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者生存的进化智慧

　　2009。08。15来源：第一营销网文：史光宇
　　蚂蚁与恐龙曾经同处于一个时期，强大的恐龙没有适应环境的剧烈变化，早已灭绝，而小如沙粒的蚂蚁则顺应了地球亿万年来的巨变，成为地球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生物。蚂蚁能够这样旺盛地生存发展主要是因为其能根据生存环境进行适应性进化。
　　相对的个体要在客观环境下生存发展的两种选择是：改变环境和改变自己。蚂蚁自知身单力薄，无法改变环境，于是，顺应环境改变自己，同时科学的进化组织，以组织的协同力量来对抗环境。因此，蚂蚁不但没有被亿万年来环境的无数次突变所打倒，反倒越发的兴盛，它们是一群懂得自我进化与促进组织进化的智者。
　　进化型组织与非进化型组织
　　生物界同人类社会一样，存在组织与个人的协调分工、节约消耗、优化利用等特点，而人类社会和企业组织也同生物体一样，有着进化的需要与必要。拒绝根据环境改变进行进化，将会同恐龙一样，虽然强大，却会被自然淘汰，反之，则会如蚂蚁的组织一样，繁荣昌盛。
　　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中的企业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别：进化型企业组织与非进化型企业组织。进化型组织的特点是：善于打破固有认知，尊重客观事实，经常审视自己，摒弃偏见，乐于接受可以使组织更完善的事物，良性的组织变革与进化，在制度与文化的力量下成为常态。反之，非进化型组织的特点则是从思维到行为都相对封闭、保守，多按照惯例与意识习惯行事，没有意愿，或根本没有意识改进组织。这样的组织结构多为权力集中、等级森严、制度机械化，同时伴有严格遵循制度与控制的企业文化及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非进化型组织曾经在工业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优势，这种组织形态可以保证生产商品的质量，提高生产力，增加组织稳定性，继而降低市场风险。在那个特定时期内，这样的组织具有相对的优势，但是，在当今这个信息化、多元化、变化飞速的市场中，工业时代环境已经作为客观环境中的一个阶段一去不返，如果企业依然留恋与迷信曾经的成功经验，将会被市场法则所淘汰。而进化型组织在市场中勇于创新，不断随环境的变化而变革，与市场形成了一种长效的良性互动，他们不仅不会被市场甩下，甚至能通过自我进化来引导客观环境的改变。
　　希腊的非进化城邦与进化城邦
　　公元前5世纪，雅典在与斯巴达争霸角力时，惨败给斯巴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威震欧洲的斯巴达早已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沉寂，而今天的雅典却依然充满活力与光彩，成为希腊的经济与政治中心。
　　拒绝进化的斯巴达
　　公元前7世纪，勇猛尚武的阿卡亚人建立了斯巴达城邦，将民众分为三个层级：第一等级是斯巴达公民，全部是阿卡亚人，享有参政、福利等最高国民权利；第二等级是边民，都是其他民族及臣服城邦的居民，虽然是自由民，但是没有斯巴达城邦的公民权；最后一个等级是被斯巴达人征服并奴役的希洛人，也称黑劳士，这些人的身份最卑贱，世世代代要终身作为斯巴达人的奴隶。
　　斯巴达城邦属贵族共和政体，由两位世袭制国王分别负责军事与治国。国家设有长老议会，主持刑事审判与处理国家行政事务。公民大会则由年满30岁的全体斯巴达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可以在大会上参加议案的表决和官员的选举，但不能提出议案。斯巴达城邦设有政权监督机制，并设立3～5名监察官。遗憾的是，在斯巴达中后期，这些民主机制不但没有随时代而进步，反倒走向财富与权利集中的独裁寡头政治。
　　斯巴达的军事方面非常有特色，几乎全民皆兵。每个刚刚降生的斯巴达婴儿都必须经过长老的检验，确定身体足够强健，才允许其父母养育，反之则弃于荒野。即使是国王的儿子，到了7岁也必须离开家庭，编入童子军，12岁参加正规军事训练，即使成年结婚后也要住在军营，服役到60岁。
　　为了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贫富分化，斯巴达人除了军事外，不得从事商贸等其他行业。此外，斯巴达人轻视教育，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文化与艺术更无从谈起。
　　在一段时期内，斯巴达依靠这样的组织成为希腊联邦统帅国，战胜过波斯，打败了雅典。但是，强盛的斯巴达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逐渐衰败，其组建的同盟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国内更是混乱不堪，国民贫富差距悬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久，斯巴达被罗马帝国征服，多年后，斯巴达城为哥特人所毁，从此斯巴达彻底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从斯巴达的兴衰可以看出，其组织结构符合了发展初期需要完全依靠武力获得领地与权力的特定环境要求，于是在特定时期内取得了显赫的成绩。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大环境的改变，文化和经济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斯巴达依然穷兵黩武，依靠镇压与剥削来维持国力，显然无法持久。
　　首先是人才的逐步匮乏。斯巴达的领土多是殖民地，本族土地和国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从斯巴达国民的等级划分可以看出他们非常不信任，甚至排斥其他民族与殖民地的民众，因此，丧失了大量有能力却不是阿卡亚人的人才。其次是斯巴达不重视文化与经济也是违背社会进步规律的。没有了经济贸易的融通，斯巴达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国家，虽然是希腊的霸主，但是，除武力的联系外，和其他城邦再无关连，而军事上的联系又是负面的，这导致了斯巴达的消亡对各城邦而言是有利而无害的。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城邦即使消亡，只要灵魂还在，就有东山再起的根基。但斯巴达除了尚武外，没有任何文化可言，一旦国破，面临的将是彻底的消亡。
　　阻碍组织进化的三个障碍
　　为什么斯巴达几个世纪都没有打算进行一些变革，而任由国家滑向深渊呢？他们首先遇到了阻碍组织进化的第一个障碍，即过往成功的经验。曾经依靠武力建立了斯巴达城，力挫波斯帝国，战胜雅典等希腊各城邦，组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同盟这些成绩让斯巴达人觉得，曾经的方法与经验可以为他们带来永久的、更大的成功，而忽视客观环境的改变。
　　第二个障碍是利益相关者的阻挠。斯巴达的利益群体主要集中在元老院与军官等社会上层机构中，利益集团自然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对自己有利的组织结构。曾经有雅典人到斯巴达推行雅典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文化，结果被以奸细罪割掉舌头驱逐出国。虽然斯巴达有看似公平的公民大会，但平民没有提案权，只有审议权，即使大众希望国家进步变革，也无能为力。
　　第三个障碍是进化中的假象。假象之一就是组织改革进化的初期是看似错误的，会出现各种问题，如组织变得混乱等。斯巴达曾有两位开明的君主试图改变现有组织，进行了两次改革。但遗憾的是，第一次因为改进初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本来就反对改革的元老院借机挑起事端，使国王最终放弃了组织变革。斯巴达另一次改革是克里昂米尼三世登基后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算拯救滑向深渊的斯巴达，遗憾的是落入了组织进化的另一个假象错误估计变革后的组织能力。往往组织成功变革进化后，我们很难短时期内准确的计算出组织与客观环境的对比关系及位置，做出过于保守或激进的行为，导致决策错误。克里昂米尼三世在斯巴达改革取得初步成功时没有继续推进与巩固成果，而是错误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觉得斯巴达已经重振雄风，开始东征西讨，结果在塞拉西亚战役败给了马其顿等城邦组成的联军，使斯巴达刚刚获得的活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不断进化的雅典
　　雅典是一个典型的进化型组织，它被称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不断随环境改变而变革，是雅典最明显的特点。不断的良性进化使雅典成为了一个智能的，可根据环境自我进化的组织，虽然中世纪后受到欧洲巨变的冲击，几经沉浮，但是依然屹立不倒。
　　组织进化的六种力量
　　从古至今，从政治到经济，主动变革的组织并不多，首先是缺乏组织进化的意识，更多的是缺乏驾驭组织进化的能力，因为，这种关乎组织存亡的行为需要有效的战略与战术来配合。有六种力量可以帮助组织进行成功变革，分别是：愿景、制度、文化、领导、榜样、反推。
　　1。愿景
　　公元前600年左右，雅典就开始根据环境变化进行组织改革，第一任执政官梭伦在雅典与邻邦墨加拉争夺萨拉米斯岛战败后进行了一系列强国改革。但是，在那个蒙昧的年代，想要在一朝一夕间改变千百年来一直沿袭的制度与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制度虽然是改革最有力的工具，但是风险也较大。在梭伦之前，雅典也有过一些人推行过立法、文化、宗教的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因此，在颁布硬性立法之前，梭伦先进行演说，为民众描绘了一幅改变后的雅典的美景，告知大家改革后可以得到的利益。这样一来很多人充满期待，一些反对的人也在梭伦充满煽动性的演说下开始动摇，改革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建立共同的愿景是组织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组织改革如果没有大多数组织成员发自内心的支持，很难取得成功。只有建立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景，以利益为纽带，改革才容易顺利推进。
　　2。制度
　　梭伦清楚，顽疾需猛药，对于雅典几百年来的旧有思想单靠一些规范与劝诫是不够的，必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来扭转雅典人的思维与行为。为了突出立法的严肃与权威，梭伦把每次发布的新政都刻在木板上，在万人广场上以仪式的形式进行公布。梭伦首先废除了农民债务，使奴隶得以解脱，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为雅典创造价值，而不是只为奴隶主服务，也为雅典的民主政治迈出了第一步；废除旧有的残酷法律，法庭设立公民陪审制度，以道德、文化、经济的力量来治理国家；废除按照出身、权势来划分公民级别的方法，改为按财产的拥有量划分等级，大大地促进了雅典的经济发展。为了能使民主体制成为常态，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在贵族会议之外设立百姓组成的400人会议来协管国家。
　　有效的措施通过制度得以有效的实施，是雅典改革成功的关键，很快雅典就成为希腊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其他城邦都不愿意和雅典为敌，因为那样将失去一个重要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伙伴，甚至很多城邦维持生计都要靠雅典的贸易与工业，因此，雅典不需要战争就拥有很多属邦与伙伴，“不战而屈人之兵”。
　　3。文化
　　梭伦用立法奠定了雅典改革进化的基础，但是，如何使这种良性的发展能够持久并深入每个雅典人的思维习惯中呢？这就需要依靠文化的力量。到了伯利克里执政时，他一面完善立法，一面推行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股柔韧的强大力量。伯利克里想把雅典变成“全希腊的学校”，培养并吸引希腊甚至世界各地的人才来为雅典效力，而有效的引导又可以使文化为政治服务，为政治主张提供支持。由于伯里克利的积极倡导，雅典成为全希腊文化最繁荣的城邦。伯里克利的文化政策是与其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紧密相连的，无论是修建公共工程还是举办节日演出，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强化他的政治主张，他甚至采用当时雅典非常流行，几乎所有民众都喜欢看的戏剧来宣讲政治主张，增加大家对其推出立法的认同。
　　组织改革首先用制度来建造基础，基础形成后则由文化来引导大家从律法的底线走向更高的文化与道德标准，有文化支持的制度会变的即坚又韧，两者又可以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组织进化时的文化导入主要是将变革制度以文化的形态进行传达，为改革提炼方法、培养习惯并找到文化层面的依托。
　　4。领导
　　之所以很多组织不愿意进行组织变革，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件关乎组织生死的大事，这就对企业的领导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能力重要，决心和胆识更重要。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新的措施多是从组织中的一个部门，或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这样做的确可以规避风险，但是成功率却非常低，尤其是企业变革这样攸关生死的大事。组织变革的根本与源头在领导层，甚至是领军者本身，只有由上至下的变革才是根本性的，才容易推行并落实。雅典的组织变革之所以能够得以彻底实行，主要原因就是变革是由上而下的。
　　第一任执政官梭伦颁布的法令绝大多数对贵族、掌权者不利，自然，也和身为贵族、执政官的自己产生利益冲突，但是他毫不犹豫地从自身做起。比如，颁布废除农民债务，禁止债务奴役法令后，自己首先烧毁了其他人欠他及其家人的所有欠款凭证，释放了自家的奴隶，首席执政官都这样做，其他贵族也无话可说，改革因此顺利开局。接下来的执政官庇西特拉图、埃菲阿尔特斯、伯利克里等也都和梭伦一样，以身作则，政令不偏向某一方，身体力行，推行起来自然就容易。
　　5。榜样
　　从古至今，榜样的力量都是强大的。2500年前的雅典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是别人学习效仿的对象，这样的组织继续发展是相对困难的，因为没有学习的对象，又无法预知前行的正确性。雅典在摸索创新的同时依然没有放弃借鉴与学习，他们向波斯、巴比伦学习艺术、文化与贸易，向斯巴达学习军事。雅典的学习方法是“走出去”与“引进来”：政府派遣雅典各行业公民去其他城邦学习经验，带回来文化与技术，拓展商贸，同时，吸引人才在雅典安家落户，为这些人才提供优越的生活、工作与学习环境。因此，雅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才投奔，这些人才也都在雅典这个开放民主的舞台上尽情挥洒才智，为雅典的不断进化发展提供了有力帮助。
　　6。反推
　　在一个相对保守的组织中，做出一个决策往往瞻前顾后，考虑决策的各个环节是否违背固有原则，一旦触及，即回避或否定决策，这样必然导致有效的决策胎死腹中，这样的思考路径也永远不会发现或反省组织的错误，而这又恰恰是非进化型组织的通病。雅典在改革初期，也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在执行时会受到各方的阻挠，而梭伦对大家说：“你们欢迎这项改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由我来决定！”就这样，梭伦以结果为导向，从结果反推达到目的的手段，化解了改革中的干扰。
　　今天市场中的企业也是如此，如果做一个决策前先考虑组织的制度规定、惯例、潜规则与违反的代价等，决策的思路将受到严重的局限，甚至决策无法进行。反之，如果以结果为导向，尊重客观事实，不受主观影响，以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方式，反推能够达到目的的手段，则无论是在内部管理还是外部营销活动中，都会大大增加成功与创新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