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桥：新中国桥梁建设的奇迹

　　演讲章剑华整理记者徐蓓
　　
　　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在位于中国金融信息中心的“陆家嘴讲坛”，讲述起新中国工业发展的恢宏画卷中，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建设长江大桥的故事。
　　大桥是长江上的脊梁，大桥的建设者也是我国工业建设的脊梁。我把他们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记录历史，同时也是为了讴歌这些中国的“脊梁”。章剑华
　　从0到111的奇迹
　　先说说我为什么会写《大桥三部曲》这本书。
　　2018年12月，南京长江大桥经过历时27个月的全封闭维修改造后即将重新通车，通车前向市民开放3天，可以步行参观。在开放的这3天里，南京每天都有几万人拥向南京长江大桥。我当时也去看了，在桥上拍照留念，回来以后看了大桥的档案史料，突然就触发了我的写作冲动。
　　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南京长江大桥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我小的时候，每次从江苏的小县城到省会南京去，都要到大桥上拍一张照片作纪念。我记得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以后，有国外的元首来，周总理几乎都会把他们带到南京长江大桥去参观。
　　《大桥三部曲》这本书，主要就是写建设长江大桥的人和故事。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流、世界第三大河流。但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它在世界上排第四位。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科学家找到了长江的源头，把长江向前推进了500公里，从此它才成了世界第三大河流。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国的考古学家们在浙江靠近长江的地方，发现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了种植水稻，这就证明了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此，“世界第三大河流”和“中国的母亲河”这两个称谓，是上世纪70年代才正式确定的。
　　长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带来了水运的便利。同时，它也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因素。比如，它几乎把中国一分两半，形成了天堑。所以，古人一直想在长江上造桥。但是古代造桥大多数是为了打仗，那时候建得最多的是临时性的浮桥，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桥。一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制定建国方略，提出要在武汉建一座长江大桥。那时候的国民政府非常重视，从美国和德国高薪聘请了桥梁专家到长江考察，做设计方案。可是最后他们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在长江上造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长江那么深、那么宽，江水那么湍急，不可能造桥。所以，新中国成立前，长江上一座桥也没有建起来。
　　1949年，周恩来总理邀请了茅以升等桥梁专家参加开国大典。这些专家非常激动，大家在一起讨论，最后向中央递交了《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建议建造武汉长江大桥。这封建议书寄到了中央，周总理一看，说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不仅要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在长江上建一座桥是非常壮丽的设想。
　　如今，在我国长江的干流上，一共有111座大桥。从0到111，这真的非常了不起，这是一个奇迹。
　　大桥背后的大国工匠
　　在长江上建造的第一座大桥是武汉长江大桥，它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成的。第二座南京长江大桥则是我们自力更生建设的。建造长江大桥背后的桥梁专家和大国工匠，我在书中主要写了50多位，今天我在这里简要地介绍其中的几位。
　　先讲讲茅以升。茅以升是江苏镇江人，他小时候在南京读小学，就在夫子庙那一带。有一个星期天，他的同学来叫他一起出去玩，他那天因为感冒发烧没有去，结果那天夫子庙的桥倒塌，他的好几个同学都不幸遇难。所以，小小年纪的茅以升就下定决心，长大以后要造一座永不倒塌的桥。后来，他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又先后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接受了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
　　第二位叫彭敏，他是江苏徐州人，在解放战争中，任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主要任务是确保铁路、桥梁的畅通，新中国成立以后，任铁道兵团第三副司令员兼总工程师，后被派到朝鲜参加朝鲜战争。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正是在负伤休养期间，他受命回国担任铁道部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修建武汉长江大桥。1958年，他又组织修建了南京长江大桥。
　　第三位叫梅旸春，江西南昌人。他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电机系后，被公派到美国普渡大学机械系深造，并如愿进入美国费城桥梁公司工作。但他不久后毅然回到祖国。梅旸春回国后投身建设的第一座大桥是钱塘江大桥，可是为阻断侵华日军南下，建成仅89天后被炸毁；后来建造的澜沧江昌淦大桥，通车仅42天也被炸毁；还有柳江大桥，为阻断日寇，再次被奉命炸毁。三次建桥、三次被毁，梅旸春的建桥事业可谓多舛。然而，他要在长江上建大桥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到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之中，那个时候他是副总工程师，到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他是总工程师。
　　南京长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应用国产材料、完全由国人设计和施工的长江特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非常困难，当时正好遇到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大桥修建暂缓，所以压力非常大。1962年早春的一天，梅旸春因突发大面积脑溢血，倒在工地上，再也没有醒来，没能亲眼看见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这位知名的桥梁专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还有一位叫李家咸，上海人，是李鸿章的曾孙。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后他和几个同学都在上海找到了很不错的工作。1950年，当听说国家要建武汉长江大桥并在北京成立了设计组的消息后，他们几个同学都表示要去参加建设。虽然家里人一致反对，但他们去意已决。他们5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北京，找到铁道部毛遂自荐，后来就留在设计小组工作。李家咸先后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枝城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等桥梁的设计、建设。他在80多岁的时候，还参加了江苏苏通大桥的建设，一生都奋斗在建桥一线。
　　还有同济大学的老校长李国豪。李国豪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系，随后在德国继续学习桥梁工程和结构力学。他在那个时候就非常了不起，发表了重要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实用计算方法”等，被誉为“悬索桥李”。那一年，李国豪刚刚26岁。1946年回国后，李国豪任上海市工务局工程师，同时担任同济大学教授。1955年，他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从事教育工作之余，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桥梁建设工程，他都参与了论证和顾问的工作。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研究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振动问题。1957年10月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那一天，当车辆开过大桥时，大桥突然发生了晃动，拥上大桥的人们一时非常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通车典礼后，大家都不敢提这件事。但奇怪的是，大桥虽然在建成初期出现了晃动，但通车后的运行情况却十分正常。李国豪就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文革”期间他被关在牛棚里，仍偷偷地研究为什么武汉长江大桥会发生晃动。最后他找到了原因，得出的结论是：武汉长江大桥通车时出现的晃动，是由于拥上大桥的人群荷载造成的桥梁弯曲，形成了扭转共振，大桥自身结构没有问题。这样就为以后的大桥设计和建设消除了隐忧。
　　中国长江大桥的建设，正是依靠这一批桥梁建造专家、大国工匠们的呕心沥血，才得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大桥建设中的那些事
　　我再介绍几个大桥建设中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苏联专家西林的造桥新方法。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一开始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但设计了之后没有把握，于是决定把设计方案拿到苏联去认证，因为那时候苏联的造桥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苏联非常重视，组织全国的专家论证武汉长江大桥的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最终确定了一个方案。由于当时中国缺乏建造大桥的经验，苏联还派出了一个专家组到武汉指导，专家组组长就是西林。
　　西林来到武汉，实地勘察了长江的情况后，提出原来设计方案中的沉箱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太危险了。于是他经过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叫管柱法。这个方法提出后，得到了中国专家的认同，但是没想到，其他的苏联专家表示反对，并且把西林改变设计方案的事情告到了国内。苏联上层领导得到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把西林召回国内审查，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后来，西林有一位老师，也是著名的桥梁专家，他找到苏联当时的政治局，政治局派了一个委员，听了西林和他老师的申诉后，觉得他们有道理，于是又让西林回到武汉，主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武汉长江大桥胜利建成后，西林还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西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后来在建造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中苏关系破裂了，苏联撤回了所有的专家，但他还是自费一个人偷偷跑到南京，到大桥工地上进行指导。他对中国的感情非常深厚。
　　第二个故事是毛主席和长江大桥的故事。武汉长江大桥建造的时候，毛主席一共去了3次。在确定桥址的时候去了一次，他那时反复问彭敏：我们现在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有苏联人帮助，如果苏联专家不参与的话，我们以后能不能自己造？彭敏向他汇报：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作“建成学会”，我们不仅要建成武汉长江大桥，而且还要学会自己建造。
　　毛主席第三次去的时候，大桥已经建成了，桥面已经通车。毛主席高兴地从一个桥头堡走到另一个桥头堡，他说，“以后我们在长江上、黄河上要建20座、30座这样的大桥，能够走来走去”。现在长江上已经建了100多座大桥，但在那个时候，说要在长江上建几十座大桥，是非常了不起的气魄。
　　第三个故事是周恩来总理选桥头堡设计方案的故事。那时候造桥的决策，包括实施过程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和决定的。当时，向全国征集了许多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方案，最后由专家选出25个方案，做成模型送到中南海，请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审定。最终，周总理选定了25号方案。为什么选25号方案？一是因为这个方案有中国元素，它撷取了清代黄鹤楼“攒尖顶亭式”的建筑风格；二是因为便宜，建造这个桥头堡用钱少。由于那个时候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所以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堡建得比较小。
　　建造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周总理提出，桥头堡的设计要体现总路线，于是确定了三面红旗的桥头堡设计方案。武汉长江大桥只花了2年多时间建成，而南京长江大桥造了整整10年时间，从1957年一直到1967年。为什么要造那么长的时间？主要原因是因为南京长江大桥工程一上马，就遇到国家的困难时期，没有钱，很多工人、材料都无法到位。其间又遇到几次长江大洪水，造成了很大的事故，最后经过抢险，总算把桥墩保了下来。再后来又遇到“文化大革命”，工地不得不停工。等到决定复工的时候，又面临缺钱、缺人的困境，后来周总理从总理基金中特别拨出15万元，才使南京长江大桥得以继续施工。
　　在长江大桥建造的过程中，有许多事现在看起来都不是问题，但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不容易的，多少人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想：大桥是长江上的脊梁，大桥的建设者也是我国工业建设的脊梁，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记录历史，同时也是为了讴歌这些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