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配的士大夫天团为何也没能拯救大宋？

　　本文为《大宋文官》一书序言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国家更好，而结果却适得其反。
　　宋神宗雄心壮志，渴望建立唐太宗那样的伟业，实现富国强兵，歼灭西夏，收复燕云，恢复大唐疆土。他孝祖敬长，缓和了父皇时期朝廷宗亲的紧张关系；他夙夜忧叹，不敢丝毫怠慢朝政，常常与臣下议论朝政到日晡（下午四点左右）而不知饥饿；他选贤任能，努力寻找心目中的魏郑公（魏徵）、诸葛亮；他独具胆略，果断启动变法，短时间内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体恤民众，面对旱灾之下的《流民图》潸然泪下；他理顺吏治，几乎改变了冗官这个积重难返的局面；他锐意振作，熙河开边两千里，对西夏形成战略包围。无论私德还是国事，他都近乎是一个完美的皇帝。
　　然而正是宋神宗的事业，最终使体制趋于保守，朝政陷于党争，民力近于困敝，五路攻夏惨败而归。他去世时仍年富力强，却又力不从心，只能发出功败垂成的喟叹。
　　王安石有着同代诸公远远不及的眼光、智慧、毅力。他站在夏、商、周三代的脊梁上俯视时代，把时代放在历史的洪流中去考量，看得清百年帝国的弊端与需求。他像一名医生，为帝国诊断、治疗，帮助其康复，恢复其强壮的体魄；他像一名农夫，在田间除草、浇灌、施肥，只为禾苗茁壮成长；他像一名侠士，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只为心中的理想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是变法的总设计师，也是变法的推动者、实施者，几乎以一人之力改变了帝国的精神特质，改变了财富版图，改变了政治气候。千百年来，他永远是宋朝乃至古今社会绕不开的人物。
　　王安石的变法提振了宋朝的精气神，却又成为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津津乐道的文人政治发生异变，监督制衡体制受到破坏，增加的国家财富却消耗到无德无功没有前景的战争中，还成为皇帝挥霍、奸臣享乐的温床。
　　司马光是道德家、学问家，在人们心目中他是君子和正义的化身。他恪守礼制，心中始终有一个安邦治国和齐家修身的标杆；他崇尚仁政，为减轻民众负担鼓与呼；他正气凛然，敢于诤言，从不为个人利益后退半步；他是非分明，不因人因事因时而风摇柳摆。他为知遇感恩，放弃前程随恩公外放，不离不弃；他对家庭负责，洁身自爱，决不沾染士大夫的不良习气；他为理想坚守，宁愿放弃权力，退避三舍，也不在原则问题上与政敌握手言和；他决不自暴自弃，仕途不得意时忍受寂寞，一个人完成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为国家兴亡提供历史借鉴。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鉴悟古今的智者、风高骨洁的君子，在最后的执政时光里，让朝廷陷入疯狂的清算和报复之中，党争如烈焰般熊熊燃烧起来。新法尽废、新党尽逐，除了打击和斗争，政治越来越保守最终无所作为，政体越来越专制最终毫无活力，文化越来越狭隘，最终水火难容。
　　优秀的皇帝率领杰出的士大夫，王左马右，没能挽回宋朝衰败的颓势，却加剧了王朝覆亡的步伐。
　　宋英宗、宋神宗时期是宋朝重要的窗口期，也是两千多年皇权社会重要的转折期。这时和稍后整个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其影响至少延续到19世纪末。
　　由中央集权转向帝王专制。宋朝建立之初，吸取唐末五代武将干政、军阀割据的教训，夺其权、制其粮、收其兵，天下大权皆归中央，终宋一朝再未出现权臣或藩镇威胁皇权的现象，中央集团达到顶峰。
　　中央集权不等同于帝王专制，在宋朝的制度设计中，包括皇权、相权在内的各种权力互相制约，没有谁能够为所欲为。比如设立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以分解宰相权力，宰相和台谏系统又对皇权构成制约。
　　台谏权力在宋仁宗朝达到顶峰，可以引导舆论，可以阻挠皇帝任免官员，可以改变皇帝的敕令诏书。台谏制度也因掣肘过度带来了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到了宋英宗、宋神宗时期，一来出于满足帝王个人欲望的需要，二来为了强有力推动变法，皇帝和宰相刻意打压台谏，任用亲信，缩减他们的权力，不再采纳他们的建议，将台谏边缘化和虚置架空。王安石经过变法之后，神宗又推行元丰改制，改革官僚体系，削弱宰相权力，台谏机构更是形同虚设，由此帝国的中央集团逐步过渡为帝王专制。
　　当然，从中央集团到帝王专制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演变和发展，到明清废除了宰相，变为内阁制度和军机处制度。明清的政治体制走向，源于元丰改制。
　　由文人政治转向文人党争。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起，宋朝一直刻意压制武将，重用文人，文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光时刻。传说宋太祖立下盟碑，发誓不杀士大夫及言官，文人与帝王分享权力，得以深度参与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社会统治和治理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以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主要特征的文人政治。
　　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帝是汉高祖刘邦，但汉朝政权很快被世家大族、外戚和宦官掌控，真正的读书人很难进入权力的核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世家大族直到唐末才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取士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为共治天下创造了条件，文人政治在宋朝得以实现。
　　自古文人相轻，文人聚集的地方容易发生争执，如果形成派系，结成同党操弄政治，便形成了党争。仁宗朝文臣尚能和而不同，诞生了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优秀的政治家。不过庆历间已经出现了党争苗头，仁宗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到了英宗、神宗朝，由于推行变法，朝臣观点相左，矛盾激化，形成支持和反对变法的两大阵营，称为新党和保守党，党争失控。此后两派不遗余力打压对方，除了挤压对方的政治空间，甚至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极大地破坏了北宋的政治生态，消耗了行政资源，敲响了帝国覆亡的丧钟。
　　由战略防守转向战略进攻。神宗少年即位，血气方刚，不满足于真宗、仁宗朝对契丹和西夏的妥协苟且，立志建功边陲、恢复旧疆，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一改过去怀柔、防守的政策，对西夏展开了全面的战略进攻。
　　熙宁元年，留意西北的进士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成为对西夏的基本方略。此后王韶熙河开边两千里，对西夏形成战略包围之势。元丰四年（1081），宋五路攻夏，虽然最后失败，但宋朝对西夏的战略进攻之势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由开放包容转向内敛保守。在宋神宗朝，北宋道学（后来的理学）形成，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北宋五子为代表，基本完成道学理论体系构建，并不断扩大在士大夫和下层社会中的影响。道学提出气节一词，在强调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同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中国主流哲学思想由开放包容转向内敛保守。
　　元祐更化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保守倾向。在政治胶着和政治焦灼的情况下，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将新法中实施的政策全部复辟回去，连西北占领西夏的土地也退了回去，一切恢复原貌。再加上疯狂地打压新党，给人的文化暗示就是：拒绝创新，拒绝包容。行政的示范作用是强烈的，整个社会趋于保守在所难免。南宋检讨北宋失国的教训，将责任推给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几乎全盘接受了元祐更化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此后的中国社会便失去创新的动力，政治体制和国民精神冥顽不化、萎靡不振，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自秦始皇建立皇权，中国帝制处于不断变革和完善之中，但任意一次变革都不如宋朝的深刻和彻底，尤其是政治体制中的帝王专制、意识形态中的程朱理学。本书还原变革时期朝廷上下的风云开合，揭示这种变化的形成演变和内在逻辑，希望能为读者深刻理解宋朝乃至整个皇权社会的政治特质、政治走向提供充沛的史实和思考的维度。
　　《大宋文官：变法视角下的宋朝士大夫观察》从嘉祐年间仁宗议立皇子写起，讫于元祐更化。仁宗无子，在过继时又摇摆不定，英宗内心惊惧不安，造成他性格上的偏激谬妄，加剧了宋朝的内忧外患。神宗面临着仁宗盛治和英宗无所作为的双重压力，急于振作，所以选择了积极的对外政策和激进的变法革新。追本溯源，风起于青萍之末，仁宗议立皇子埋下了变革的诱因。熙丰变法遭遇困境，中间几度停续，至元祐高太后垂帘、司马光执政，彻底否定新政，毫无保留地废除新法，标志着变法失败。同时，元祐更化让新党旧党矛盾激化，北宋由此进入党争时代。从嘉祐到元祐，才能完整表现出熙丰变法的来因去果，这是本书以这一历史阶段为描述对象的落笔考量。
　　本书的骨干资料来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行文中不再一一标出，其他出处如《宋史》、宋人笔记在文中以脚注的形式予以说明。左宗棠与李鸿章32。9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