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精讲05遇到恩师杨昌济

　　文今今乐安边江
　　在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1903年去日本留学，留学6年后又远赴英国深造，回国之后拒绝了做官的请求，一心扑向教育行业，教书育人。
　　在进入一师之前，毛泽东早已对杨昌济的名字如雷贯耳，在他的心里，如此大师级的人物必定风度翩翩，讲起话来口若悬河，而当他真正目睹真人，却大失所望。
　　关于这一点，同为杨昌济学生的萧瑜这样回忆：他眼窝很深，但眼睛甚小，肤色黝黑，说话笨拙，上课就念他的讲义，只念一遍，绝不重复，也不加以解释。一堂课上完，几乎每个学生都甚感失望。
　　随着师生的深入接触，毛泽东对杨昌济佩服得五体投地。每当他的疑问无法得到解答时，杨老师总能一语中的，虽然讲话不流利，但句句让人振聋发聩。
　　不仅如此，他的精神也深刻地影响着学生。
　　他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对学问能做到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杨昌济的进步思想也走在时代前面，他公开支持寡妇再婚的权利，在长沙引起一片哗然。
　　毛泽东深深被杨昌济老师的精神所感染，他曾经写信给朋友，表明自己的志向。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杨昌济同样欣赏这个天资聪颖，与众不同的学生，在他1915年4月5号的日记里这样写：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这里所说的曾涤生是曾国藩，梁任公就是梁启超。可见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喜爱之深。
　　而杨老师带给毛泽东的最大影响，还是哲学上的启蒙。他认为，对年轻人来说，知识技能的学习还在其次，首先应当培养哲学的思维和视角，要学掌握一种看待世界、洞察世界的能力和方法。所以，他一再说：没有哲学思想的人是庸俗的。
　　之后，毛泽东开始广泛接触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大家的原著，他都能仔细研读。甚至通宵达旦，把杨昌济所编译的十万字的《西洋伦理学史》逐字抄写，抄了整整七大本。
　　学校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对于喜欢的课程，毛泽东废寝忘食地学习，对于不感兴趣的课程，像静物写生，自然科学，他不屑一顾。
　　有一次图画考试，他随意画了个椭圆，在旁边标注两个字：鸡蛋。还有一次他发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修养，在纸上画一条横线，横线上画个半圆，然后用李白的诗句命名半壁见海日。
　　毛泽东当时非常崇拜梁启超的行文风格，喜欢模仿学习。但学校里一位外号袁大胡子的国文老师却看不起梁启超，认为梁启超只是半通，禁止毛泽东写这类文体。
　　这当中的喜好不一，审美差异和整个社会思潮有很大关系。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感觉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种学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想学学外国是怎么建造战船，制作大炮等等。第二个阶段，开始感觉到我们制度上的落后，于是就有了维新变法运动。第三个阶段，到了文化阶段，改良派发现想要真正实现新的制度，最重要的是有新的思想，要求人格上的觉醒。
　　新思想的改造必然需要经过书籍，经过人文层面的倡导。所以就出现了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不要在意文章是不是对偶，有没有用典故，用词是不是典雅高级，新文体完全不在意这些，它的目的就是要普及，要说让普通百姓听得懂的话。
　　因此，许多作家就分成了新旧两派，互相攻击。
　　这位袁老师当然属于旧派，而毛泽东这样心向革命的青年人，则是无疑的新派，两人的矛盾在所难免。
　　除了文章文体，当时毛泽东写文章都习惯在最后一页的结尾处标注日期，袁老师非常看不惯这种做法，认为毛泽东骄傲自负。有一次课堂上，袁老师拿起毛泽东写文章的本子，当众把标了日期的最后一页撕掉。毛泽东大步向前，拽着袁老师的袖子问他在干什么，拉着去校长办公室，让校长评理。两个人各执一词互不妥协，最后还是经由校长劝说，事情才得以平息。
　　但其实，新旧本无对错，这位被称作袁大胡子的老师并非狭隘自负的老夫子，他原名袁吉六，3岁母亲去世，家里靠父亲卖豆腐为生。袁吉六的聪明和努力都异于常人，15岁中秀才，又经过14年学习考中举人，后来执教做老师50多年。
　　在湖南师范的时候，他很看重毛泽东，说毛堪称奇才。曾经学校要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袁吉六一气之下，提上了辞呈，里面写到：毛泽东等皆杰出人才，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如若开除，天理不容。
　　而毛泽东后来对这位老师也颇多感激，他曾经回忆说：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在平静安宁的校园外，中国的动荡从来没有停歇。
　　由于毛泽东把自己的一多半钱都用来买报纸，他对时事了如指掌，和同学谈起来时无所不知，因此得了个外号时事通。
　　1915年1月，日本趁一战期间欧美无暇东顾，偷偷派人觐见袁世凯，提出了秘密协定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政府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开后，游行抗议行动频出，一师的学生印制了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命名为《明耻篇》四处传发，毛泽东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话：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祸不单行，外受欺压的同时，国内，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恢复帝制，并于1915年12月12日推翻共和，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帝国。一时间，对于袁世凯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无奈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不过仍然是名义上的华民国的大总统。
　　袁世凯还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想依靠段祺瑞的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但起义没有停止，同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一共做皇帝83天。
　　6月下旬，毛泽东因母亲重病，从学校赶回韶山。此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袁世凯的突然离世让国家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军阀为了权力扩张互相攻击，这段时期是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尽管经历了这场大的倒退危机，但毛泽东只是痛恨袁世凯，对于以袁世凯为首的政治制度和军阀统治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湖南人把袁世凯任命的都督赶下台，毛泽东深感愤慨，尤其是回家途中，目睹了军队自发的骚扰行为，他写信给同学控诉，称这些军队无视中央而不得同意，是暴徒趁机报复，自推长官，这显示出了他一度相信过的无血革命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