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散文谈谈摩梭人学者石高峰

　　研究员作家所长石高峰
　　谈谈摩梭人学者石高峰原创作者：和绍全
　　早想谈谈石高峰，因为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是我们相互太熟悉，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谈起，谈些什么？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太熟悉的人反而陌生起来，所以要说好自已最熟悉的人是不容易的。
　　石高峰，摩梭人的名字叫拉木嘎吐萨，我们两个同是宁蒗县拉伯乡格庄村人。他们家原先居住在金沙江边一个叫草洛果的村子，后来奶奶带着两儿两女迁到了格庄居住。1963年那年出生了他。我和高峰算是从小住在一个山旮旯里，同喝一塘泉水，同走一条小路长大的，两家人相距也不过百来米，要说一件事，站在土掌房上喊一声都能听清。我年长他10岁，他自小叫我大哥，一直把我从童年叫到了老年。
　　我懂事的时候，记得高峰一家居住在村尾的一个小平台上，房屋是一栋黑不溜秋的木椤房，北边的深沟里冒着一小股泉水，形成一片小湿地，湿地上开着小草花，沟边有几棵古老的核挑树，这是我们村里不多的几棵果树，深沟里阴暗潮湿，一年四季清凉凉的。由于村四周山高沟深，太阳升起，光影从村对面的山坡缓缓照来，照射到他家最早，到了下午，晚霞返照，村头的高山顶上一片暧暖的亮光，而他家居住的山沟里已经是一片黑朦朦的傍晚了。高峰父亲哥弟两个婚后分家，弟弟留住原老房，高峰的父亲在村头一个山包上盖了一院新房，从此村尾住到了村头。那几年生产队开始烧瓦，生产队统一给每户村民建一栋新瓦房，高峰的父亲是有名的木匠师傅，自己会设计，有技术，盖了一大院三方一照壁的新瓦房，从村尾仰着头看就像云上的小宫殿，从远山回望，又像一座小庄园，小山村里格外醒目。
　　生产队时期，我父亲是格庄生产队的队长，高峰的父亲是生产队副队长，他们是共和国最小的行政编制中唯一不脱产，不拿报酬的官，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山寨顶天立地的人。
　　高峰的父亲在我的老家是一位山鹰般的男人，他一表人才，聪明睿智，多才多艺。他会木匠、会唱民歌，能吹奏笛子、葫芦笙，还会诵摩梭人原始宗教达巴经，他在我的记忆里一生都像一位绅士般存在。高峰的母亲是纳西族，她是一位既像顽石一样坚硬，又像泉水一样甘甜的母亲，坚守和奉献是她人生的全部，无论在儿女们的心中，还是在村民的眼里，她都是一个神母般的形像存留在山村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我母亲去世发丧那一天，按照摩梭人的习俗，我牵着马沿着母亲在世时曾经走过的路去拾妈妈的脚印，途经高峰家门前，见她一手提着一壶酒，一手端着一个碗，站立在房前的小路上等候着我经过，我快步迎上前去深深地鞠了一躬，她倒了大半碗白酒缓缓的递给我：龙生，喝了这碗酒吧，你成气，妈妈会安心的走了。我双手接过酒碗一饮而尽，泪眼朦胧，望着她清瘦的面容和那双深凹的眼睛，忍不住哇的放声哭了起来，她眼含着泪水，望着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转身缓缓的离去。
　　1968年下半年，我们村里办了一所民办学校，叫格庄小学，当时我在草洛果小学当民办老师，生产队协调把我抽回村里，当了格庄小学的第一任老师。学校在半坡上的一个小台地上，当时这里是生产队的仓库，库房是一小院U字型的土掌房，生产队的余粮都集中存放在这里，平时村里开会或者重要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里是生产队的中心。因为仓库没有空房，只好在仓库的走廊上放几根木头，作为学生坐橙，用一块木板塗上黑烟墨作为黑板，学校正式开课，石高峰6岁那年成为格庄小学的第一批学生。
　　学校在村子的半山坡上，上学时下半村的学生从村脚往上爬，上半村的学生从村头往下梭，山路坑坑凹凹，崎岖难行，孩子又小，学生摸爬滚打，一个多小时才到齐，后面还跟着一帮来玩的娃娃。记得开学的第一天早晨，我站在学校的场坝上，向坡头望去，石高峰和其他几个学生，叽叽喳喳的坐在下坡的小路上一梭一梭的下来，像是一群小鸟在跳动，又像几个气球在滚动，快一个钟头才走进学校，几个孩子黑巴拉秋，脏兮兮的站在我面前，屁股上都沾滿了泥巴。石高峰背着一个麻布包，我伸手摸了一下，里面有两个烧洋芋和一包烧包谷，那时书包里无书可装，清一色的麻布书包里装着学生的午餐烧洋芋。入学后有一天，石高峰和几个男生，叫嚷着女人读什么书，去赶女同学滚出学校，几个女生哭着跑回家了。每天一下课，一帮调皮的学生站在山坡的田坎上，齐声高唱我教的那一首歌：小闹钟，小闹钟，叮叮当，叮叮当，这片地老天荒的山沟里，响起了从未有过的歌声，惹得田边地头干活的父母们停下手里的活，静静的听学生们的歌声，哈哈哈的笑个不停，那笑声比孩子们的歌声还传得远。那段时光，我每天早晨早早的站在学校旁边的田坎上，望着孩子们三五成群的来到学校场坝，下午又站在田坎上，望着孩子们的背影消失在家门前。村里的大人们日理万机，只想着多争工分，多分粮，无心过问孩子的学习，他们认为孩子、特别是女孩子从课堂里能够带回家的只会是一颗不会发芽的种子，眼下最重要、最现实的是填饱肚子。因此，大山里孩子们的命运全依赖于自己先天的聪明才智和自觉去好学上进。
　　学校开学不到两个月，征兵工作开始了，1969年初，我当兵离开了故乡，没有了老师，学校也就停课了。后来高峰每当谈起这段往事，总说他对我这位老师的记忆就是教过的那一首歌：小闹钟，小闹钟，叮叮当，叮叮当，还有经常手里拿着一根长掍，站在黑板前，只要他们乱闹就使劲抽打黑板，那响声啪啪啪的，认为是我要打人，个个胆战心惊，不敢抬头。当高峰说起我自己都没印象的事时，我才深切的感到，一个人无论一生的命运如何，童年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永远是心中最明亮的记忆。
　　学校停课一年后，1970年经审批，由本村的石红当任老师，学校重新复课，高峰又上学了。
　　我当兵后的第三年，探亲回到村里，学校己经新盖了一栋瓦房，有了教室和桌椅板凳，老师的办公室窗台上还摆放着一盆盛开的大红花。孩子们呆呆的望着我，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清晰的记起我曾经当过他们的老师，他们只知道我是解放军。他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围着我，跟到家里，我母亲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根我带回来的棒棒糖，那时候的棒棒糖坚硬，糖粒大，高峰后来说，他那一颗棒棒糖含了10天都不化。
　　到1974年石高峰离村到有半天路程的拉卡西里中心小学读书。拉卡西里学校在金沙江边，离江不过百米远。对于石高峰来说，这是他求学路上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怀抱，独立生活。1975年，13岁那年，他被当选为宁蒗县小学生代表，出席了丽江文教系统先代会，第一次显示出他的优秀。
　　1976年，他考取拉伯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拉伯中学在宁蒗县和四川省木里县的交界处托甸，我们村离学校有两天的路程，不通公路，一个小学生背着沉重的行囊，翻山越岭，十分艰辛，这是高峰第一次离家远行。在那个年代，一个山里的孩子，能够迈进中学的门坎，已经是人生垮出了大大一步。高峰上中学后，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学校逐步走向正规，知识得到全社会重视，他们终于迎来了教育的春天。他不辜负好时代，不辜负乡亲们，好学上进，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
　　1979年考入宁蒗县高中，第一次走进县城，走进宁蒗第一中学读书。高中是离高等学府最近的地方，他更加刻苦学习，因为表现优秀，1980年曾经被宁蒗县共青团委评为先进团员。高峰读高中那几年，我已经结婚成家，爱人住在宁蒗县旅社宿舍，高峰到星期天经常来家里玩。我每当探亲回家，从老家回县城时，高峰的父亲就和我一起到县城，送我的同时看看高峰。今天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与高峰的父亲一道往返于那些崎岖的山路。那时我每次见到高峰，总能感觉到他的进步和变化，个子虽然长得慢一些，但白面秀脸，聪慧精灵，整洁温雅，可爱帅气，不像个来自山里的孩子。
　　1981年，高峰被云南省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师范大学录取，成为一名大学生。上大学是一个学子最高的梦想，特别是对于一个来自大山的孩子来说，是命运的第一次转折，对于高峰一家来说是自豪和荣光，对于格庄村来说是开天辟地的事情。高峰上大学时期，是把大学生作为大熊猫一样保护的年代，因为十年文革，到了那时老的老了，中年人失去了读书机会，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这一代大学生。高峰在大学里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对故乡、民族的思恋逐步上升到对文化的思考，从摩梭人优美的民间歌舞，丰富的民风民俗，美丽的神山母湖中，寻找文化的因子，接近文化的根须，挖掘思想的脉络，他的初心在生命中逐渐浮现了出来。他开始用散文、诗歌的形式赞美故乡，介绍风土人情，述说传说故事，创作了许多短小，精练，脍炙人口的散文、诗歌，曾经获得云南文学创作基金奖，学生时期就展现出了文学创作的天赋。
　　1985年，石高峰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作为云南省委组织部选调生安排到丽江地区，先后在丽江地区群众艺术馆和丽江地区文联工作，并负责编辑《玉龙山》杂志。他在《玉龙山》杂志社历练自已，培育新人，通过刋物平台，推荐了大批各民族有文学才能的新人，并且创作撰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研究文章。参加工作后，有一年。他和丽江地区民政局局长胡忠文一起到河口前线一来慰问我，那时我在团里当团长，他们深入到英雄连队和前沿阵地考察，后来在《玉龙山》杂志编辑发表纪实文学《摩梭团长》，详细介绍了边防、战争和军人。
　　高峰是个聪明人，聪明的人具有远方视角，他学生时期就很注意收集各种素材，放假回家，提着一个录音机，去找那些老一辈民间歌手，喇嘛、达巴，连村里会吹奏叶片的都不放过，收录了无数即将消失的文化，拿着本子，用笔墨记下了一个个古老的传说和即将遗忘的故事，今天一盘盘录音，一本本采访录成为了民族的记忆。
　　1990年，石高峰调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华夏地理》杂志社社长、所长等职。石高峰在云南省社科院工作的日子里，主动的把自己过去以文学创作为重点转变到围绕党和国家和省委的中心工作，重视对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领域的调查和研究，积极主动的提出了许多解决现实问题的真知灼见。如完成了国家和省级研究项目：《滇西北合作计划之泸沽湖文化模块》《社会转型时期摩梭母系家庭与婚姻变迁研究》《卡瓦格博：宁静与喧嚣》。先后发表了60余份重要论文和调研报告，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和采纳。出版20余部文学专著。用文字、影像、视频、文物方式抢救整理了一批即将消失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有8篇文学和论文获国家和省级奖励，先后7次被评为科研工作和文学研究优秀个人。这些研究成果和文学作品涵盖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包括了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影视剧等等。还曾经到1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访问，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极大的拓展了国际视野。石高峰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三十年，是他人生的华丽篇章，他从一个山里的孩子，走到云南省社科学院的学术高地，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坚实。他始终瞄准世界，根植故土，为云岭大地上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而歌唱。用敏锐的视角，前卫的观点，科学的态度献计献策。做一个清醒的学者，思想的歌者。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条战线、两个阵地上冲锋陷阵，硕果累累。今天，一路的坎坎坷坷和酸甜苦辣都成为了动人的诗歌，他和我们摩梭人都应该为此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