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政治博弈东风到滥用支配地位，为封锁科技出海打出的千般套路

　　中美科技企业竞争的本质，已经彻底变了。
　　十几年前，C2C（CopyToChina）被第一互联网创业者们奉为圭臬。从门户网站到即时通讯，从团购到社交，几乎绝大多数本土互联网产品都能从美国市场找到它们的影子。
　　在微创新的外衣之下，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但从最近几年开始，变化早已不能用微妙来形容。一方面，不只C2C难以奏效，根正苗红的海外产品屡屡败走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不只海外产品纷纷致敬，国内产品更拥有了在海外市场纵横，甚至遭遇封锁的待遇。
　　庞大市场打磨出的创新能力与嗅觉，逐渐开始被美国同行们所忌惮。
　　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的TikTok便是一个例子。外媒在前不久曝出，扎克伯格早在2019年10月就开始了行动直指TikTok不像Facebook一样致力于维护言论自由，对美国的价值观与科技霸权构成风险，这直接导致了美国政府如今对TikTok发起的种种制裁。
　　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科技公司，正面临愈加严峻的出海形势。
　　Facebook打压TikTok借政治博弈的东风
　　事实上，TikTok如今面临的危机与Facebook有着直接关系。短短3年，TikTok就成为了全球下载量最高的短视频app，仅今年上半年，下载量就高达6。26亿，海外月活用户超8亿。
　　这对于扎根社交的扎克伯格这显然是无法忍受的。起初，其试图通过产品层面进行正面竞争。
　　先是2018年11月，Facebook推出了一款致敬TikTok的Lasso，最终以不足60万次下载草草收场；而后又于2019年11月在Instagram内上线了短视频功能Reels收获一堆负面评价。
　　扎克伯格本不至于如此焦虑，奈何自家高地已然岌岌可危。
　　早年，扎克伯格曾努力亲近着中国：不仅积极接触相关部门官员，更先后在清华大学中文演讲，在天安门晨跑，在春节用中文拜年、包饺子，维持着自己中国女婿的人设。但其不仅没能走捷径进入中国市场，反而因剑桥分析的隐私泄露丑闻，逐渐失去了西方的信任。
　　比起丢失基本盘，进展不顺的中国市场只能舍弃。
　　在美东时间7月28日，美国国会举行的反垄断听证会上，面对是否认为中国政府窃取美国技术的问题，苹果、Alphabet以及亚马逊CEO都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涉及相关问题，只有有扎克伯格表示：这是毫无疑问的。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
　　换言之，在两头不讨好的扎克伯格眼里，TikTok像是救命稻草：一方面借以逃脱西方对其隐私问题的责难，转移矛盾；另一方面，希望借此成为众多TikTok用户的接盘侠。
　　抛开政治不谈本质是创新竞争已失败，美国科技公司不得不诉诸于非市场手段。
　　一方面，Facebook本身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层面颓势明显；
　　数据显示，从2016年以来，每月使用Facebook的青少年已经从总数的60降到仅36；2019年TikTok新增用户量高达5亿，是其主打年轻用户的Intagram总用户量的一半。
　　为此，Facebook没少挖人。为打击TikTok，Facebook为不少网红开出数十万美金只为跳槽。更别提从几年前的从小米挖HugoBarra负责虚拟现实产品，从微信团队挖产品经理做Messenger，一直不断地从中国顶级互联网公司吸取成功经验。
　　另一方面，即便祭出抄袭传统，Facebook已经很难通过像素级模仿弯道超车；
　　在收购阅后即焚鼻祖Snapchat不成后，Facebook曾发起堪称卑劣的抄袭战：先是像素级拷贝的Poke上线，一个月后即告失败；转而又在Instagram中加入Storise，并将Snapchat的原创功能悉数拷贝到自家产品中这与如今Facebook对TikTok堵截如出一辙。
　　但历史并没有重演。TikTok不仅没被釜底抽薪，Reels还收获了一堆不好用学习了TikTok的皮毛的评价。这一切最终使得扎克伯格撕下了伪装。
　　换句话说，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基于广大市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当下，受到直接影响的海外科技巨头借由非市场手段狙击中国企业，已成难以避免的趋势。
　　出海企业如何从蜜月期到被卡脖子
　　实际上，TikTok危机更像是戳破了那层窗户纸，将很多问题推到了台面之上：非市场手段竞争的水面之下，从过去几年便开始暗流涌动。其中的核心特征几乎是惊人的相似
　　以低姿态借得东风后，再借强势地位巧立名目进行打压。
　　比如，被看客们戏称是悄悄赚了小钱的谷歌，便是又一个先礼后兵的典范。礼造就了谷歌与中国开发者的蜜月期，帮助了谷歌拿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船票。
　　为了弯道超车通过AppStore拿到船票的苹果，谷歌拿下了Android并基于自身特点建立起了商业模式：通过Google全家桶把持移动互联网基础服务，通过GooglePlay分发应用。
　　在Android还极为简陋的早期，丰富的第三方应用承担起了完善OS体验的重任。所以，这一时期的谷歌与数量庞大的中国开发者们，保持一段美妙的蜜月期。
　　为了吸引中国开发者，谷歌不仅曾大量派遣专家来中国与开发者交流学习，更频繁在开发者大会上与中国开发者互动，其高管更时常到访国内开发者公司，推进交流与合作。
　　但伴随着Android份额的不断攀升地位稳固，蜜月期逐渐由强硬和双标所代替。
　　变化开始于2018年，APUS成为首个被开刀的企业，其广告账号遭到封禁，但得益于APUS与Google、Facebook合作伙伴关系，其产品并未下架；
　　2019年大规模封禁随之到来，4月小熊博望广告账号封禁40多款应用被集体下架；
　　7月触宝广告账号封禁60多款应用程序被下架；9月汉迪广告账号封禁40多款应用被下架；2020年2月猎豹广告账号封禁40多款产品被下架，同期不同厂商共涉及600多款产品下架中。
　　而下架理由几乎都是围绕着不规范广告问题。
　　举起规范市场的大旗，似乎一切行为都自带正当性，但实际上背后却充满了玩味与蹊跷一切都源于谷歌这部印钞机依然成型，启动收割模式已经底气十足。
　　从PC互联网时代，谷歌的基本盘就已经建立在广告收入之上。这一商业模式随着GooglePlay的建立延续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其最新一季财报显示，广告收入占比高达78。
　　但PC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是一切的入口。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谷歌凭什么站稳脚跟？
　　一方面，对于海外Android用户而言，只有安装GMS（Maps、GMail、GooglePlay在内的谷歌全家桶）的手机才能正常使用一系列基础服务，被GooglePlay下架意味着直接断掉了获客渠道。
　　另一方面，谷歌拿出了UAC机制面向广告主的从投放、优化到转化整套解决方案通过接管更多环节，直接让广告优化师都失了业。
　　一手捏住开发者的命根子，一手握住广告主的钱袋子，谷歌印钞机轰隆作响。
　　今年Q2，谷歌交出了上市14年以来最惨的财报：总营收382。9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389。44亿美元下降22；净利润为69。59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的99。47亿美元下降30。
　　外媒相关报道便指出，这份财报并不能归咎于新冠疫情，核心原因在于其过分地依赖广告业务，但云业务落后于行业同行，其他任何业务都没有取得大的成功。
　　换言之，新业务需要广告业务不断输血，这部印钞机背负了更多压力，进而动作走形开始借规范之名，行双标之实。
　　一方面，变本加厉盘剥开发者：在高达30的过路费的基础上，对于不同的投放来源采取不同的制裁力度。相关人士表示，同样是打擦边球或者违规素材，通过谷歌自家ADMOB的投放，通常会面对警告、或者下架广告的处理方式；
　　但如果广告主是通过网盟等第三方平台投放，谷歌则会进行一刀切对应用的谷歌账户进行封杀，或者将应用从GooglePlay中下架，以此逼迫采用ADMOB投放。
　　这并非空穴来风。2019年，欧盟委员会就以谷歌滥用主导地位、排挤互联网广告服务领域的竞争对手为由，对美国谷歌处以了14。9亿欧元罚款。而在此之前，欧盟已经以反垄断为名处以了谷歌高达总计近70亿欧元罚款。
　　但即使通过ADMOB投放，谷歌目前的UAC程序并不能保证广告投放到优质位置。在大数据的包装下，谷歌往往将优劣流量混杂在一起，逃脱了法律的监督。
　　更有趣的是，即便按照谷歌的说法，其打击了大量不规范流量，并把钱推给了广告主，不少广告主却从未或者很少收到。而收到的款项，也不会解释来自哪些无效流量。
　　另一方面，歧视中国开发者：有传言显示，Google会重点核查中国开发者，在审查规则上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开发者规则，搞区别对待。传言有待证实，但在处理力度上的确有所差异：
　　据有关人士透露，此次猎豹移动45款应用被下架事件，同时也涉及到了欧美开发者，但欧洲公司基本上30天内就全部恢复了，但是大多中国公司直到最后也没有通过。
　　剔除出Google生态，无疑是断了开发者的血。
　　上文提到的APUS幸而提前引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布局了自有广告平台而逃过了下架，并在之后启动全球化战略，逐步基于其5大中台（业务中台、数据中台算法中台、移动中台、技术中台和研发效能中台）沉淀出来了一套产品增长商业化变现的闭环体系。
　　但其他开发者就没这么幸运。有媒体报道，上文提到的年初下架事件中，连谷歌亚太区都是执行事后才知晓，更没有提前与开发者们进行沟通，这引起了中国开发者们极大不满。
　　工具类产品作为中国出海科技企业的代表，基于其没有文化、语言背景的特点，的确能够很快打入海外市场。但在OS生态建立完备，体验不断完善后，工具产品撬动全球网络的特质就像上文提到的TikTok一样，势必会引起巨头的警觉。
　　最后
　　事实上，谷歌的无法无天已经遭遇过正义的铁锤。
　　早在2014年，谷歌就曾被以美国企业FreeRange为首的一众企业发起集体诉讼，后者表示谷歌在终止发布商协议的同时，扣除了AdSense账户中所有未支付的金额。最终，双方达成了总金额为11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而在2017年，又有广告优化企业发起同类诉讼。
　　在流出的大量内部邮件中不难发现，谷歌的确没有在第一时间按照约定处理封停发布商后没收的款项。对于中国开发者而言，集体诉讼维护自身权益的确不为解决方案。
　　但对于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品力不断增强的出海企业而言，国家层面更应该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更加高效、强力的保护出海企业的权益。
　　而站在更长远的的角度来看，出海企业也应该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产品生态。
　　APUS创始人李涛就曾表示，2018年开始，谷歌和Facebook已经开始进行策略性调整，他们不希望把工具类产品做的太大。工具类产品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没有太大的机会。
　　比如遭受谷歌禁令后，无法使用GMS的华为转头就推出了HMS。华为数据显示，加入其中的开发者已增加到了130万，AppGallery应用商店的月活用户超过4亿，5。5万个APP上架。
　　而上文提到的遭受谷歌第一刀的APUS则在工具之外，布局了内容产品和游戏产品，通过联盟、自售卖、ADX等多样化的盈利模式，和IAP等增值业务，形成了更加成熟的商业闭环。
　　互联网就像大国政治。如今的出海企业，如同统一之后在俾斯麦的纵横捭阖之下韬光养晦，度过了20年和平崛起的德国，经济与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已经难以掩藏。一边是谋求威望被群起而攻之，陷入大国困境，另一边则是建立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互相制衡。
　　健全的法律法规与更包容的生态闭环，正是这一套结盟体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