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第二卷下2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应对日本侵略的准备

　　第二章中国全面抗战的准备
　　在展示了日帝战争准备后，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它的被侵略者中国的抗战准备情况，我们分两个方面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来介绍，先说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第一节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总算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但国民党转变很不彻底，它拒绝承认过去的错误，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更丝毫没有改变其独裁专制的统治体系。如果说在中国谁是心存幻想的被侵略者，国民党首推第一，它拒绝改变其与人民对立的灵魂，那只有对侵略者心存幻想了。谈到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毫无疑问，是很不充分的：西安事变前，它把国家资源悉数用在反人民的内战上；西安事变后，当它被迫走上抗日道路时，日帝也决定启动全面侵华战争。当然，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在西安事变前，在抗日救亡高潮的压力下，也多少展开了，西安事变后，规模进一步扩大。下面我们介绍如下：一、成立国防决策机构和加强军事力量
　　这包括1936年7月成立的国防会议和1937年3月改组后的国防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是囊括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专为抗战设立的领导机构，封建专制的国民党政府算是在抗战领导机构上立起了牌子。
　　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和被它消灭的北洋军阀军队一样，依然是一支封建军阀军队：政治上，它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以参与军阀混战和镇压革命为能事；组织上，它派阀林立，各霸一方，四分五裂，内讧不已；装备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工业不可能给它提供什么武器装备，它严重依赖列强供给，这是列强控制它的手段之一；在编制上，它五花八门，参差不齐，各自为政。它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训练水平低，战略战术落后，它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一样是一支腐朽没落的军队。它能否扛起抗战的大任全赖它能否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转变为一支政治先进、士气高昂、军心凝聚、组织统一、战略战术先进的军队。然而遗憾的是，它和它的国民政府一样虽然迎来了全面抗战的时代，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党陆军有步兵和骑兵师192个以及其他大量独立部队，总兵力约200余万人。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政府也是它的中央军阀既出于抗战的需要、又出于削弱其他军阀的需要，在法西斯德国的帮助下，对部分军事力量进行了整编，宣称整编出80余个师，但实际上只有一两个样板师齐装满员，另有二十来个师虽不是齐装满员，但也算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人数万余，机枪近400挺，迫击炮20余门），至于其他军事力量依然处于编制五花八门、装备和训练极其落后的杂牌军时代。
　　国民党政府一贯比较重视空军建设，1935年以来不断扩大空军实力，至1936年底，空军增至31个中队，600余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00余架），并且具备一定的飞机修理、器材制造和飞行员培训能力，当然国民党空军大部分武器装备和它的陆军武器一样，都是来自列强供给，而与本国具有空军装备生产能力的日帝空军相比，它的实力要差远了。
　　国民党海军拥有100余艘舰艇，但总计不过6万吨，不到日帝海军吨位十分之一，不过战争爆发后，海军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为了建立补充军队，加强国防后备力量，1935年，国民党政府也建立了兵役制度，向民众征集兵力，扩充军队，同时对壮丁和学生推行国民军训，提高兵员素质。但是封建军阀下的兵役制度同样也是与人民对立的制度，只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引起人民的反抗和不满，于是兵役制度变成了简单粗暴的抓壮丁制度，所征集来的兵力依然素质低下，士气低落。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封建军阀治下的国家动员能力根本不是帝国主义治下的国家动员能力的对手。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的各项军事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内战服务的，为抗战服务所占的份额是极低的，这使它的准备很大程度上具有反人民性质。二、拟定抗战计划
　　战争在即，谋划在先，知己知彼，方有胜算。针对日帝的侵华计划，国民党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抗战计划。一二八以后，和日帝对应，它也每年制定这样的计划，不过其认真程度与日帝没法比，其意在内战而非抗日，这样的计划自然是应付差事。
　　直到1937年，这个计划才制定较为详细：有明确的敌我判断，也有具体的抗战行动方针。计划指出敌强我弱的现实日帝正是凭这一点敢于侵略我们，也指出敌人将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侵略我们，不过计划接下来的敌情判断开始陷入幻想：它一厢情愿地认为，日帝侵略中国必然会引起日帝与美英苏强国的战争，或者日帝要想侵略中国必须先与这些大国为敌，对国民党政府这些看法，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这些大国必会眷顾中国而与日为敌。
　　那么接下来抗战行动方针基本上依据的不是敌强我弱的现实，而是大国对中国的眷顾。有了这种眷顾，中国就可以自己的速战速决对付日帝的速战速决，就可以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
　　国民党政府这个充满豪言壮语的抗战计划倒是和之前对日一味投降妥协形成鲜明反差。不管是豪言壮语，还是投降妥协，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腐朽统治阶级不愿也不敢把自己投入到艰苦持久的抗战中，而要想赢得艰苦持久的抗战，唯有把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激昂起来，让历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靠自己和人民的艰苦卓绝赢得一切，不可能在国民党政府考虑的范围内，它幻想的是依赖几个大国，赶快结束战争，不要让这场战争惊动了中国的一切，惊扰了反动统治秩序。有什么样的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就会需要什么样的战争计划，就能制定出什么样的战争计划。三、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
　　这部分内容属于国民党政府抗战计划中的技术部分。国民党政府在19351937年的各年度国防计划中逐步明确了针对日寇进攻的防御体系构筑计划。这些计划把察、绥、冀、晋、鲁、豫华北六省和江、浙、闽、粤这些华中、华南沿海地区作为与日寇作战的第一防御区域。这些区域又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为若干阵地：由山东区、冀察区、河南区等构成的北正面，由山西区、绥远区构成的晋绥侧面，由江苏区、浙江区构成的东正面，由福建区、广东区构成的南海岸。
　　国民党政府预定在这些区域设立军事指挥部和构筑国防工事。工事构筑从1935年开始，全面抗战爆发时部分完成，其余仍在构筑中。另外不在上述区域的武汉地区也从1935年开始构筑工事，全面抗战爆发时仍在进行中。这防御工事在抗战爆发后有的发挥了作用，但更多的基本上是不战而弃的。有了防御工事，还要有意志坚定的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战术运用它，国民党政府在欠缺前者的同时，更欠缺后者。四、加强重工业和交通建设
　　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谋划国防经济建设，有意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这块国家大后方地区加强重工业建设，筹划这一地区的经济资源开发，为此，对这一地区的资源展开了调查研究，拟就了相应的重工业建设计划，拨巨款开办了数十家工矿企业，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为了适应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国民政府还比较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进展也较为显著。全面抗战爆发前，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相继建成，对改善国家交通状况、加强国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上述建设对国家经济发展虽有一些作用，但并没有转化为国防工业实力，国民党治下的国防工业实力依然处于贫弱的状态。另外，上述发展既是国家经济发展，更是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的发展，是官僚垄断资本和它的帝国主义主子对国家经济命脉更强有力的掌控，因此这一发展不是人民的发展，而是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借着抗战的春风所掀起的短暂发展。五、寻求欧美列强和苏联的援助
　　上述抗战计划表明，国民党的抗战词典里必然少不了这部分内容。反动派既然幻想着大国的眷顾，那它就要投入主要力量谋求这种眷顾。不过抗战前这段时间，我们的国民党政府没白努力，总算从列强那里讨得了一些援助和贷款，列强在大力绥靖日帝的同时，也不能不帮助一下中国，在加强对中国掌控的同时，遏制一下日帝过猛的侵略步伐。中美棉麦借款合同和白银协定、中英铁路贷款、中德军火贸易和铁路信贷等一系列经济协定在加强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渗透的同时，也客观上抑制了日帝的政治经济侵略，在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经济、稳定内政、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对改善国防、加强军队武器装备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党试图依靠一个列强对抗另一个列强，不管它依附哪个列强，都必须靠损害人民利益获得这种依附，并在加紧依附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其对人民统治和压迫。国民党的抗战之路不包括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和发展。
　　国民党政府在加强与列强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二十年代，苏联积极援助中国革命，而与国民党政府交恶，国民党政府持顽固反苏立场。进入三十年代，面临法西斯的共同威胁，双方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迹象。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政府表现主动，向苏联表达了不支持日帝北进的诚意，表示一旦日苏爆发战争，中国将站在苏联一边；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希望获得苏联对中国抗日事业的援助。看到国民党政府日益坚定的抗日立场，苏联也表达了援助中国的真诚愿望，并于1937年4月即全面抗战爆发前，确定了武器贷款的军事援华方针。苏联的援助对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打破对侵略者一片绥靖的恶劣国际环境。
　　不过，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又是谨慎的，不愿走得太远。国民党政府多次提出愿与苏联结成反日军事同盟，都被苏联拒绝了。苏联既怀疑国民党政府抗日的诚意和决心，更担心在反法西斯道路上走得太远，太过突出，容易导致帝国主义结成反苏统一战线。
　　另外，这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放弃向日帝投降妥协的心思，日帝大力展开外交诱降软的一手，相应的国民党政府内依旧存在着强大的亲日派势力，依旧有许多人幻想着与日帝妥协，积极响应日帝的外交行动。同时，各种各样的汉奸卖国贼势力依旧猖獗于中华大地，形形色色的日帝侵华势力（日帝在各地的特务机关和在华驻军等）依旧肆虐于中华大地，国民党政府显然并不敢清除这些东西。而面对此时日帝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平津地区的频繁武力挑衅，它并没有表现出坚决回击的姿态。
　　以上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这些准备与它之前的攘外必先安内相比算得上一大进步了，它毕竟有所准备了。与此同时，这些准备和国民党不彻底的抗战立场一样，也是不彻底的、有限的。它的反动本质、它的私心杂念决定了它不可能进行真正切实的准备，它的准备最欠缺的部分是，只有物的准备，而没有人的准备，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没有丝毫改变，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活力没有被动员起来。若它不改弦更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华民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充分依靠和调动起中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和主动性，那就很难展现出抗战的决心、毅力和能力。当然，对于一个主要代表者着腐朽反动的政府来说，这显然是它难以实现的要求。第二节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抗战准备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共产党人民革命力量的抗战准备情况，它是敌我三方中实力最弱小的一支力量，但是它敢于和善于依靠创造历史发展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任务暂告结束，中日矛盾已经无可争辩地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历史方位转向最坚决的抗日斗争，转向最深入地把群众动员起来并走向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1937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和主要行动方向，表明共产党人民革命力量迅速适应并继续引领着西安事变后国内和平实现的新形势。会议指出内战结束、全国和平实现后，全党同志必须紧紧抓住中日这个主要矛盾，以此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中国社会其他矛盾的解决要服从和有利于中日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会议要求全党同志迅速彻底转变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会议深刻指出，国民党转变得不够彻底，一党专政没有改变，抗日的民主自由没有给予人民。抗日斗争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但中心的一环是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只有创造出一个抗日的民主自由环境，真正把人民力量动员起来，真正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抗战才能获得最深厚的发展动力。争取民主，推动国民党继续转变，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这就是当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主要方向。
　　会议向全党发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口号，这一口号明确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全面抗战准备的行动方针，这一口号表明了中国抗战准备的真正方向在哪里。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抗战准备实际上分两条线展开：一是继续领导和动员全国人民，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推动国民党政权转变，国内和平条件下与国民党的斗争方式当然不同以往，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争取群众依然是推动国民党转变的根本途径；二是加强自身建设，把自身打造成一支抗日的领导和模范力量，以此推动全国抗战准备形势的转变。下面着重介绍第二条线，第一条线实际上是西安事变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在全面抗战准备期这个短暂时间内的继续，至于人民革命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在接下来的抗战岁月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里也不再赘述。
　　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加强自身建设、做好抗战准备分三个方面展开：加强党、人民军队以及根据地的建设，这三个方面的建设贯穿的主线依然是把人民力量最全面、最深广地动员起来，因为它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的先进部分，它们要在全面抗战新的革命征程中继续发挥先进性，要让人民群众看到中国抗日的希望在哪里。一、党的建设
　　不管是过去的斗争还是今后的发展，争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始终是关键所在，只能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克服其他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不是相反。无产阶级政党要想承担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争取全面抗战准备的正确方向，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把自身打造成最积极、最忠诚、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
　　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要继续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党要正确处理与同盟者的关系，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唯一方向。
　　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取得可喜成绩。毛泽东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极大的努力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新的理论成果，它全面批判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开始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既是既往，更是开来，它将是中国共产党踏上新的革命征程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为党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它们也需要通过党的组织建设贯彻下去。新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党的组织建设对全面抗战准备及其到来的重大意义，深刻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的组织建设，就是培养和壮大党的力量，就是把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注入到党的肌体中去，把党自身的力量奋发起来，把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对人民的领导体现在全国抗日斗争中。如果说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理论部分，那么党的组织建设就是党的建设的实践部分，就是把党一切先进的东西体现到实践中去。
　　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以极大的精力推动其发展：一方面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推动党的组织的发展和干部的培养；另一方面通过创建中共中央党校、抗日红军大学等各类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干部。全面抗战爆发前，数以千计的干部被培养出来了，数以万计的党员发展起来了，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的各条战线，带领群众争取和推动全面抗战准备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为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做好了组织上的初步准备。二、人民军队建设
　　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直接对日作战的武装力量。新的历史时期，这支力量的建设状况如何决定着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对日直接作战的准备程度。长征结束后，这支力量继续着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以坚决的姿态一次又一次挫败其扩大内战的企图，为最终结束内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的历史时期，它迎来了对日直接作战的准备期，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共产党向这支力量发出新的任务指示：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在共产党积极而坚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建设以直接对日作战为目的，以建设抗日模范兵团为出发点，以推进政治和军事建设、提升对日作战的积极性和坚定性为途径，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了。
　　政治建设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灵魂，政治建设就是进一步明确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永葆革命活力的政治本色，就是要深刻掌握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并以党的任务为自己的任务。新时期、新任务、新政策在红军中引起了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对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没有完全从内战的观念中走出来；而另一些人却在这种合作中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没有认清国民党阶级本质，必须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观念有些减弱了，甚至滋长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针对这些情况，红军根据党的指示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教育工作，着重向广大指战员指出：共产党政策变了，与国民党合作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它的本质没有变，党的领导没有变，党的革命政策的本质没有变；新时期，人民军队接受了新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繁重了，广大指战员要保持高度政治警觉性，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一系列形式多样、坚强有力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展开，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形势，认清了任务，政治思想统一了，人心齐了，士气高了，战斗力生成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军事训练也就有力地展开了。
　　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与高昂士气相结合，利用短暂的国内和平抓紧进行：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的训练展开了，以射击、刺杀、投弹为主的练兵活动展开了，群众性练兵热潮形成了。各部队通过举办教导团、教导队和各种轮训班，轮训基层干部、班长及参谋人员等，提高基层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参谋业务工作能力；进一步组织野外操练和演习，加强战术演练，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时结合军事训练，严格养成教育，建立和健全了部队的正规生活。人民军队不但要政治思想先进，更要尽最大可能提高训练水平，培养钢筋铁骨般的战斗作风和战斗纪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以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战争孜孜探索所取得的新成果，标志着共产党人民军队开始拥有符合自身实际的军事路线和军事理论。中国革命条件下的敌强我弱决定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必须敢于突破以往，突破成见，以前所未有的机动灵活、以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为自己真正的优势，这是它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指明了方向。
　　在总结过去、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军事理论的同时，党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的军事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共产党人坚信这场正义战争前途必将是中国胜利、日帝失败，但是中国要想战胜实力远强于己的侵略者，就必须全面彻底动员人民力量，实行最坚定彻底的抗战政策，实行最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要用艰苦持久的抗战这一抗战是以深厚的人民力量为根基的逐步消耗敌人力量，逐步积攒自身力量，改变敌我实力对比；我们决不能以拼实力、拼消耗的阵地战为主，而是要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一战略战术同样是以充分动员人民群众为基础为打击消耗敌人的主要手段。
　　全面抗战前，陕甘宁边区人民军队发展到7。4万余人，拥有各种枪4万余支。跟日帝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相比，这是一支极其弱小的力量，但是它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这是它在接下来的战斗岁月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出发点。三、根据地建设
　　如何建设一个符合抗日需要、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抗日积极性的根据地，一直以来都是共产党努力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之前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1933年的福建人民政府已经出现了建立抗日政权的萌芽，共产党吸取它们的经验教训，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也明确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根据地政权。西安事变开创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期，共产党也把自己的政策调整为最彻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结束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同时，全面转向抗日的方向；在形式上成为中华民国一部分的同时，在内容上实行抗日民主；在结束没收地主土地的同时，实行各抗日阶级的联合政权。
　　简言之，新的抗日根据地政权是一个对人民实行抗日民主，对汉奸卖国贼和一切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统治者拒绝给予人民抗日的民主自由，拒绝对汉奸卖国贼和一切反动派实行专政；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就要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模范的政权，建立一个激发人民抗战活力的政权，建立一个领导人民追求正义进步、追求解放发展的政权，要让中国人民看到抗战进步的希望，看到革命解放的希望，这就是新时期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要在政治上给予人民建立国家政权的民主自由，在经济上给予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民主自由，在文化上给予人民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发展自身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
　　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行动展开了。陕甘宁边陲之地史无前例地吹来了民主政治之风，吹来了人民当家作主之风，吹来了休养生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之风，吹来了教育为人民、文化为人民之风。人民第一次感受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感受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力量，感受到创造历史的力量。有了正义进步的人民力量，有了奋发有为的人民力量，抗日不就获得了一条康庄大道？打败日帝侵略者不就获得了最深厚的力量源泉？陕甘宁边区以13万平方公里土地、200万人口的弱小之躯显示出最积极、最强大的抗日意志，它正在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作，成为指引中国前进的明灯。
　　我们介绍了日帝的侵略准备，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准备，显然前者是集中精力磨刀霍霍，寻找时机杀将过来，后者的情况就复杂了：共产党人民革命力量是动员人民，全力准备，坚决抗击；但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就远远没有到达这一水平，它准备过晚，准备有限，重物轻人，它不彻底改变自己，它三心二意，它幻想强国的眷顾，幻想强国与日帝为敌而把它拯救出来。它准备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在日帝淫威下苟且偷生的幻想，它拒绝清除依旧肆虐于中华大地的汉奸卖国贼势力和日帝侵华势力，面对日帝武力挑衅和外交诱降，它仍有妥协退让而非坚决回击的心思。这一复杂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将继续经历无数磨难，经历艰苦卓绝，才能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