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骅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教育改造战犯的有效途径

　　卢骅：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教育改造战犯的有效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就是如何处置各类战犯问题。中共中央、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适时制定了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并在羁押和管教各类战犯的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贯彻实施。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战犯管理机关组织战犯参加农业等生产劳动，是教育改造战犯的有效途径之一。
　　抚顺战犯管理所劳改农场，后改为辽宁省公安厅战犯监狱农场。
　　组织战犯们参加农业等生产劳动，是国际上的一个通行的做法。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苏联政府就曾把数十万日本战犯集中到西伯利亚从事各种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劳动改造战犯的做法，既有借鉴苏联做法的地方，也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采取的新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组织战犯们参加生产劳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劳动改造战犯的思想，触及战犯的灵魂，使过去参与策划、指挥和执行侵略战争以及反人民的内战的战争犯罪分子，转变为劳动者和新人。从劳动改造战犯的目的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单纯是为了惩罚战犯，也不仅仅是出于创造经济利益的考虑。组织战犯参加劳动生产不是目的，而是教育改造战犯的手段和途径之一。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还面临许多困难，组织战犯们参加生产劳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补贴监所供给和经费的效用，但从当时组织战犯们参加生产劳动的规模、强度、效益来看，组织战犯接受和参加劳动改造的表征意义和教育意义，要远远大于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劳动改造各类战犯的做法，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人道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
　　（1）既带有一定的惩罚意味，又体现出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并重，以及奉行人道主义、尊重人权的理念。一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惩罚性。组织战犯们参加农业等生产劳动，均属于体力劳动。让以往不劳而获的战犯们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本身就是对其所犯罪行的自我救赎。二是具有教育性。尽管各类战犯相当多数是农民出身或为农民子弟，由于他们从军、从政以及参加侵略战争或内战，长期脱离农业等生产劳动。特别是日伪蒋高官和贵族，有些甚至从未参加过生产劳动，不同程度地存在厌恶、鄙视、轻视、抵触劳动改造的情况。通过组织战犯们参加劳动，使之体验和懂得劳动的艰辛，从分享劳动果实中获得良知和快乐，培养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观念，进而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三是体现了人性化。尽管组织战犯劳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又不完全强迫他们参加劳动。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战犯，可以免除劳动。所有战犯的人格得到尊重，人权得到维护，所有参加劳动的战犯无一人冻死、饿死、累死。
　　抚顺战犯管理所劳改农场内景。
　　（2）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主，兼有其他体力和脑力劳动。一是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主。农业生产劳动既是体力劳动，又是劳动强度不大、风险较小、适应性较强、便于监管战犯从事劳动的产业。以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例，战犯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场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管理所内的土地，一个是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努力支持下，就近拨给所方土地，建立了劳改农场。战犯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劳动，如种植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和蔬菜、花卉等，都不是重体力劳动。不仅劳动强度不大，且不硬性指派劳动任务指标。二是以参加其他力所能及的劳动为辅。抚顺战犯管理所曾创建了制瓦厂，由身强力壮的日本战犯轮流到制瓦厂劳动，加工生产建筑材料。（参见《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展览大纲》。）组织战犯们参加手工劳动。譬如，溥仪等伪满战犯曾参加糊纸盒的手工劳动。组织战犯参与管理所基础设施建设，自修运动场，自建露天剧场、小花园、暖房、菜窖，植树种草，帮厨等等。三是参加适当的脑力劳动。以注重培养和提高劳动技能为出发点，根据战犯们的实际和本人的意愿，从事部分脑力劳动。如溥仪学医、诊病、治病等。
　　溥仪（左）在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
　　（3）管教人员与被管教人员同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战犯参加劳动改造的显著特点。一是管教人员与被管教人员同劳动，具有示范教育作用。管教人员在与战犯们同劳动中表现出的政治素养和高尚品格，令战犯们肃然起敬。一些轻视、鄙视和抵触劳动的战犯们对此深受感动，无不感到歉疚和自责。日本战犯对此有很高评价。二是传授农业生产技能。管教人员大都是苦出身，参加革命前多是农民，他们在对敌斗争中是模范，在农业生产上又是行家里手。他们不仅要管理好战犯们，还要手把手地教会战犯们从事农田作业的技能。三是为管教人员与被管教人员提供了交流、帮教的机会。按照狱规，管教人员与被管教人员一般不得交谈或交流。但在同劳动过程中，双方有各种机会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深受战犯们的欢迎。在认罪悔罪、前途命运、家庭矛盾等方面，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甚至难以排解，大都愿意得到管教人员指点迷津，释疑解惑。所方和管教人员因势利导，通过同劳动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对促进战犯认罪悔罪、放下包袱、洗心革面、争取重新做人，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日伪监狱里，参加劳动的都是所谓的罪犯们，监管人员、狱方人员是从来不与他们一道参加生产劳动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犯管理所，管教人员既要担负和完成监管战犯的任务，还要同战犯们一道参加生产劳动。这在古今中外监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造战犯的方式方法之一。
　　日本战犯在制作打糕。
　　（4）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收到良好效果，创造出教育改造战犯的成功范例。一是改变了战犯们轻视劳动、歧视劳动、抵触改造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树立了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改造的观念。由于所方组织战犯参加的生产劳动与改善战犯们的生活、学习、体育、文娱、饮食、谋生等息息相关，受到战犯们的欢迎。二是使战犯们学会掌握了劳动和谋生的技能。战犯们获释后能够较快适应身边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往的劳动改造。譬如，在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战犯中，有相当多数的获释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最典型的受益最大的是伪满战犯溥仪，他获释回到北京后，先在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半年时间，由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积累了一定的劳动经验，能够很快适应并完成了那里的工作，受到植物园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好评。（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三是促进了战犯们认罪悔罪的进程。四是战犯们既锻炼了身体，又生产和分享了劳动果实。劳动也是运动。户外劳动最受战犯们的欢迎。尽管监舍通风透光条件好，但长年累月被禁锢在一个房间里，任何人也消受不起。加之被羁押的战犯们大多系中年人，腿脚和肠胃功能开始减退，通过参加户外生产劳动，不仅能够见到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还能够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身体，使手和腿脚在劳动中变得更为灵便有力，适量的劳动也使他们饭量大增，通过适量的劳动能够增强消化功能，提高肌体的免疫力。五是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在所方严密周到的安排下，战犯们能够服从所方指挥，遵守劳动改造的纪律和制度，所有战犯在劳动改造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伤亡、逃亡等严重事故。战犯毕竟不同于其他罪犯。由于战犯管理所长期坚持严密和科学的安全警卫制度，加之教育改造战犯工作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深入人心，战犯们能够严格遵守所方各项规章制度。当然，日本战犯最初被关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确实发生过闹监和企图越狱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很快就被所方平息，并成功地粉碎了战犯越狱的企图。战犯在参加生产劳动时即使有逃跑的机会，也没有人铤而走险乘机逃跑。譬如，有一名蒋介石集团战犯参加劳动返回管理所时迷路了，最终还是自己返回。（参见《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展览大纲》。）六是为新中国教育改造各类罪犯提供了宝贵经验。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和方法，不仅适用于教育改造各类战犯，也适用于教育改造其他各类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