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缪异之论,称物假类,同之神明,以知所贵,故曰“缪称”。 〔要略〕《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 〔一〕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二〕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诗》云:“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三〕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后稷广利天下,犹不自矜;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满如陷,实如虚,尽之者也。 〔四〕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导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泽,而不可以昭誋。在混冥之中,不可谕于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乱,盖情甚乎叫呼也。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必远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于中,而不能违其难也。故人之甘甘,非正为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惨怛,非正为伪形也,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义正乎君,仁亲乎父。故君之于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为苟简易;父之于子也,能发起之,不能使无忧寻。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与!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诗》曰:“执辔如组。”《易》曰:“含章可贞。”运于近,成文于远。夫察所夜行,周公惭乎景,故君子慎其独也。释近斯远,塞矣。 〔五〕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离朱弗能见也。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为日不足也,其忧寻推之也。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六〕水浊者鱼噞,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治国譬若张瑟,大弦,则小弦绝矣。故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是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是故前有轩冕之赏〔51〕,不可以无功取也;后有斧钺之禁,不可以无罪蒙也。素修正者,弗离道也。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积快而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怨〔52〕。故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注释〕破碎:解析、剖析。差次:指区分次序。总同:归总、归结。假:借。耦:同“隅”,角落,这里指个别例子。攻:马宗霍疑为“巧”。曲说巧论:许匡一认为“曲说巧论”仅就写法而言,不能理解成“片面之说”、“巧辩之论”。节:指脉络。遗:忘。指不相干扰、各安其位。君臣相忘:指君臣各安其位,互不干扰。黄帝:古帝王名,所引黄帝语出自《吕氏春秋应同》。芒:通“茫”。芒芒昧昧:纯厚广大的样子。道:王念孙认为应作“威”,《广雅》曰:“威,德也。”元:天。略:谋略。指:通“旨”,意旨、意图的意思。乡:通向。方:方正、正道。语见《周易同人》卦辞。意思是说君和臣民上下同心同德,所以能无险不克、无往不胜。畜:蓄,积聚的意思。衢:四通八达的道路。致:杨树达认为通“置”,设置。尊:樽,装酒的器具。《诗》云:引诗见《诗经大雅下武》。媚:喜爱。兹:此。侯:语助词,“乃”的意思。慎:顺,指美好。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明圣人能从小处、个别事情上表现出仁爱之心,便能积聚成大的美德,得到臣民的拥戴”(许匡一《淮南子全译》)。戴:载。“戴情”,是说言行饱含真情、流露真意。觖:不满。陷:缺少,欠缺。尽:极,尽善尽美。泽:通“释”,散解、消融的意思。消泽:消融,指在无形中感知事物。昭:照。昭(照)誋:告诫。陛:宫殿的台阶。亢龙有悔:语见《易经乾卦上九》,意思是说居高位的君主骄傲横蛮,故难以长久,由此产生悔意。谕:使心中感知到。焉:之,指婴儿。身君子之言:原注为:“身君子之言,体行君子之言也。”感动:指感化触动。干戚:盾牌、大斧。三苗服:传说禹时三苗叛动,禹修礼乐使三苗归服。必远害:原注为“鹰怀欲害之心,故鸟鱼知其情实,必远之”。死父:为父而死。下句“死”字用法相同。要:通“邀”,“取得”的意思。违:避、躲。甘甘:第一个“甘”作动词,“乐意”的意思。第二个“甘”作名词,指“乐意做的事”。正:仅,只是。蹠:愿、愿望。焉:助词。往:至,达到。惨怛:忧伤悲痛。伪:刘文典疑是衍文。为形:指为了给他人看而做出这样子。简:王念孙认为“简”字为后人所加。苟易:原注为“苟合易行”,指迎合君主意图而改变道义。发起之:使儿子有所行动。忧寻:是指子女对父母的忧虑挂念。太上:指远古无为而治的时代。我其性与:原注为“我性自然也”。其次:五帝时代。微彼其如此乎:原注为:“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微:连词,有“如果没有”的意思。彼:指百姓。此诗出自《诗经邶风简兮》。执辔:手执缰绳。组:丝线织帛。含章可贞:语见《易经坤卦》六三爻辞。此语引申为“怀有美好的情操,行为就能走上正道”(参见许匡一《淮南子全译》)。惭:应是“不惭”。景:影。此句是说周公平时能“慎独”,所以夜行无愧。“慎独”是儒家修身的重要内容。斯:应作“期”。塞:不通。孳孳:通“孜孜”,勤勉的样子。怏怏:郁郁不乐的样子。消息:消长变化。宿:留宿一晚。忧寻:忧虑挂念。诗引自《诗经大雅文王》。噞:鱼因河水缺氧而浮出水面呼吸。崝:同“峥”,峻峭。陀:崩塌。商鞅:战国卫人,后入秦助秦孝公变法,得罪保守势力;秦孝公死后就被保守势力杀害。吴起:战国卫人,后奔楚助楚悼王变法,触犯旧势力利益;后保守势力趁悼王死的机会,发动叛乱,射死吴起。:王念孙认为应作“絙”,禁、急的意思。妖祥:凶兆。〔51〕轩:古代卿大夫乘坐的车子。这里的“轩冕”是指高官厚禄。〔52〕怨:王念孙认为应作“恶”,“桀纣之谤”的“谤”也应作“恶”。 【鉴赏】在结束了君主统御之术的论述之后,本卷紧接着对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作了具体、详细的论述。因为在作者看来,一个君主要达到先圣的功绩,除必须具备的统御之术外,还必须重视自身主观的道德修养。就君主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来说,仍然不离“道”与“德”,即清静无为,同时君主还必须具有仁爱之心。所以本卷在以“道”、“德”为本的前提下,引用了不少儒家的学说和观点,对诸如“仁义礼乐”等作了充分的肯定。这便是本卷《缪称训》的真实含义,即作者在坚持道家学说的前提下,将与道家相异差错(“缪”)的儒家道德修养论引述叙说(“称”)其中,糅合兼用。用《要略》中的话概括之,也即“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 开宗明义,《缪称训》首先以精辟的语言强调了君主在国家中的核心地位:“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紧接着,作者立即指出秉有至德的君主能够切实地奉行万物谐和之道,即所谓“从天之道,与元同气”;而其关节点则在于《周易同人》卦辞所提示的与臣民上下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即在于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在我们节选的第二段文字中,作者即通过摆道理、举例子的方式来突出强调了“慎德”的重要性。在作者看来,如果施与别人丰厚,那么得到别人的回报也丰厚;如果结怨深大,那么招致的祸害也必然深大。以《诗经大雅》中对于武王的赞美为例,武王正是因为能够从爱护每个人做起,所以才能够积聚成崇高的功德,最终使得上下同心同德,战胜与民构怨的无道纣王。因此,君主必须重视修养自身的德行。关于“慎德”之“慎”,在虽未称帝但却被推尊为“素王”的孔子及其弟子中有着最为突出的修养工夫之实践,如孔子曾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弟子曾子则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同时,作者还看到,“能善小,斯能善大矣”,道德修养是要从一点一滴的小善逐渐积累起来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成圣成德,就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每一件与自己有关联的事情都要注意。对于自身修养善德,必须能够如此这般的持之以恒,才能够“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正所谓“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君主只有每天都勤勉地行善才能够最终成就光辉的美德。周武王能够“慎德”,周文王更是“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正是因此,才有《诗经大雅》中对于周王国虽然是古老之邦,但其国运却正在新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肯定与赞叹。 此外,作者还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需要有一种舍利而就义的勇气。在我们节选的第三段材料中作者集中阐述了这一点:君子看到他人的过失而忘掉批评他人可能会受到责罚,因而才敢于直言进谏;君子看到贤才而忘记举荐贤才可能会使别人地位超过自己,因而才乐意让贤;君子看到衣食不足者而忘记周济别人会穷了自己,因而才能慷慨解囊给予施舍。 而在君主之道德修养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要能够真诚,努力做到“以诚感人”、“以情动人”,我们在这里节选的第四段文字对此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在作者看来,精诚真心可以用来神妙地感化他人,以情感人的作用要远远超过以说教规劝人的作用。正是因此,舜不离坐席而天下大治,夏桀不出宫门而天下大乱,这些都是由于君主的心性之修为所造成的结果。正所谓“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作者在这里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百姓支持自己的君主,主要是由于君主做到了言行一致。 关于“诚信”的道德品质,在先秦诸子的文献中有许多相关论述,如儒家之创始人孔子曾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墨家之创始人墨子则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道家之创始人老子亦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八章》)中国上古时期的先哲们可谓把“诚信”的道德品质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对此,西方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康德亦曾反复强调,并指出人性中真正腐烂和肮脏点是撒谎癖,撒谎的能力。初看来可能令人吃惊,因为现代人一般都将杀人放在诸罪之首。现代哲人中好像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康德的同道,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问长老他必须做什么来获得拯救,长老的回答是:“首先决不要对你自己撒谎。”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中国古代先哲和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道德完全是人自己的事,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责任与问题,只有对自己的良心“诚信”,在每一个当下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方称得上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最终也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与爱戴(张汝伦《坚持理想》)。正如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一切道德的根据都在我之内心,依照自己当行之道谐和地处事待物,自然也会得到积极的回报,最终达至一种和乐的境地。 由于“真诚”、“真情”的重要性,《礼记中庸》甚至把“诚”提升到了天人共由之道的高度:“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也正是基于此,《缪称训》认为这种“以诚感化”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现象,“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爱谕焉者”,“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必远害也”。由此,《缪称训》赞叹道:“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所谓“不言之用”,也即以诚感人、以情动人。 最后,作者又回到道治的观点上来,反对过分地使用刑罚,认为治国若张瑟,不可将弦绷得太紧太急,如果将法令制定的太苛刻,就有可能导致民乱,正如作者所说:“水浊者鱼噞,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历史的事实证明,制定严厉法令者也无好下场,“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其实,作者如此强调,无非是想突出他的道治主张,特别是“以诚感人”、“以情动人”的作用。正所谓“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君主只有平时修身养性保持正直纯洁,做一个正派人而不偏离正道,才能够用这种至诚的精神来影响、感化别人,由上及下,层层影响,从而使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总而言之,本卷以君主的德性为中心,强调了君主的道德修养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认为君主应当有一种舍利而就义的大智慧、大勇气,从身边的每一件与自己有关联的小事做起,“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最终由内而外,达到“以诚感人”、“以情动人”的目的。本卷虽然借鉴了许多儒家学说,强调君主应当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但实际上仍然是以《淮南子》所一贯主张的自然无为的道治理想为前提,主张以道、德为本,以仁、义为用,认为君主应当以精神修养为本来感化臣属以及天下,从而达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目的。本卷标题中“缪称”之“缪”也正说明,本卷引用的诸多儒家言论,只是君主道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淮南子》政治哲学的最高理想,仍然是以“和顺以寂漠”为特征的“太清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