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蒙古的太后都是基督徒，咋还不让基督教传教？只因教皇嘴太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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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从史料来看，基督徒似乎在蒙古国的朝廷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因为窝阔台，还有他的三个兄弟，在征服克烈部和乃蛮部时都迎娶了信奉基督教的妻子，而且窝阔台的子孙中也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他最宠爱的孙子失烈门（《圣经》中所罗门的蒙古译名）。
　　蒙古人信奉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耶稣（Jesus）的名字，其发音类似于他们心中的神圣数字九的蒙古语读音，也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整个王朝的奠基人的名字发音相近。
　　窝阔台成为大汗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因过份沉迷于美酒而无法管理帝国，后来他逐渐把统治大权交给了脱列哥那他最能干的妻子，虽然不是他的长妻。
　　1、基督徒统治下的蒙古
　　1241年窝阔台死后，她成了正式的摄政者，从那时起直到1251年的十年中，她和另外一群女人控制着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她们之中没有一个是蒙古人出身，但都嫁给了这个从事征服的草原部落，她们多数是基督徒。
　　到了1246年，脱列哥那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帝国，她信心十足地觉得自己能够为儿子的选举打点好一切。选举贵由的筹划工作在有条不紊地、秘密地进行着，只有黄金家族成员和重要的高级官员才知情；但是，脱列哥那要在外国显贵和蒙古人面前把贵由的继位仪式办成一件大事。
　　从夏天开始直至8月举行典礼前夕，外国代表们从帝国各个遥远的边区纷纷来到，埃米尔、总督和大公们陪伴在诸侯、国王身边，他们拥堵在同一条路上。
　　塞尔柱算端来自突厥；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也到了；还有两个主动要求得到王位的格鲁吉亚王子：一个叫大卫已故国王的法定继承人；另一个也叫大卫就是那个已故国王的庶生子。级别最高的欧洲代表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大公雅罗思老二世，他恰巧在与脱列哥那可敦一起用餐后就死去了，其死因十分可疑。
　　然而在蒙古人征战欧洲时获得的物质回报令人失望，而他们又渴望炫耀财富，于是军官们与停留在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进行交易。为了在交易中换得大量的商品货物，蒙古人允许意大利人带走许多欧洲俘虏，尤其是年轻人，并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地中海沿岸贩卖。
　　这样就在蒙古人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利益纽带，这些商人在黑海建立贸易点、开辟新市场。蒙古人赋予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市场贩卖斯拉夫人的权利，作为报答，他们为蒙古人提供大量的货物。
　　贩卖青壮年人口的协议，将会给蒙古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意大利人把奴隶卖给埃及算端，算端将奴隶编成军队。二十年后，蒙古人注定要与这支多数由斯拉夫人和钦察人组成的军队相遇，这些人已经获得了与蒙古人作战的大量经验，被贩卖之前，他们甚至在许多场合中学会了蒙古语言。这场未来的遭遇战，发生在位于现代以色列的加利利海沿岸，与双方初次在俄罗斯平原上的较量相比，其结果将完全不同。
　　2、来自教皇的使团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第一个来自西欧的使团也于1246年7月22日到达蒙古朝廷，出现在大量云集的人群当中。
　　六十五岁的教士、曾是圣方济各信徒的普兰诺卡尔平尼，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全权代表来到蒙古，他同时也是教皇的密探，受命尽可能调查清楚这群威胁欧洲安全的陌生人。卡尔平尼于1245年复活节从法国里昂启程，他需要近一年的时间横穿欧洲到达蒙古边境驻在俄罗斯的拔都营地。
　　然而，一旦行进在蒙古的道路系统中，卡尔平尼仅用106天的时间就走了约四千八百公里相当于在近三个半月里平均每天骑马超过四十公里的里程。
　　由于对欧洲的军事战争取得了成功，因此蒙古人急于接见卡尔平尼是出于一种错误的认识：
　　他带来了教皇和所有西欧人的乞降书。可是书信中却含有完全不一样的信息。教皇英诺森四世向蒙古贵由汗提供了介绍耶稣一生和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概要性书面文字，其中的所有内容可能为贵由汗所熟知，因为他有机会聆听信仰基督教的母亲的介绍、并经常跟随她参加宗教仪式。贵由本人很可能就是一个基督徒；即便不是，他肯定也是非常倾向于基督教、非常倚重政府中信仰基督教的蒙古人的。
　　教皇的书信严厉谴责蒙古人入侵欧洲，要求大汗：
　　彻底终止此类攻击，尤其是停止迫害基督徒，他要求大汗作出解释，以便使我们完全明白何种动机驱使你去毁灭那些国家，你今后又有何企图，书信告诉大汗，上帝委派罗马教皇掌管世间的一切权力，是惟一一个由上帝授权、代表他讲话的人。
　　蒙古官员发现卡尔平尼没有带来贡物、也没有出示投降书，他们开始普遍地对他不予理睬；但是在现存的一封1246年11月的信函中，贵由向英诺森四世提出了几个浅显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上帝要赦免谁、他要怜悯谁？你怎么知道上帝认可了你所说的话？
　　贵由指出，上帝赐予了蒙古人而不是教皇统治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权力，上帝打算让蒙古人通过成吉思汗的伟大法律，将上帝自己的戒律和法令传播于世。然后，贵由建议教皇带着各地王公贵族来哈剌和林，向蒙古大汗表示敬意。
　　欧洲和远东首次直接的外交接触降格为双方对宗教问题认识的交流，这其中掺杂着互相之间在信仰上的侮辱。
　　尽管蒙古人和欧洲人有着共同而广泛的精神信仰，但他们之间的公开交往是如此的消极、如此的误入歧途，以致于在将来，整个共同宗教信仰的基石也消蚀殆尽。
　　蒙古人继续让下一代去促进与基督教欧洲的进一步联系，但是到最后，他们将不得不放弃全部希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及时地彻底放弃基督教，转而扶持佛教和伊斯兰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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