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孙权为什么把首都建在抢来的荆州属地武昌？南京和苏州不适

　　首先说说孙权曾作国都的武昌。
　　夷陵之战后，孙权做了一项重大战略调整，把大本营从建业搬到了荆州，具体地点在江夏郡的鄂县，孙权将其改名为武昌。
　　这个武昌并非现在武汉三镇的武昌，而是今湖北省鄂州市，也在长江边上，位于武汉的下游，两地相距120公里，约合汉代350里。
　　孙权为什么选择武昌呢？作为孙吴新大本营，武昌显得更为巩固，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其东南方的幕阜山余脉，山势险峻，是天然的军事屏障。
　　武昌临近江边的西山景色十分秀美，环城绕廓有洋澜湖和三山湖，让古武昌城显得景色宜人，适于居住。附近的西山还自古出铁，离武昌不远的汀祖、碧石和大冶的铜录山一带铜矿丰富，冶炼业在这里早有一定规模。
　　武昌城西90里处有樊川，可停泊水军船只，与樊川相连的有长达百里的梁子湖，湖面很宽，水量足，终年不枯，是操练水军的理想处所。由樊川还可轻松进入长江，其交汇处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要塞樊口，这里已经成为孙吴水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要与强大的魏军争衡，水军是吴军的致胜法宝，孙权一向重视水军建设，大本营迁到武昌后，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
　　到了孙吴黄武八年（229年）4月，孙权在武昌城南郊称帝，定国号为吴，定国都为武昌。武昌，成为孙吴政权的第一个正式国都。
　　其次说说孙权为何又退出了武昌。
　　孙权在武昌称帝后，没过多长时间又主动退出了武昌，将国都迁回建业，也就是南京，时间是孙吴黄龙元年（229年）9月。
　　武昌为作孙吴的国都仅仅只有5个月，如此仓促的定都与迁都，让外界十分不解。
　　其实，主要原因是蜀汉。孙权称帝后，主持蜀汉国政的诸葛亮主动与孙权结好，派人出使武昌，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孙权也积极回应，双方绝盟好议，恢复了孙刘联盟。
　　双方认为，摆在各自面前的最大问题是联手灭掉曹魏，对此双方进行了盟誓，并且还想到了曹魏灭亡以后领土如何划分的问题。
　　当时曹魏占领的北方领土主要有9个州，即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兖州、冀州、并州、凉州以及司隶校尉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将这9个州一分为二，双方各执其一。
　　这项分天下的方案，具体内容是：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孙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汉；司隶校尉部以函谷关为界，西边为蜀汉，东边归孙吴。
　　此前孙权命步骘遥领冀州牧，朱然遥领兖州牧，根据双方盟约，冀州和兖州在扫平曹魏后将归蜀汉，孙权下令解除步骘和朱然的这两项兼职。
　　诸葛亮也迅速作为回应，他上奏后主，把鲁王刘永的封号改为甘陵王，把梁王刘理的封号改为安平王，原因是鲁国、梁国都在未来孙吴的辖区内。
　　为了表示对盟约的尊重，孙权做出重大举措，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以表明自己无意在西面与蜀汉相争的诚意。
　　最后说说孙权为何频繁迁都。
　　孙氏的大本营最早是吴郡的吴县，也就是苏州，孙策死时，曹操曾以朝廷的名义下诏，限定孙权的活动范围就是吴县周边。
　　但孙权掌权以后发展速度很快，地盘越来越大，不仅占有江东，还渡江夺取了庐江郡、九江郡等地，又西进荆州，赤壁之战后占据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夷陵之战使其在荆州的地盘得以巩固。
　　孙权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向西移，为方便指挥，孙权的大本营也不断向西迁，先由吴县迁到京口，也就是镇江，再由京口迁到建业。
　　孙权后来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除蜀汉关系方面的考虑外，也有巩固长江防线的考虑，长江是一道天然防线，但它的缺点是太长了，需要大量人马防守，处处设防又难以做到，所以只能重点防御。
　　江东是孙氏的根据地，别的地方能丢，这里不能丢，所以江东一直是孙权经营的重点，为此他下大力气搞了一个濡须口要塞，后来又搞了一个东兴要塞，这两处要塞都是护卫建业的。
　　所以，孙权回撤建业，一方面是与蜀汉关系的考虑，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内在的需要，达到进可攻、退可守的目的，确保自己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孙权一定要把首都放在荆州伏击的武昌，舍弃原先的根据地建业，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东吴地理格局与自身政权的属性造成的。去武昌看似危险，实际上对孙权本人是最为有利的。
　　孙权在正式称帝之前，家族已经在江东地区经营了12代人的时间。虽然如此，但他的政权属性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户。家族本来自于荆楚以南的长沙，获得政治威望是在中原的洛阳。主要的部队早期是长沙附近的，后来则是孙策追随袁术时期在江北淮南地区招募的。
　　孙策正是依靠江北人为主的部队，拿下了江东地区，主要是吴郡一带。所以，孙权继承的也是一个江北人出兵江南人出钱的二元混合政权。江东大族们是被征服者，但也默认了江北部队保护自己安全的事实。孙权则是江北集团的代表人物，必须首先考虑麾下军功集团的利益，还要兼顾江东大族们的事情。如果平衡不好，那么就会失去根基。从赤壁前的摇摆就能看出，江东大族不配合，他的军事集团就没有抵抗下去的希望。这样的情况在后来的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时期，又上演过一回。
　　另一个因素就是长江流域本身的格局问题。不要看历史上有很多立足东南的政权，实际上他们都是完全依赖农业产出的非海洋性国家。恰巧南方主要产粮区就分布在长江沿岸的有限平原上，所以沿江防御的重要性远超利用山峦地势的层层阻击。加上隋唐前的南方，开发力度非常有限，大量非编户齐民人口还以原先的部族结构生活在山区。这就让孙权的东吴格外需要计较长江南岸的每一寸土地。
　　也由于这一的格局设定，长江水战中控制上游的一方有巨大优势。在有限的江面作战，顺流而下是巨大的气候加成。历史上的很多北方朝代南下，其实都是用这办法来抵消南方人的水战优势。孙权即便是没有能力攻入巴蜀，也需要在自己的主要经济生产区之外，设立一个缓冲防御支点。荆州的意义就是如此。可以说当地对东吴的利害关系，远超蜀汉和曹魏。
　　结合以上两点来看，就不难理解孙权的用意。他首先需要在荆州设立强大的军事防御力量，保护自己的江东领地。为此不惜将自己的总部也搬到前线位置，以便更好的做出决策。否则弱对手发展出成规模的水军，阶段长江东西流向的通信，那么下游的政权将非常吃亏。原先的总部设在建业而不是更繁华的江东核心苏州，就是这样用意。
　　另外，由于自己和强制迁徙的豪族附庸一起到了新的地方，就削弱了江东大族们对自己的节制能力。像鲁肃、张昭这样的江东本地名人，在建业还可以和地方上遥相呼应。到了西边的武昌，就身份转变为君主带来的职业官吏，没有以前的地方号召力。这对于想要加强个人控制力的孙权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事情。
　　苏州、南京、武昌，都曾经是孙吴政权的都城。孙吴政权都城的搬迁，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
　　我们来看看孙吴政权都城的搬迁史。
　　建安元年，即196年，汉献帝定都许昌之后，孙策联合了曹操，被封为吴侯，治所就在吴郡，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地区。
　　建安十三年，即208年，随着东吴往北方的扩张，孙权将治所搬迁到了京城，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地区。
　　208年，孙刘联合跟曹操打了赤壁之战，曹孙刘三方瓜分了原来刘表统治的荆州地区。
　　建安十六年，即211年，孙权为了巩固对荆州区域的统治，将治所再次南迁到了秣陵，筑起了石头城，并且改名为建业，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
　　孙吴政权是在南京建都的第一个朝代政权，南京从此有了很多别称，比如石头城等。
　　此后，孙刘之间经过了多次战争。
　　建安二十年，即220年，关羽樊城大败，在临沮被孙吴将领马忠擒杀。孙吴从此取得了原来刘备集团所占领的荆州区域，将刘备的势力驱逐出了荆州。
　　同一年，汉朝廷（曹操）封孙权为荆州牧，南昌侯。孙权为了加强新收服区域的统治，迁治所到了鄂，并改名武昌，就是现在的湖北武汉地区西部的鄂城附近。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曹丕代汉称帝。
　　记住220年吧，关羽死，曹操死，曹丕代汉，孙权迁都。
　　229年5月，孙权称帝，建都武昌。因为220年时，治所就在武昌了，所以，孙权称帝时，就建都在了武昌。
　　229年9月，孙权称帝4个月后，就迁都建业。
　　264年，吴主孙皓继位，残害了很多东吴宗族和旧臣。
　　265年，孙皓由于内心不安，加上一些术士的蛊惑，再次迁都武昌。
　　266年，即孙皓迁都武昌的第二年，有人在建业想拥立孙皓的弟弟孙谦为帝。孙皓虽然平定了这次内乱，但是这次事件，让他觉得建业才是孙吴的根基，又将都城迁回了建业。
　　266年是孙吴最后一次迁都，直到280年，孙吴被西晋所灭。
　　由此可见，孙吴政权治所（都城）的搬迁，多跟孙吴的势力扩张和东汉朝廷（曹操）的册封有关。
　　而孙吴政权称帝之后，除了1年多的时间都城在武昌外，其他时间都定都建业，即现在的江苏南京，孙吴政权由此也有了江东政权的称呼。
　　古代建都往往考虑水路是否便捷、是否是统治的中心地带。
　　东吴最早的统治中心在苏州，后来先后迁到镇江、南京，为了夺取荆州，孙权又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了陆口、公安，成功夺取荆州大部分后，陆口的地位已经不足以统辖荆州，而公安又因为地处荆州腹地，统辖荆州虽然合适，但却无法统辖扬州，毕竟扬州一旦遭遇曹魏的袭击，以公安离建业的距离看，是无法及时救援的。
　　但如果继续以南京、苏州为中心，那么荆州如果遭遇魏蜀的进攻，也不利于救援。所以，出于兼顾荆扬二州的考虑，位于中间地段的武昌就成了最合适的都城。不仅如此，武昌西边是樊溪，可以训练水师，而长江一带又有樊山，利于吴军防守。
　　吴蜀虽然联合，但这是出于对抗曹魏的考虑，并不是吴蜀的感情有多深厚，事实上，东吴在防备曹魏的同时，也始终在防着蜀汉对荆州的觊觎。毕竟刘备伐吴时，孙权就是坐镇武昌指挥，击败了刘备的。
　　更重要的是，武昌这个地方盛产铜铁，是铸造兵器的佳地。史载：吴主孙权黄武五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上有大吴篆字。
　　直到蜀汉中后期，随着吴蜀同盟关系的稳固，荆州遭遇魏蜀联合夹击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孙权才放下了对蜀汉的戒心，由孙登镇守武昌，自己重新回到了建业。
　　东吴政权曾数次迁都，更换统治中心。
　　每一次迁都，都意味着战略调整。
　　夷陵之战前后，孙权迁徙于武昌，并在此称帝，一待就是8年。
　　这是怎么回事呢？苏州：最早的统治中心
　　苏州，是东吴政权的第一个统治中心。
　　孙策初定江东后，即以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为统治中心。
　　之所以以苏州为统治中心，是由孙策集团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
　　首先，当时的孙策是以大汉王朝会稽太守的名义治江东，而吴县（苏州）是朝廷的会稽郡治所所在。
　　而且，当时的北方仍在群雄割据阶段，袁绍、曹操等人打成一锅粥，尚无暇南下，江东政权面临的北部压力较小。
　　当时，孙策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江东地区的统治，既要开疆拓土，更要弹压地方的强宗、山越。
　　（孙）坚世仕于吴，吴（苏州）是孙氏祖居所在，孙家在此有一定的基础，自然也应是孙策建立对江东统治的根据地。
　　同时，苏州也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当时的开发程度相对较高，经济较发达，在此聚谷养兵，利于弹压江东的各强宗山越，确保对江东的统治。
　　然而，随着形势发展，苏州不再适合作为东吴的统治中心了。
　　统治北方，并逼降荆州的曹操，成了东吴最大的威胁。
　　依托长江天险抵御曹操，成为东吴立国的主要任务。
　　吴（苏州）离长江较远，虽相对安全，但是，一旦敌人临江，主力开赴前线需要的时间较长，一旦有变，难以应对。
　　因此，赤壁之战前，孙权已移驻到了柴桑，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一带。
　　其后，曹操数次在淮南用兵，孙权也被迫移居到京（今镇江）拒敌。
　　210年，刘备到镇江来见孙权时，问到：吴（苏州）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
　　刘备的询问，正说明：苏州，确实不适合继续作东吴的统治中心了。南京：长期统治中心
　　在镇江2年后，孙权又迁到了今南京。
　　就地理位置而言，比起靠东的镇江等地，南京地理位置更利于照顾全局，尤其应对淮南方面的威胁。
　　就地势而言，因山为城，以江为池的南京，虎踞龙盘，有王者之气。
　　就经济而言，远近群山庇护之下，南京的境域广阔，天然就是大城市，且临近太湖平原，水陆交通都十分便利，拥有充足物资基础。
　　就军力而言，秦淮河宽阔，可以容纳大型战船，在此长期集结水师主力，既可以轻松控制内部，又能随时支援各处战场。
　　所以，包括东吴政权在内，大多数南方政权都优先以南京为统治中心。
　　就东吴政权而言，南京（建业）作为都城的时间也是最长的。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随着形势的变化，建业并不是最佳选择。重心迁移到荆州
　　219年，吕蒙白衣渡江，袭取了南郡。
　　吕蒙一克江陵，孙权即亲自将统治中心迁到了公安。
　　这是因为：巩固对荆州的统治，已是东吴政权阶段性工作的重点。
　　此后，东吴政权既要快速巩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又要应对关羽军，可能到来的刘备益州援军，甚至在襄樊观望鹬蚌相争的曹军。
　　荆州地区的军事、政治、外交形势都极为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将相关任务全部委托给吕蒙这样的将领显然是不恰当的，当然需要孙权亲自抵达荆州来统一部署。
　　最初，孙权选择在公安指挥全局。
　　当时，曹操为应对关羽的威胁，以及为了使孙权安心，将淮南等地的军队悉数西调，孙权在淮南方向的压力顿减。
　　因此，荆州地区，是当时孙权唯一的重心所在。
　　如果只是争夺在荆州地区的主动权，公安及江北的江陵，显然是最佳中心。
　　因此，孙权在公安经营了一段时间，甚至筑造了宫室，有长期驻下去的打算。
　　然而，形势的变化，使孙权需要重新考虑治所所在了。全面压力
　　当初，孙权袭南郡时，正是刘备与曹操鹬蚌相争，孙权得以趁虚而入。
　　当时的曹操，正为刘备、关羽搞得焦头烂额，一时难以威胁东吴。
　　可是，孙权袭取南郡，杀关羽后，形势顿变。
　　刘备自然是要东征的，孙刘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同时，曹丕对孙权也虎视眈眈。
　　关羽一覆亡，曹丕即让张辽、朱灵等人还屯合肥、历阳等地。
　　随即，在襄阳，魏吴也发生了冲突，曹仁、徐晃击败了吴将陈邵，收回了一度放弃的襄阳。
　　如此，孙权面临着全面压力。
　　西面，刘备的东征军随时来攻，北面，荆州方向，已经屯聚襄阳、合肥等地的魏军，随时可能从荆州、淮南两个方向进攻东吴。
　　整条长江防线，东吴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因此，重新考虑统治中心的选址，势在必行了。武昌
　　新的统治中心，必须满足3个条件。
　　1、可以重点照顾荆州战场。
　　尽管全线都承受了压力，但荆州显然仍是重心所在。
　　刘备大军要东进，荆州地区自然是主战场。
　　同时，东吴在长江下游经营已久，防御体系相对成熟，荆州地区（尤其江北地区）新得，防御体系尚未巩固，很可能是曹丕进攻的重心所在。
　　因此，孙权既要照顾全局，又要重点照顾荆州这个重心。
　　2、能照顾到整条长江防线。
　　长江防线如此之长，将大军分散部署于各险要，显然并非上策。
　　在治所附近集结大船，随时策应、救援，才是保持主动的关键。
　　3、相对安全。
　　毕竟，如果统治中心随时遭到敌人围攻，内外断绝，自保都难，也是难以统筹全局的。
　　这种情况下，孙权选择了武昌。
　　武昌，在东吴长江防线的中段，在此能够兼顾东西两个方向的作战。
　　同时，武昌的樊口、夏口，而洋兰湖、三山湖、梁子湖，都可以聚集水军，以此为中心，可以集结军队、物资，驰援各处。
　　同时，武昌附近的铜、铁等矿藏丰富，在此，可以筑造钱币，打造兵器，物质条件优越。
　　而且，武昌为山川江湖所环绕，在东、西、北面又虎林、夏口、沔口、邾城等重镇，安全有保障，孙权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统筹全局。
　　因此，孙权选择以武昌为统治中心，后来又在此称帝。效果
　　孙权选择以武昌为统治中心的好处，很快就体现了出来。
　　夷陵之战后，曹丕迅速组织起三道伐吴作战。
　　孙权坐镇武昌，居中调度。
　　当时，最危险的江陵。
　　江陵城内朱然一度只有3000能战之兵，而魏军集结了张郃、徐晃、曹真、夏侯尚等名将，志在必得。
　　当时，魏军围困了江陵，江陵内外断绝，连鼠雀都不通。
　　而且，张郃、夏侯尚等人善于用兵，诸葛瑾的援军一度为其所败。
　　但是，由于距离战场较近，以武昌为中心的吴军得以随时救援，已经控制中洲的魏军不敢长期驻扎，只得退出，魏军攻江陵终究不能如愿。
　　而在洞口等地，魏军一度渡江，但由于忌惮东吴水军来攻，魏军不敢深入。
　　可以说，以武昌为中心，孙权做到了既照顾全局，又重点关照荆州战场，战场虽长，但东吴的防御体系稳如泰山。
　　因此，以武昌为中心，孙权相对从容地渡过了与魏蜀同时为敌的艰难时刻。后续
　　此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
　　诸葛亮的领导下，蜀国重新采取联吴抗魏的战略。
　　尤其是：在孙权称帝时，吴蜀在名分上面临矛盾之时，诸葛亮仍能妥善处理争端，维护吴蜀联盟。
　　同时，诸葛亮也开始了北伐。
　　这意味着：吴蜀联盟已经重新确立。
　　与此同时，在荆州地区，以西陵为中心，东吴重新建立了相对稳固的防御体系。
　　因此，东吴对外作战的中心，不再是荆州，而是重新回到了淮南。
　　另一方面，东吴政权的统治者，多为江东大族，其主要经济利益仍在江东。
　　这种情况下，孙权将都城重新迁回了建业。
　　后来，蜀国灭亡，形势再次变化。
　　由于益州再次为敌对的魏（晋）所掌握，荆州地区再次成为防御关键。
　　因此，孙皓登基后，一度迁到了武昌。
　　然而，此时，吴国的内部问题已极为严重，尤其是宗室、大族，都反对以武昌为都。
　　孙皓迁到武昌的第二年，建业等地就爆发了叛乱。
　　迫于形势，孙皓只能再次迁回建业。
　　然而，就东吴的国防形势而论，这是一次重大失策。
　　后来，晋杜预力主立刻伐吴时，就明确指出：一旦孙皓醒悟过来，再迁都到武昌，经营荆州地区，在夏口聚大船，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由此来看，在同时面临西、北两面压力时，以武昌为中心，确实是东吴立国的最佳选择。
　　总的来说，南方各城，因地缘、经济、人情等因素，各有特点。
　　在孙权袭取南郡之初，以武昌为统治中心，既能照顾重点（荆州），又能照顾全局，是明智的。
　　诚邀，如题。在乱世中，或为战争，或为发展，迁都是一个很平常的抉择，三国时期，除了蜀汉的都城稳定在成都，曹魏和东吴的都城都曾多次改变。以东吴为例，东吴的都城是魏蜀吴三分迁动最为频繁的，多次迁动都城的背后是东吴政治力量以及孙权复杂心里变化的结果。
　　公元196年，东汉朝廷封孙策为吴侯。吴开始建都于吴郡（治今江苏苏州）
　　公元208年（汉建安十三年），孙权由吴郡迁徙治所到京城（今江苏镇江）。
　　公元211年（汉建安十六年），孙权遵从张纮主张，迁徙治所到秣陵，筑石头城，并将秣陵改名为建业。（今江苏南京）
　　公元229年（黄龙元年）5月23日，孙权称帝，建都武昌，后迁建业（今江苏南京）可以看出来，孙权心中的都城应该是在建业和武昌之间不断的徘徊，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建业和武昌代表着孙权的两种心态，即到底是兼并天下，还是选择偏安一隅。
　　武昌代表着进攻，因为当时武昌的地理位置归于柴桑归于扬州，武昌在当时也是一个要塞，在当时水军的优势上孙吴也是可以守得妥妥的；建业当然易守难攻可是那也是偏安一隅。武昌地处前线，如果孙权定都在武昌，那么孙吴军队就可以很方便的北上襄阳，宛城，进而攻击曹魏许昌了。但是同时，定都武昌也就意味着会很容易受到来自曹魏或者蜀汉的进攻，我们可以想象，在孙权刚称帝时，意气风发，想要兼并天下，于是孙权才把首都定在了武昌。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没那么复杂，建业城从东吴到东晋，都不能算个城市。
　　首先规模小，文献记载建业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建实录》卷2）。也就是周长才八、九公里。同时期的洛阳城边长就差不多八、九公里了。规模相差太大，完全跟都城形象相差太远。这种地方能称帝吗？孙权肯定不愿意了。
　　其次早期的建业城并没有城墙，仅有竹篱笆，后来夯土筑墙，而城门也还是用竹篱编成。遗址在今南京玄武湖南岸。
　　建业竹篱笆墙有史料记载的证明。《景定建康志》中载，建业在淮水北五里，城设竹篱，《金陵古今图考》中则说：东吴时期，时都城皆设篱，曰古篱门！
　　但这样的城墙在军事防御上自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280年在西晋军队兵临建业城下时，东吴末代皇帝孙皓未作任何抵抗就主动出降了。你说这也的城墙孙权住的能安心吗？
　　好比你住家买辆丰田车使用没有问题，但是你结婚头车不是劳斯莱斯，也必须是宝马奔驰。
　　称帝人生只有一次啊！怎么也得选个威武一点的地方，起码有个夯土城墙的吧。搞个竹篱笆的城市称帝？跟猴子称大王有何区别？人是好面子的，何况是一个皇帝？
　　从后期孙皓想迁都回武昌来看，建业从来不是孙权及其后代心目中都城的选择，而是手底下的人建议。准确来说是张纮为代表的江北人士的强烈要求。
　　所以迁都建业不是孙权本意，孙权更愿意选择更气派更安全的地方作为都城。但是孙权是受江北派胁迫不得已才选择建业。
　　关羽丢失荆州后，孙权其实就有了迁治所于武昌（现在湖北鄂州市），原因呢，有多种多样。有人说孙权迁治所到武昌，是为了对抗刘备的反扑做准备，近一些更好应对，这个理由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观点。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理由只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孙权执掌江东政权后，是不出征，只治理境内事务，让江东人民认可孙权这个掌门人，所以才有赤壁之战江东人全力反抗对战的。刘备占据长沙四郡和江陵后，以刘表宗亲的身份，顺理成章的当上了荆州牧，而且荆州牧还当了几年，荆州人民也比较认可刘备，因为名正言顺嘛，所以孙权干掉了关羽，孙权是没有道义上的支持的，虽然曹操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孙权讨伐关羽，但是底下的人民的心没有在孙权这里的，在他们眼里孙权就是巧取豪夺的，是不会服从孙权统治的，所以孙权就要自己坐镇荆州，自己本人亲自镇压那些不服的人。而且我们看荆州经过这么一打，局势不稳，如果曹仁突然袭击江陵各地，那陆逊就白忙活了，必须尽快稳定荆州局势，应对刘备随时反扑，力扛荆州北部威胁，所以孙权只有自己亲自坐镇荆州，就要迁治所于荆州，才能合适。这就是我个人观点
　　从赤壁之战开始，此后10余年，东吴的大本营都一直在南京（建业），但等到夷陵之战后，孙权却破天荒做出一项重大战略调整，他把大本营从南京迁到武昌，当然这个武昌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武汉三镇中的武昌，而是现如今的湖北省鄂州市，后来南宋时岳飞也是在此处驻军。
　　为什么孙权要做出这样一项调整呢？这个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分析，在夷陵之战后，刘备虽然被击退，但他却没有带领军队撤回成都，而是停留在白帝城，对荆州继续虎视眈眈。与此同时，由于孙权当初在与刘备交战时，为防止曹丕趁火打劫，就转而向曹丕称臣，并答应把长子孙登送到魏国当人质，结果战事结束后，孙权却翻脸不认账。
　　于是，在夷陵之战刚结束不到一个月，愤怒不已的曹丕就亲率十万大军南征荆州，魏国名将几乎全线出动。这样一来，刚刚才夺回来不到一年的荆州自然是岌岌可危。在它的西面，是虎视眈眈的刘备，随时准备趁火打劫；在它的北面，是十万魏军正在拼命进攻。而此时，东吴的大本营又在最东边的南京，明显有些鞭长莫及。
　　在这种背景下，孙权就果断将大本营从南京迁到武昌，由自己亲自坐镇荆州来抵御曹丕的进攻，同时对停留在白帝城的刘备也形成震慑。其后，因吴将朱桓重创曹仁军，魏军逐渐在战事中落于下风，曹丕知道再打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便撤军回许昌。
　　等到魏军撤退后不久，东吴和曹魏又重新修好，孙权再次向曹丕称臣。其后不久，刘备也病世，诸葛亮代表蜀汉重新和孙权和好，这个时候荆州的压力就相对而言比较少了。与此同时，孙权和曹丕又开始在淮南地区摩擦不断，于是孙权便将大本营武昌交给陆逊镇守，自己则坐镇建业，以增强淮南地区军备力量。
　　后来，曹魏和东吴在淮南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就做石亭之战，结果曹魏战败，魏国十万大军伤亡过半，主帅曹休也因此被气死，东吴在淮南的压力也由此减轻许多。而这一年，诸葛亮先后两次北伐，逼的曹真不得不亲自坐镇关中，曹魏的军事重心也有淮南正式转移到关陇地区。
　　在这种背景下，孙权就又从建业回到大本营武昌，然后正式称帝，建国号为吴，定都武昌。诸葛亮派遣使者来贺东吴，并与吴国缔结同盟，约定两国携手攻取魏国，事后平分天下。事后，为履行从盟约，方便从淮南攻取魏国，孙权便下诏迁都建业，并命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董督军国事务，驻守武昌。此后，东吴的都城，就一直在建业。
　　是武昌隔壁的鄂州。两者关系太好了，后来互换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