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对文变染乎世情的理解）

　　文变染乎世情（对文变染乎世情的理解）21082906：04红色文化网漫说文学与人性
　　穆陶
　　关于人性的论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哲学，涉及人性者，以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最为人知；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著《人性论》一书，全面系统地对人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做了深入的研讨，堪称人性研究的经典著作。现代以来，关于人性的论述，屡屡出现在学人的著作之中，尤以文学艺术最为明显，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规避的话题。
　　自有人类社会，人性之义便同时存在。抛却人性中动物性的成分不谈，除此之外的一切人性，都是与社会相关联的。如：人对社会事物的认知观念；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人的道德心灵等等。文学艺术对人物的塑造，注重人性的挖掘，这是惯常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问题在于：谈文学，如果只强调作品的人性，却避谈作品的包含了政治性与阶级性在内的思想性，则是十分片面的，不切实际的。
　　思想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这本来是文学的常识，但一个时期以来，伴随着文艺界对阶级观念的淡化，文学的政治性也便少有人加以重视。甚至在文艺界，阶级与阶级斗争一词，成为了谈论的大忌，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有人直接表示：文学不能与政治牵连，否则文学就不是纯文学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文艺界已经很有市场，甚至习以为常了。
　　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文学原理告诉我们，文学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文学艺术创作主体的作家，无不生活在阶级与政治的环境之中，作家的意识形态观念，也无不在其创作的作品中，打上阶级与政治的烙印。高尔基说：文学是严肃的、战斗的事业。（《高尔基论文学》林焕平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只重视文学的人性，而忘记文学的阶级属性与战斗的意义。毛主席论鲁迅，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这骨头是战斗的骨头。文学艺术，如果失去了战斗的意义，只剩下人性中的谈情说爱或发泄私欲，这样的文学艺术，对于人生还有什么良性的启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又有什么助益？这样一个并不深奥也无需争议的问题，所以有时在文学艺术界却弄得沸沸扬扬争议不休，其原因，也许有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却没有被重视的，那就是：我们奉行社会主义的信仰，我们的文学艺术，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人民的文学艺术，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或者其它什么主义的文学艺术。现在有一句话在文艺界颇为流行，即文学无国界、文艺是属于全人类的。然而这句话并不符合事实，而是一句似是而非的口头禅！何以知之？自有阶级社会至今，既没有超级级的人类，也没有超级级的文学。封建宫廷里的钟鼎之音绝不会为贫民窟里的乞丐所欣赏；《白毛女》那北风吹，雪花飘的歌声，也不会感动黄世仁的恻隐之心。有的人动辄就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写给全人类的，以此高抬声价，似乎只要这样，便成了世界级的超品。这实在是一种聪明人的无知。
　　作家是有立场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家，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大爱之心，与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封建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站在一起。如果作家没有这样的立场与人性，其作品无论写得多么艺术，无论获得什么大奖，都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因此也就不是人民的文学。作家不同的思想感情，决定着对写作素材的不同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时代背景，有的作家写成了红色，有的作家写成了黑色的原因所在。这种情况，在古代与今天，都是并不鲜见的。
　　由此可见，论说文学与人性，只是谈论文学作品的人性描写如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作家艺术家的人性。作家的人性，是包含了作家的思想感情、社会观念、家国情怀等等在内的。文学没有国界，但作家是有国界的。维护祖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应当成为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公民的共识与义务。无论从道义角度还是历史角度，爱国主义人性的价值，都是永远值得尊崇的。中国古史记载，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当时齐、楚两国最为强大，楚国大夫屈原出使齐国，齐国国王对他以高官厚禄、豪宅美女相诱惑，劝他留住齐国，（当时与现在不同，异国做官被看做是正常的事情）屈原坚决不从，逃回楚国。为了楚国命运，为了百姓福祉，他在改革失败国家濒临灭亡之时，宁愿投江以殉，与家国共存亡，死前留下了一篇《离骚》，千古之下，人人读之，无不感念屈原爱国之大义而怀其高凤。然而时当如今，竟有对爱国主义加以不屑者，在这样的人看来，似乎爱国主义是一个狭隘的观念，只有在思想上与世界接轨，融入国际潮流，才是观念超前、目光远大的表现。二千年前，作为知识分子的屈原，把爱国看得重于生命，今天的知识分子，有的人对爱国主义的声音，却心怀轻蔑，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性呢？如果作家中有这样的人性，能期望他写出《离骚》那样的传世不朽的文学作品吗？
　　不同人性的冲突，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秦桧是不可能理解屈原的，人民也永远不会原谅秦桧。前个时期，曾经传着一个消息：有人建议要将某地秦桧的跪像改造，让他重新站立起来。但终于因为民意大愤，未能做成。人性的变异，使得正义的人性与邪恶的人性并存，但正义的人性必将战胜邪恶的人性，这是人生的逻辑，历史的必然。
　　人性是受社会影响的，因此一个人的人性与他的社会观念、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当今世界，社会分化，观念繁多，但统而言之，最重要的人性，不过公与私。几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提出了天下为公的理念，（成书于西汉、记载了战国时期思想状况的《礼记》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见尚公的思想，是一直为人们期望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得人性的公的意义，产生了人类历史划时代的伟大影响。在为共产主义的奋斗中，多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为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共同体，继续奋斗不息。这样的人性的光辉，在历史的征程中，是不会熄灭的。
　　既然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与作家的人性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评议一部作品的时候，将作品与作者一体加以解读，就显得十分必要。广大读者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作品，加以分类，其中红色经典，已成国民共识，这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的思想性与战斗性的尊崇与共识。
　　文学的真实，在作家的心中。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水浒传》与《荡寇志》，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同样是写农民起义，在施耐庵的心中与笔下，这些农民起义者，个个是英雄好汉；而在俞万春的心中与笔下，这些农民起义者，个个都是应该杀尽斩绝的贼寇！这样的真实，就是作家心中的真实。现在流行于民间网络的文艺批评，多数以朴素与真诚的姿态，直接爽快地指出作品的要害，别具特色。有的文艺界人士，对读者群众的这种批评，表示出很不耐受，反感、抵触，声称这是不懂文学的在批评文学，并把批评者贬称为吃瓜群众！这样的思维与心态是十分有害的！每一个作家艺术家，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读者群众不只有阅读其作品的自由，也有批评其作品的权力。把读者群众当成吃瓜的愚氓，而自已则以精英自居，这不仅是浅薄与失智的表现，也是三观出了问题！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说：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怎么忽然间群众就变成吃瓜的愚氓了呢？有这样意识的作家艺术家，能写出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来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明确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我们想起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传统，同时也让我们牢记：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家的天职，作家艺术家任何时候都应当向人民群众学习，文艺作品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与批评是十分正常的。这样的认识，也是作家人性中的应有之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学是时代的风雨表。人性在文学中的呈现，善恶不同，清浊有别，何所为然？不得不辨。但愿我们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树立正确的人性观，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创作出不负人民、无愧时代的更多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