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唐鉴》是一部编年体的评论唐朝兴衰史的著作。北宋范祖禹撰。成书于宋元祐元年（1086）。《唐鉴》的流传版本很多，现存的有南宋后期的建阳刊本，明吕镗刊本，明弘治十年白昂刊本，金华丛书本，以及解放前排印的《国学基本丛书本》，这些版本都是宋吕祖谦加注后重编的24卷本。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宋刻小字本，为南宋孝宗朝浙江所刻。此版本较之其它版本完整可贵，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淳父，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华阳）人，宋代史学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祖范镇抚养长大。宋仁宗嘉祐八年进士，授试校书郎，知龙水县事。熙宁三年（1070），由司马光推荐参加编修《资治通鉴》的工作，历时十五年。他主要负责唐纪部分的长编工作，又协助司马光定稿“五代”部分，对《资治通鉴》的成书有很大贡献。由于他专精唐史，故于元祐元年（1086）另成《唐鉴》12卷，对史事进行评论。《通鉴》修成后，转秘书省正字，哲宗即位，除著作佐郎，参与《神宗实录》的修纂，历官右谏大夫、给事中、翰林侍讲学士、礼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等。他除了撰有《唐鉴》外，还著有《帝学》8卷，《仁宗政典》6卷，《范太史集》55卷以及《仁皇训典》、《三经要语》、《范氏论语说》等书。
　　《唐鉴》原12卷，306篇，约5万多字。前为作者序，正文为卷1：高祖；卷2：太宗上；卷3：太宗下；卷4：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上；卷5：玄宗下；卷6：肃宗、代宗、德宗上；卷7：德宗中；卷8；德宗下；卷9：顺宗、宪宗；卷10：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卷11：宣宗、懿宗、僖宗；卷12：昭宗。吕祖谦加注后，乃分为24卷。
　　在《唐鉴序》中，作者说明了著书的目的是为了采择唐代“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作为历史的借鉴，其用意与《通鉴》相同，此书围绕帝王借鉴这个中心，论述了唐代自高祖迄昭宣帝近三百年治理国家的时政得失，精心选择，突出重点，反复评论，所选史实中，把高祖、太宗、玄宗、德宗、宪宗作为重点，总结帝王的为君之道。该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帝王的正心修身，以上化下，勤政节俭，立德惩武，虚怀纳谏、严教太子，慎重择相，用贤摒佞，施行仁政，讲求礼法等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如：该书认为“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反复强调君主一定要虚怀纳谏，并盛赞唐太宗善于纳谏的作用，认为“相者治乱之所系”，皇帝要慎重择相，而用贤去佞乃是治乱的关键。另外，对有唐一代的兴亡得失，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如论唐德宗弊政说：“德宗享国二十有六年，亦不为不久。以其时考之，秕政无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镇，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敛货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从来者渐矣”。再如论及黄巢起义时说“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这些议论都为宋代统治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此书也有一些反对法治，鼓吹封建纲常思想的附论，说明作者的史观明显地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
　　《唐鉴》一书与《通鉴》相比，有其特点：一是《通鉴》以叙事为主，《唐鉴》以议论为主，且因史发论，而不是论中引史，避免了古今混淆、史论不分之弊。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列入史评类。一是在体例上，《通鉴》以武后纪年，而《唐鉴》乃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之事系之中宗。其礼法观念尤甚于司马光。三是此书在写法上采用“以古喻今”的手法，对现实进行议论。如针对王安石所主张的“祖宗不足法”，他在论唐事时写道：“自古国家之败，未有不由子孙更变祖宗之旧也。”其用心昭然若揭。
　　《唐鉴》在当时颇负声誉，流传很广。《宋史》称范祖禹写此书“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曰（祖禹）为唐鉴公。”元祐年间，程颐评说《唐鉴》是“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三之一）蔡絛曾写道：“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当时贵铛“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又称其子范温“此唐鉴儿也”。（《铁围山丛谈》卷四）宋张端义《贯耳集》记载宋高宗与讲官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这些议论都说明《唐鉴》一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且为许多人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