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社会资本与农民灾后心理健康的关联机制探究论文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人们的心理损失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如何治理自然灾害，减轻灾害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压力，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谈到灾害治理政策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种政府责任，但这种单纯由政府实施的自上而下的灾害管理体制并不是万能的，往往需要其他社会力量（个体或集体的共同协调合作）的补充和完善，在应对灾害的打击时，不仅需要经济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还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关于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的，类似的分析很少在中国进行，尤其在具有地缘社会和亲缘社会典型特点的中国农村，这样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中国素有重视人伦关系的文化传统，个人在集体中所处的角色，集体的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灾害中也不例外。本文之所以以农民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防洪措施和灾后应急机制都不太完善，农村居民有着比城市居民更大的心理压力。
　　经济学家试图用社会资本解释集体行动选择困境，认为社会资本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社会资本能将分散的农户连接起来，对灾后心理健康的恢复产生影响，所以在中国农村的灾害治理中，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作用。
　　1社会资本
　　首先，关于社会资本的内涵、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他所定义的社会资本注重社会系统的整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和团体所拥有的社会连带加总，是一种通过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创者林南也认为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边燕杰、丘海雄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帕特南认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福山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
　　从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本质的描述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是指一种联系紧密的组织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
　　1。1社会资本与灾害
　　近年来社会资本成为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第三大资本，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尤其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都会造成损害，但相对而言，平时最不显眼的社会资本在灾害中所受损失最小。在灾害中，房屋和财产会被破坏，人们会受伤或死亡，但集体之间固有的联系和情感却不会受到灾害的破坏，他们的社会资源仍然存在，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也依然在发挥作用，社会资本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个人和集体在受灾后最可依赖的基础资源。
　　社会资本还是一种有可能在灾害中得到更新和补充的资本。根据社会冲突的基本原理，面临外来威肋、时，群体内部的整合程度反而会提高，适度的外在压力将有利于社区的成长。这也意味着在灾害中，社区和个人的社会资本反而有继续增长的可能性。
　　国外学者Dynes分析了灾害中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的作用问题，认为更高水平的信任有助于加快灾后恢复的速度，提高灾民满意度，受灾群体在灾后很可能出现利他性社会规范，有助于灾后恢复。国内学者赵延东根据2008年和2009年两次大规模抽样社会调查数据，从社会支持、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三个方面分析了汉川地震灾区的社会资本在灾害治理中的作用，结果表明灾民的互助、参与、团结与信任，构成了他们重建家园最可依赖的社会资本。
　　总之，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较高，且社会资本比较丰富的社区，其防灾力、抗灾力与恢复力会更强，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的速度更快。
　　1。2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
　　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压力对心理健康具有较大的影响，国外学者Kawachi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不同方面起到缓冲作用，也能提高社会支持，从而减少影响心理健康的压力；Harpham认为拥有高水平社会资本的社区提供了友好、和谐和安全的环境，反过来促进了具有心理疾病易感人群的人际交流。此外，Berry从结构性社会资本（集体参与）、认知性社会资本（信任、互惠、集体归属感）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集体参与度越高，社会凝聚力越好，个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也有学者分别从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国内学者俞晓静从不同维度和层面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作用，余慧等学者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为社会资本的分层分析提供了思路。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居民灾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但将社会资本引入心理健康的实证分析相对薄弱。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与农民心理健康的关联机制是研究自然灾害对农民影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3社会资本的维度
　　马斯。福特。布朗认为社会资本系统可以按照要素、结构和环境的三维概念，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社会资本主要是个人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等；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集团间所形成的信任、互惠、义务和期望等；宏观社会资本体现为国家制度、法律框架、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凝聚力
　　另外一种较为普遍的分类是以Uphoff为代表的二维分类法，他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资本中有形的方面，如影响人们交互行为的网络、规则、程序、制度、组织等；认知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无形的，如共同的价值观念、互惠、信任和声望等。
　　国内学者陆迁、王听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四个维度探讨了社会资本的内涵00。国外学者调查了英国7994个人从2000至2007年的心理健康变化状况，并研究其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结果表明总体信任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实证分析得出集体信任和互动参与是社会资本当中最具稳健性的变量从结构型社会资本（网络）、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互惠、集体荣誉感）、集体效能（参与、合作）三个维度研究了个人层面的心理资源和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以上几种分类方法虽然依据不同，但都强调了社会资本中的网络、信任、互惠、参与合作。在灾害防救中，必须依靠之前建立的网络关系才能促成有效的联合行动，研究表明拥有良好社会网络的集体能够更好地应对不利情形。并且集体间通过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可以有效降低协调和沟通成本，降低灾害防救的交易成本，增加合作各方的承诺感，产生协同行动效应，所以在极端灾害事件应对中，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和互动参与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根据中国农村的具体背景，本文把灾后农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个人层面的灾害心理资源，包括个人对灾害损失的评估，个人应对灾害的努力程度，个人灾后获得的社会支持；二是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包括集体的网络结构形态，集体之间的信任水平和互动水平。
　　2数据说明
　　本数据来自2014年7月的实地调查问卷，调查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此次调研的区域为湖南怀化麻阳县、中方县和淑浦县的10个乡镇20个村，共计500名乡镇村居民。调查形式为入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22份，问卷有效率为70，对搜索的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和HLM7软件进行分析。
　　样本基本特征由表1可见，在调查的322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农民占38。8，年龄大部分集中在4469岁，被调查对象有66。1都是己婚，且收入水平有差异，约69。3被调查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
　　3研究变量与假设
　　3。1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民心理健康，并选取洪涝灾害后农民的创后应激障碍（PTSD）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反映心理健康问题的指标其实还有抑郁症、滥用药物等，但创后压力属于常见现象，而其他指标属于极端情况。农民在洪涝灾害中一般会经历财产损失、精神刺激，甚至亲友伤亡等重大变化，这些事件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进而可能对其精神健康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本文选用创后压力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衡量指标。
　　由于PCL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一普通版）量表在灾后心理健康的测量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故本文采用PCL量表来测量农民遭受洪涝灾害后的创后压力大小，即PTSD值，将量表中每一项的得分相加后得到一个分数值，37分表示没有PTSD症状，38一49分表示有一定的PTSD症状，85分表示有明显的PTSD症状。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个人层面的个体背景特征以及个人灾害变量；二是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洪涝灾害发生后，农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个人因素包括农民本身的个体背景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月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以及个人灾害心理资源，包括灾害损失评估、灾害应对努力、灾害社会支持。个人灾害变量主要用来衡量农民遭受洪涝灾害后的反应，他们评估灾害的损失严重程度，自己付出的努力大小，政府社会救灾的支持力度等，这些反应会直接影响农民的心理健康状态圈。
　　集体因素是包括集体社会网络、集体信任水平和集体互动水平在内的。集体社会资本，本文之所以不区分个人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是因为在问卷调查中有重复交叉的部分。
　　关于变量的指标衡量，灾害损失评估是个人经历灾害严重程度的指标，该变量由农民回答洪涝灾害对你造成的创伤和损失后评估得到1一5的反映值来测度；灾害应对努力是指农民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来应付压力源（洪涝灾害），该变量也用五级Liken设计量表来进行描述；灾害社会支持是指农民受灾后所接受的来自政府或社会帮助的次数。集体社会网络是个人受灾后得到的帮助人数比平时交流人数的平均值；集体信任水平是表示信任同村其他居民的人数比例；集体互动水平是灾后与同村其他居民互动的次数比灾后拜访同村其他居民次数的平均值。模型中各个变量的说明以及统计性描述的结果如表2所示。
　　创后压力（PTSD）的均值为48。70，这表明洪涝灾害后，农民有一定的PTSD症状；在个体灾害变量中，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在洪涝灾害中经历了较大的损失和创伤，并且为应对这种灾害会经常付出努力，得到的社会支持比较少。在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当中，社会网络、信任水平和互动水平的值都比较大。
　　本文需建立一个双层研究架构来验证个人层次的因子与农村集体层次的因子分别对灾后农民创后压力的影响，以及集体层次的因子如何干扰个人层次的因子与创后压力之间的关系。图2为研究架构图，集体层次的因素有很多种，农村经济水平、规模、人口数量等等，但本文研究变量为集体社会资本，故只将社会资本这一种集体因素纳入研究架构。
　　3。2
　　研究假设
　　基于己有的文献和社会一般情况提出以下4个假设。对于假设1，本文的调查背景是特定的洪涝灾害，且研究的是农民的创伤后压力，故假设全部个体特征项均有影响。对于假设2，农民自身对灾害严重程度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越严重，一般认为带来的创后压力也越大；为应对灾害付出的努力越多，越有利于减少心理健康问题；农民自身得到的政府社会援助支持越多，对灾后恢复重建有利，创后压力能因此减少。对于假设3，集体的社会网络结构越复杂，即人与人之间关系越密切，农民更可能相互帮助关怀，能减少个人创后压力；同样地，村民总体越信任彼此和集体，参与互动的次数越多，创后压力越小。对于假设正向调节还是负向调节无从得知，故都先假设有调节作用，方向以模型估计回归系数的正负决定。
　　假设1：农民个体背景特征所有因素均对创后压力有显著影响；
　　假设2a：个人层次变量中的灾害损失评估与农民创后压力呈现正相关；
　　假设2b：个人层次变量中的灾害应对努力与农民创后压力呈现负相关；
　　假设2c：个人层次变量中的灾害社会支持与农民创后压力呈现负相关。
　　假设3a：集体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与农民创后压力呈现负相关；
　　假设3b：集体社会资本中的信任水平与农民创后压力呈现负相关；
　　假设3c：集体社会资本中的互动水平与农民创后压力呈现负相关。
　　假设4a，：集体社会网络调节个人灾害损失评估与创后压力的关系；
　　假设4aZ：集体信任水平调节个人灾害损失评估与创后压力的关系；
　　假设4a3：集体互动水平调节个人灾害损失评估与创后压力的关系；
　　假设4b，：集体社会网络调节个人灾害应对努力与创后压力的关系；
　　假设4b2：集体信任水平调节个人灾害应对努力与创后压力的关系；
　　假设4b3：集体互动水平调节个人灾害应对努力与创后压力的关系；
　　假设4c，：集体社会网络调节个人灾害社会支持与创后压力的关系；
　　假设4cZ：集体信任水平调节个人灾害社会支持与创后压力的关系；
　　假设4c3：集体互动水平调节个人灾害社会支持与创后压力的关系。
　　4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322名农村居民的样本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层线性模型，从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分析了灾后农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灾后充分发挥集体社会资本的效能，提高集体的信任和互动水平，如组织互助志愿活动、灾后重建的统一规划等。有助于减少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通过每一位农民自身的积极救灾，比政府援助、社会支持来改善心理压力更有效，且能在一定程度预防灾后引发的秩序失衡或不稳定等社会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分析了不同层次变量对灾后农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还从跨层次的角度分析了集体社会资本变量的调节作用，并用HLM验证了调节效应。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考虑更多的个人和集体变量，或以个人、集体（农村）、国家三个层次来进行三层线性模型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