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原文及鉴赏

　　〔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鉴赏〕“中”的观念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至于中国之国名即以“中”为名，作为中国早期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老子在《五章》中就以橐籥（风箱）这器物来喻说这无所偏倚的守中道理：这橐（壳）为函以周罩于外，这籥（管）为辖以鼓扇于内，而这籥（管）只有保持一嘘一吹的平衡守中运动，这风和气才能生化不竭、呼呼而出、源源不断；落实到行动中，在处事为人上无所偏倚、平常中庸、说话中性、不走极端，对人对事不作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也即老子所说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以至于人的思想也至中至虚，不偏倚于一处一时，这样就能应对或左或右的思潮、或上或下的激荡，以不变防万变。
　　如果说上述老子的风箱这器物喻说这处“中”道理有些转弯抹角的话，那么我们这里用“十”字图形来表示处“中”，可能就显得更直接了当了。那就是说，所谓处（取）“中”就是处“十”字中的中心点。而按传统文化看来，这“十”字如稍作旋转（45），便成了“”（五），所以传统文化中往往将“”（五）与“十”放在一起理解的。这样，所谓处“十”字的中心点（取中），也就是处“”（五）的中心点。正因为这样，《逸周书宝典解》会说：“五，中正”，《说文》会说：“”（五）是“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而这里的“中正”（取中）也就是指“不偏倚”。按刘安在《淮南子诠言训》的话来说：“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无去无就，中立其所”。
　　那么，这取“中”（独立中央）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有二。其一，独立中央（取中）的话，可以与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处于等距离中，表现出的社会功能就可以对来自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人与事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所以也就能省却不少麻烦和争斗。这样也就能在原本就动荡、模糊、不确定的社会中防不确定的事过多发生。魏晋名士司马徽大概就靠这种“取中”来防身的，《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讲到：“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人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同样，处社会变动、不确定、模糊性增多的时代的老子，大概也是用此“取中”来混迹社会的。以后老子的继承者庄子就是用“处材与不材”来说明这一道理的。
　　因为对事物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取中），所以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又称为“无”；因为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每辄言佳”，所以它的信息量也就是“无”。也因为“持无”（取中、持中正），所以这社会功效也就会被王衍说成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无）以化生，万物恃（无）以成形，贤者恃（无）以成德，不肖者恃（无）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
　　其二，独立中央（取中）的话，正好可以照顾到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四面八方，这照王弼说来是“处璇玑（中心点）以观大运”，“据会要（中心点）以观方来”（《周易略例明象》）。这中心点（取中）可以既能东又能西，既能寒又能暑，既能上又能下；它又能既不东不西、又能不上不下，表现出的社会功能就可以对这不确定的变化形势作随时调整、与时俱进，如要东也即能东，如要西也即能西，以致不会被社会过快地淘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既能做到“能寒能暑”、“能上能下”、“能东能西”，又能做到“不寒不暑”、“不上不下”、“不东不西”，独立中央，所以它在王弼眼里是“万物之母”；执著于这“一”（母）点，就可以御“众”，就可以无往而不胜，按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来是：“天不以此（无、中正）则物不生，治不以此（无、中正）则功不成”，“虽今古不同，时移俗易，此不变也”，“（尽管）古今虽殊，运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周易略例明象》）。
　　也因为“处中”（取中）有如此的社会功效，所以这“处中”（取中）也就历来受到重视，如《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溉（既）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礼记中庸》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在这些人看来，“中”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以至于在新发现的清华简《保训》中还记载着周文王对周武王的“中道”遗训。
　　如此的话，也就可以充分理解孔子对“中”的热爱和喜好了。孔子在承认事物存在着两个极端（左与右、过与不及）的前提下，提出“允执其中”（《论语尧曰》），认为最好的治政手段和理念就要像舜一样“执其两端，用中于民”。所以后来的子思的《中庸》会说：“用中为常道。”这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的解释是这样的：“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诸如此类的“中道”言论实在太多、举不胜举。要说对“中”的社会功效说得最到位的要数隋唐王通，王通在《中论》中说：“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矣。”
　　无独有偶，西方哲学对“中”也青睐有加。亚里士多德就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黄金中道”的思想。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也认为：一切事物，中道为最美好。近代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脱离了中道就是脱离了人道。人的灵魂的伟大就在于懂得把握中道；伟大远不是脱离中道，而是决不要脱离中道。”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作一一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