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禹曰》原文、翻译及赏析

　　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
　　〔注释〕禹曰：禹说过的话；或者是《山海经》编纂者认为是禹曾经说过的话。禹，先夏时期华夏大地上的国家元首或部落联盟酋长，也可能像夏、商、周一样代表着一个朝代。经：经过，经历，考察；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中指出，《山海经》的“经”字，当初原本是经历的意思，后来才有了经典的内涵。五藏：五藏山经，意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的山川里蕴藏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考察记录。东西二万八千里，其数字大体与地球赤道直径相当；南北二万六千里，其数字大体与地球南北两极直径相当。刀币：刀形货币；或作刀铩（sh）。封：祭天的礼仪，其仪式特征是象征性地增加天的高度；太山：泰山。禅：祭地的礼仪，其仪式特征是象征性地增加地的厚度；梁父：又名梁甫，亦即梁父山，属于山东省新泰境内的徂徕山之东的余脉，山势险峻，难以攀登，孔子曾以登梁父山来比喻推行仁道的艰难，东汉学者张衡亦以“梁父艰”来比喻仕途险恶；后世所说梁父山，又名映佛山，系位于徂徕山之南的隋梁父旧城北面的一座小山。七十二家：相传上古有七十二个帝王在泰山举行过封禅活动。六合：上下、左右、前后，亦即三维空间。太岁：木星；古人认为木星十二年一周的运行，能够影响到地球的气候发生周期变化。神灵：这里的神指自然运转的微妙机制，亦即《易系辞上》所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灵指生命运转的微妙机制，可以概括为“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之谓灵”。唯圣人能通其道：只有具备高度智慧的人，才能够理解和掌握宇宙万物（包括生命）起源与变化的道理和规律。
　　【鉴赏】《禹曰》第一段文字记述的是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活动，该考察活动的成果被记录下来，它就是极其幸运地流传至今的《五藏山经》。综合中国古籍记载来看，帝禹是先夏时期（公元前2070年之前）华夏大地上的国家元首或部落联盟酋长。关于帝禹的历史功绩，人们比较熟悉的是治理洪水和划定九州。其实，帝禹还有一项重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主持实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土资源考察活动。与之大约同一时期的古埃及法老，则在热衷于征调大批劳工为自己建造高大坚固的陵墓金字塔。
　　如果说治理洪水是为了生存，体现出的是帝禹时代领导者和民众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么划定九州，体现的则是帝禹的治国方略。对比之下，国土资源考察活动，展现的乃是帝禹的深谋远虑为了获得持续而长久的发展，有必要对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物产资源、部落分布，以及人文活动，进行全面的考察，而这项史无前例的国土资源考察活动成果的文字记录就是《五藏山经》。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趣的是，根据《禹曰》的记述，帝禹时代人们最关心的生活资源，首先是水资源，其次是铜矿石、铁矿石。水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古至今人类都要伴水而居。众所周知，在先夏时期人们还不会制造铁器，铜器也是刚刚开始出现。那么，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报告《五藏山经》为什么要特别注重铜矿石、铁矿石呢？这是因为，铜矿石、铁矿石在那个时代主要被用于制作颜料，例如铜矿石可制作绿色或蓝色颜料，赤铁矿可制作红色颜料，磁铁矿可制作黑色颜料，这些颜料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对颜料的重视，是中华文明与文化的一大特征，远在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就已经把铁矿石粉末撒在死去的亲人身旁了。进一步说，正是由于古人对颜料的追求和加工，才促成了烧陶技术和冶金技术的发明，以及陶器和金属器具的应用。
　　《禹曰》第二段文字，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讲述天地物产对国家兴衰的重要性，二是讲述历代帝王为了感谢天地提供物产而在泰山、梁父山举行祭天、祭地的封禅礼仪。
　　值得注意的是，《禹曰》的作者深刻地认识到，由于各地土壤的性质不同，分别适用于种植不同的谷物；又由于各地土壤的肥沃和贫瘠的差异，谷物的产量也高低不同；再加上各地居民存在着“能者有余，拙者不足”的情况，往往会引发战争，同时也产生了彼此相互进行贸易的需要。对于国家的管理者来说，举行封禅礼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感天谢地的同时，反思执政举措的利弊得失，这是确保国家兴盛的关键所在。
　　据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引《管子封禅篇》记载，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帝王有72人，其中可考证认定的有12位远古帝王，他们依次是：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氏、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不过，这种古老的封禅礼仪，到了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已经从感天谢地、敬天礼地，异化成了帝王不惜劳民伤财来夸耀、宣告自己统治权力的仪式。
　　为什么古人要选择在泰山举行祭天仪式？这与泰山的地理位置和山形山势密不可分。如果从高空俯瞰泰山，不难发现泰山处在绝佳的地理位置上：黄山山脉、庐山山脉、大巴山山脉、太行山山脉、燕山山脉等山脉，环绕着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泰山恰好位于这个直径三千千米大圆环的中心位置上，难怪有人怀疑泰山是远古巨型陨石坑的中央峰。如果你站在华北平原、黄淮平原上望泰山，泰山就是顶天立地的第一高山。因此它会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成为封禅的固定地点。
　　《禹曰》第三段文字，阐述的是天地万物存在与变化的规律。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位于宇宙三维空间里，大地四周是浩瀚的海洋，太阳和月亮照耀着大地，北斗星指明着方向，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木星运行影响着地球旱涝气候的周期变化。万物由神灵所生，它们的形态各异，寿命有长有短，这其间的规律只有那些拥有高度生命智力的人才能够理解和掌握。
　　这里先以“要之以太岁”为例，太岁即木星，木星是古代中国人（包括古埃及人）最关注的星辰之一，或许是因为那时的木星要比今天更明亮的缘故。木星是太阳系里最大的一颗行星，每十二年（现代测定值为11。8年）围绕太阳转一周。木星的存在对地球的生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巨大引力能够把太阳系里大多数偏离轨道的彗星、小行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大幅度减少这些“不规矩”的彗星、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几率。
　　更有意思的是，《玉函山房辑佚书》收有《计倪子》一书，该书记有：“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计倪子又名计然，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曾拜计倪子为师。太阴即太岁、岁星，岁星亦即木星（准确地说是木星的替身）。
　　《计倪子》的上述观点，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属于天文环境经济学，他研究的是天体（主要是太阳系内的星体）位置变化对地球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以及这种变化规律对人类社会经济的作用。计倪子发现：当木星三年位于“金”的方位时，农作物丰收；当木星三年位于“水”的方位时，将发生水涝灾害，农作物减产；当木星三年位于“木”的方位时，农业收成好，人们生活安康；当木星三年位于“火”的方位时，将出现旱灾，农业收成不好（在五行里，金代表西方，水代表北方，木代表东方，火代表南方）。人们只要掌握了天地这种循环变化规律，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并由此而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进一步说，我们中国人的十二生肖动物的排序也与此有关。
　　再以“神灵所生”为例，《禹曰》所说之“神”，不是指超自然的神（例如西方人所说的上帝），而是指自然运转的微妙机制，亦即《易系辞上》所说的“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阴阳不测”，既可指阴阳对立转化进行得非常神速，难以测度；又可指阴阳的存在具有“无在而无不在”的性质，因此是不可测度的。有趣的是，随着量子力学的出现，1926年海森堡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意思是不能够同时准确测定出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显然这与“阴阳不测之谓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禹曰》所说之“灵”是指生命运转的微妙机制，用现代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之谓灵”。进一步说，“灵”即灵性亦即生命智力，生命与非生命的分水岭就在于生命拥有生命智力。生命智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生命的起源，而生物进化的动力亦在于生命智力。
　　从这样的哲理高度去认识自然和生命，就能够豁然开朗：正是自然运转的微妙机制，产生出了各种不同形状和性质的物体；正是生命运转的微妙机制，产生出了各种不同性状和性能的生命体。
　　《禹曰》的写作特点是内容高度概括、层次分明、道理深刻、语言简练生动、文字精准，全篇仅用195字。关于文字精准，可以举“能者有余，拙者不足”为例，“能”含有勤劳、智慧的意思，“拙”含有笨拙、拙劣的意思，这两个字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生命智力的差异。所谓生命智力，是所有生命都拥有的一种能力，即能够使用某种手段以达成某种期望效应的能力；不同的生命智力，其能够达成的期望效应也有所不同这就是“能者有余，拙者不足”8个字蕴含的深层次哲理。
　　综观《禹曰》文字，不难看出这是《山海经》原作者或《山海经》编纂者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高度概括，相当于为《山海经》全书写的一篇跋或序言，以寄托编纂者自己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诉求。需要说明的是，该处文字位于目前流行版本《山海经》一书的《五藏山经》篇尾和《海外四经》篇首之间，本书为了更好地鉴赏《山海经》的内容，将其放置在全书之首，这很可能也是原版《山海经》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山海经》一书的最后一篇《海内经》的最后一句话“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云云，表明全书结尾也是落在禹的身上，显然这样的编排应该体现着《山海经》原作者或编纂者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