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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考生梁晓东:绝望生活中看到了一丝光明

(197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同年12月,全国570万青年参加高考。27.3万人成为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图为北京某高考考场。图片来源:东方IC)

经济观察网记者李静1968年,高二学期刚一结束,我开始了甘肃上山下乡插队的生活,在村里一待就是4年多。那时上大学是推荐制,我不断的申请推荐,要上大学、申请去工作,但都未能成行。看着身边一起插队的人一个一个打起背包离开,我甚至感到过绝望。

插队时期,通过推荐上大学或者工作是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唯一方法。只要进了学校或有工作,就不用每天饿着肚子去地里干活,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1971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了工作,而且还是在一个地级市的行政单位担任行政干部。就这样,一直到1977年10月底恢复高考消息传来,那时我27岁,已为人父。

我很犹豫是否要参加,一是领导不同意,认为我已经工作并能胜任,比推荐上大学的学生写作水平还高,所以用不着上大学;二是工作也比较忙,每天需要奔波于各个乡镇写东西,根本没有时间去复习;三是没有课本和复习教材,更没有老师会在校外辅导我们这样已经参加工作的人。

但从心里,我已经厌倦了行政工作,恢复高考就像是在绝望生活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我不想错过。最终,在各种努力下,我走进了1977年12月的高考考场。

高考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在市一级的第一中学进行。当时参加高考的人很多,第一天考试时,上午考场的25个座位都坐满了,但是到下午开考时人就开始变少。第二天上午只来了不到10个人,考场还剩下1/3左右的人,考第四门功课时,就只剩五六个人,好像很多人都缺乏信心。

最终我考上了兰州大学医学部,在我们县,我是初中升高中的第一名,全市也能排到前三名。就算时至今日,二项式定理等数学公式我还能记得七七八八。说实话,我总觉得老三届学生(1966年-1968年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的底子都比较厚。回想那些上山下乡和在机关里的日子,可能作为一个老三届,我从心里还是喜欢学术的道路。

我的大学,班上有不到30名学生,1/3拖家带口的多是老三届学生,年龄大的超过35岁,小的只有16岁。老三届这批学生会把高考称作“改变人生的末班车”,觉得机会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学习起来也异常刻苦。那时候我们属于不带工资的学员,每月有23元助学金、15.5元的生活费。生活费以粮票(饭票与菜票)形式发放,粮票包含31斤粮,其中60%为细粮(馒头),40%为粗粮(苞米面),每天的生活费平均不到5毛钱。

我还记得医学部的“标准食谱”,每天早上起来,早餐就是二两馒头加一个免费的酱油汤。那时兰州大学医学部的标准食谱就是放置一个大桶,桶里面有几个勺子可以用来盛汤,汤是酱油加开水,免费供应。中午就是馒头加炒大白菜,晚上是大白菜炖粉条与馒头。家在城里面住、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以回家打打牙祭。我们基层、地级市上去的学员就没有办法改善伙食了。

一直持续到1980年底伙食条件才开始慢慢改善,那年取消了粗粮。1982年快毕业时,学校旁又开了两个教职工食堂,如果个人经济比较宽裕可以到教职工食堂里面吃一顿饺子;学校大门口也有了1毛7分钱一碗的牛肉面,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一个礼拜可以去吃一顿。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生活有了更多的光明。80年代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那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那首歌给我们激励,让我们心潮澎湃、充满活力。

直到去年我才进入半退休状态,能做了一辈子医生,最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在我为人父的时候支持我走进考场,而后带着两个孩子让我念完了大学,她为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给予了我无比的支持。

因为我的经历,所以对子女的学习会关注比较多,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理念上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老是用过去吃过的苦、学习条件如何差去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其实会引起孩子们的反感,他们都觉得哪年哪代了,只会觉得我唠叨。确实,我们的经历有一点魔幻,讲起大饥荒的年代,孩子们都不信。不过幸好,子女也都考上了985高校,有了不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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