技术和能源效率的补贴可有助于加速向可持续性能源的过渡。但很多情况下，只有与某种形式的碳定价相结合，它们才具有经济意义。以电动汽车采购及其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为例，如果电价里没有体现碳价，对电动汽车的补贴可能会促使更多此类汽车上路，但汽油动力车的数量可能也不会减少。这种情况已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当地购买电动汽车的群体主要是拥有多辆汽车的家庭，把电动汽车作为汽油动力车的补充。
最后，全球最低碳价在经济理论上是合理的，但需要精心设计。正如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所强调，应该有一个跨部门、跨国家的统一碳价，其价格应该相当于碳的全球社会成本。排放出来的每一个二氧化碳分子，不管它是从哪里排放出来的，都会带来相同的社会成本。
当然不太可能就单一的全球碳价达成国际协议，但是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全球碳定价趋同：一是通过碳信用和市场机制。如果有足够多的国家征收碳税，将有助于碳信用额的跨境交易，因而推动各地碳价趋同。
二是通过碳边界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简称CBAM），针对进口商品的碳含量征收税费，以致与国内生产排放的同量碳排放差价进行调整。
CBAM 的倡导者将其视为确保一些经济体的全球外部性内部化并不会导致其他地区污染更严重的公司扩张。但反对者认为 CBAM 具有潜在的保护主义色彩，对缺乏脱碳能力和支持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新加坡将做好准备，为一个CBAM将占据全球贸易较大比重的未来做打算。
CBAM 很可能成为现实，特别是如果几个主要经济体就全球最低碳价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欧盟已经提出了CBAM。一个设计良好、不会增加贸易壁垒、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为同样是小排放国的最贫穷国家提供一些帮助的CBAM，并不是一个坏结果。
转向清洁能源
净零转型的第二个当务之急是向清洁能源的决定性转变。IPCC认为，要想把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必须立即开始急剧下降。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引人注目，但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尽管过去的20年里，新的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增加了50倍，化石燃料仍然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80%以上。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全世界仍有大约7.5亿人用不上电。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以可承受的价格打开电灯，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2020年，大多数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尚未超过1860年法国和德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为了使这些贫困人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需要将他们的能源消耗率提高一倍。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的说法，实现能源净零转型是可行的，但困难重重。首先，即使世界实现了净零排放，化石燃料仍将与我们同在……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11月刊（总第108期）。
文章根据作者于2022年8月在新加坡经济学会2022年年会的主题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本文编译/王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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