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最危险的时刻，朱毛两人却发生分歧，周恩来九月来信化解风波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来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宁冈会师。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党代表。
　　红四军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叫做朱毛红军。从此以后，朱德与毛泽东两个名字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朱德与毛泽东两人是亲密无间的，在他们的密切配合下，朱毛红军经历无数次战斗的洗礼，不断发展壮大，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然而，所有的成功背后都有无数次失败，朱不离毛，毛不离朱的两人，实际上在合作初期就出现过巨大的分歧。当然，这种分歧是建立在他们对于革命的共同理想之下，只是观点不同而已。
　　那么朱毛二人的分歧是怎样出现的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井冈山会师
　　井冈山胜利会师以后，朱毛红军诞生，揭开了党史军史上光辉的一页。但是，革命的道路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军人出身的朱德与书生出身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的观点偏差，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在红四军的指挥权上。
　　党中央虽然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却没有说明军队的具体领导问题。在武装革命的初期，权力的大小一般还是由背后的实力决定的，而南昌起义的队伍，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战斗力上看，都明显比秋收起义的队伍占优。如果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毛泽东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但朱德的实力明显更强一些。
　　朱德出身于旧军阀队伍，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抛弃了高官厚禄，不远万里寻找党组织，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他绝对没有个人的私欲和野心，对党是绝对忠诚的，也坚决拥护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执着的地方在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上。
　　朱德希望党领导军队，而不是党指挥军队，党可以在战略上对军队下达命令，但不应该具体到战术的军事指挥上，即全面干涉军队。同时，朱德也反对上级军官对下级军官的全面领导，他提倡各级军官在服从统一指挥和命令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机动性和独立性。
　　《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跟朱德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各级军事主官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机断专行权力。
　　红四军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但前委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又以朱德为书记。因此，朱德与毛泽东的分歧就聚集到一点上，前委可不可以具体指挥军队呢？
　　八月失败
　　井冈山会师以后，朱毛红军除了在军事指挥上的分歧以外，在生活上也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不光带了2400人的正规军队，还带了8000人左右的湘南农军，这一部分人武器装备差，战斗力弱，还有大量老人、妇女和孩子，可以说是拖家带口了，这为资源匮乏的井冈山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井冈山地处高寒区，耕地面积小，劳动力少，突然一下子涌入8000农军，聚集在山间的小块平原里，大家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
　　上山仅仅3个多月，由于生活实在困苦，由湘南农军组成的29团提出要回老家去，朱德率领28团在后面追赶，希望劝说他们回去。
　　朱德追上部队以后，汇集两个团的干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举手表决的时候，100多名军官竟然有80多人赞同向湘南进军。少数服从多数，朱德只好一面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一面跟随大部队向湘南进发。
　　28团和29团在郴州获取了短暂的胜利，很快就遭到了国民党范石生部的猛烈反击，29团被打成了一盘散沙，一哄而散，只有萧克率领的一个连没有逃跑，一共200人，后来并入了28团。28团这边也遭受了很大损失，团长王尔琢牺牲在了叛徒的枪口下。
　　朱德和陈毅见湘南是去不了了，只得收拢残余部队，重新踏上回井冈山的路途。毛泽东得知朱德在前方失利，急忙率部队下山接应。守山的部队遭到国民党军的围攻，在朱云卿和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次战斗的失利，后来被称为红军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
　　原本国民党对井冈山并没有太重视，但经过红军这次大张旗鼓地攻打湘南，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井冈山发起进剿，封锁了周边道路，井冈山军民的生活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
　　井冈山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农民们种出的粮食只够自家糊口，红军要吃饭，就得到山下的永新去挑。那段时期，军长朱德亲自带着战士去山下挑粮，因此还留下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后来被编入教材，叫《朱德的扁担》。
　　离开井冈山
　　1928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800多人，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井冈山同红四军胜利会师。毛泽东和朱德都对彭德怀等人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彭德怀是一员猛将自不必说，他带来的部队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井冈山又多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革命劲旅。
　　彭德怀刚刚上山，湘赣两省的军阀就调集了五路大军向井冈山发动了会剿，企图一举消灭朱毛红军及井冈山根据地。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和朱德召集红四、五军军委及边界特委、各县委的代表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会议，讨论应敌之策。
　　经过会议研究决定，红五军并入红四军，彭德怀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兼33团团长，滕代远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33团党代表。
　　更重要的事，是如何应对敌人的五路大军。
　　毛泽东主张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克服困难，利用地形同敌人打游击战。
　　朱德主张打到外线去，突出重围，调动敌军，筹集粮款，等时机和条件成熟以后再恢复井冈山根据地。
　　毛泽东和朱德的意见都各有一批支持者，双方争执不下，彭德怀刚刚上山不久，不便发表意见，只好静观其变。
　　会议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朱德又提出了新的方案，将红军分成两部。一部以红四军31团和红五军为主，由毛泽东与彭德怀指挥，留守井冈山；一部以红四军28团和29团为主，由他和陈毅指挥，向粤闽赣边界突围，创建新的根据地。
　　朱德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毛泽东见兵分两路已经势在必行，又提出新的方案，红31团跟随红28团下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和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红32团留守井冈山。
　　自朱毛红军会师以来这大半年的斗争实践证明，没有朱德，红军就难以打胜仗，没有毛泽东，军队的政治方向就难以把控。因此，红28团和红31团这两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主力军必须合在一起，才有突出重围，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可能。
　　最后，朱德与毛泽东的意见统一了，他们一同下山，继续携手歼敌。
　　还剩一个难题，那就是留守井冈山的问题。众人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不能轻易送给敌人，山上还有几百名伤病员无法转移，退一步说，万一朱德与毛泽东下山作战失利，还能条后路。
　　袁文才和王佐本就是井冈山的人，留他们守山自然是理所应当，而彭德怀等人刚刚上山，人生地不熟，留下来就有些不合情理了。但是，如果没有彭德怀麾下的红五军这支劲旅，袁、王二人极有可能守不住井冈山。
　　彭大将军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扬了一贯的硬朗作风，二话不说，勇挑重担，说服了手下的亲信部将，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出师不利
　　1929年1月14日清晨，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了井冈山，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由于大余没有敌军把守，所以红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县城。
　　红军在大余还没有站稳脚跟，敌军的李文彬旅就悄然无息地追击而来。由于红军在大余没有党组织，也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没有及时搜集敌军情报，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李文彬是云南讲武堂泸州分校的学生，而朱德曾是泸州分校的战术教官，两人有过一段师生情谊。然而，不同的理想和追求让这对师生分道扬镳，最后在战场兵戎相见了。
　　李文彬的确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他没有给红军从容迎敌的时间，一举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阵地。当时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正在召开会议，得知情况以后立即撤出城内，向广东北部的南雄县进发。
　　这一战，红四军损失惨重，牺牲了一个团党代表和两个营长。
　　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昼夜兼程，孤军作战，沿途没有群众的支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战斗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后牺牲，毛泽东弟弟毛泽覃腿部中弹，伤势严重，连陈毅也差点落入敌手，军部险遭覆灭之危。
　　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粮食也严重短缺。三千多人的部队行动目标太大，不便隐蔽，于是有干部提出分兵活动。
　　朱德提出将红四军改编为一、三两个纵队，他与毛泽东各率一个纵队，分兵行动。在当时，朱德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然而，毛泽东不同意分兵，他认为这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克服难关。
　　2月3日，在罗福嶂会议上，大家在军事指挥行动方面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在军事指挥权上却达成了共识。
　　朱毛红军自井冈山出发以来，几乎每天都要开会讨论战情和部队行动的问题，这样前委和军委机构就显得重叠了。再加上出师不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情绪不满，党指挥枪的效率日益低下。面对这种困境，毛泽东提议军委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成政治部，并由他本人出任政治部主任。
　　这样一来，毛泽东一人兼任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将党权、政权、军权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手里，可以更便捷地指挥军队统一行动。至于朱德等人提出的分兵意见，毛泽东暂时压了下来，不予讨论，但很多人的不满情绪并未消除，这相当于埋下了一颗炸弹，不定时就会爆发。
　　2月10日，红四军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歼灭了敌军两个团，这是自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一个大胜仗。红四军自此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主动权，士气也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二月来信
　　尽管局面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但很大一部分人依然对毛泽东一人集权的做法感到不满。恰好在这个时候，红四军接到了中央的来信。中央提出，为了保存实力和发展群众，将红四军的队伍分散到农村中去，毛泽东和朱德则去中央工作。这次中央的命令，被称作二月来信。
　　有了中央的命令，红四军中一部分主张分兵打游击的人有了充分的理由，再次提出分散兵力，军队中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5月上旬，党中央派刘安恭来到了红四军，在前委下设置了临时军委，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早年赴欧洲留学，回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他是中央派来的干部，在军事理论上有的确有一套，很快在红四军中取得了一批人的支持。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安恭是四川人，与朱德、陈毅算是老乡，他的到来让身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有点被孤立的意味。
　　刘安恭的到来让红四军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屡经波折，反反复复，弄得众人都疲惫不堪。
　　6月22日，红四军在闽西龙岩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民主选举，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而毛泽东仅仅当选为前委委员。
　　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最大的原因就是党和军队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红军中许多军官都来自旧军队，习惯了旧思想和旧制度，喜欢军队长官的直接领导，反对党代表有太大权力。
　　在七大上，毛泽东依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大家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这自然遭到了大部分参会代表的反对。
　　其实，这还是毛泽东与朱德早就存在的分歧，毛泽东主张党领导一切，朱德主张党领导军队，但不能指挥军队。
　　毛泽东落选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这次参会的代表有许多中下层的干部和战士。朱德穿着朴素，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军长架子，经常同普通战士们一起同吃同住，因此深受中下层干部和战士的爱戴。毛泽东雄才大略，英明睿智，在上层干部中拥有极高的威望。然而，如果所有干部一起投票，自然中下层干部和战士具有人数优势。
　　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暂时离开了红四军，以养病为由，留在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九月来信
　　8月中旬，身在上海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对于朱毛分歧十分重视，他在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有大的爆发。
　　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告诉他，应该将毛泽东同志重新请回来，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加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二人的领导地位。
　　周恩来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不仅仅是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更是基于他对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了解。
　　朱德年龄最大，从戎多年，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军队中拥有极高的威望，红军的战斗和发展离不开他的指挥。
　　毛泽东入党最早，是中共一大代表，拥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他在红四军，才能确保这是一支由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陈毅比较年轻，性格直爽，为人坦荡，但比起朱毛二人，他在军事上、政治上的经验还不够成熟。
　　经过充分的讨论，周恩来和陈毅对农村武装斗争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随后，陈毅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和周恩来的讲话起草了一封信，经过周恩来的审定以后，作为了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明确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绝不能动摇，同时否定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分兵意见。
　　信中还指示，前委应该纠正朱毛二位同志的错误，恢复他们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应该继续留在前委工作，毛泽东仍担任前委书记。
　　这一封信，后来在党史上被称作九月来信，周恩来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并且极力化解朱毛二人存在的分歧。
　　尘埃落定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以后，陈毅又前往上海汇报工作，全军在政治上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中心，一场会议经常开好几天都没有结果。这时候，人们开始想念曾经的前委书记了，纷纷要求毛泽东回到红四军。
　　10月中旬，红四军遭遇了东江失利，伤亡惨重，兵力损失近三分之一，干部和战士们越发记起毛泽东的优点来了。
　　经历了东江失利以后，朱德也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离开以后，红四军便缺少了政治核心，这便再也不是从前能征善战的朱毛红军了。如果继续坚持单纯的军事观点，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红四军的前途将是一片黑暗。
　　10月下旬，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回到了红四军，向大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朱德经过深刻的反思，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派人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
　　12月28日，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因会议召开地点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又被称为古田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重新回到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
　　历史又翻开了新的光辉一页，朱毛分歧终于告一段落，虽然他们曾有过不同的观点，也曾发生过争执，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公开讨论，并无个人私心。一旦达成共识以后，朱德与毛泽东又会团结一致，通力合作了。
　　朱德晚年曾经评价毛泽东时这样说：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决定总是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对，但事情过后，实践证明他总是对的。
　　中国的革命道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先辈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反思，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最终才走向了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