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剪除异己，设计江西巡抚海成，首次交锋，海成斩监候

　　和珅为官贪婪，有很多跟他一样的腐败官员附和他，也有一部分官员看不起他，虽然这些人当中并不一定都是正直无私、为民请命的好官。江西巡抚海成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以和珅的个性，岂能放过他？最终海成还是惨死在和珅的魔掌之下。
　　和珅精通做官之道，是利用文字狱的高手，常常借助文字狱来剪除异己。原本，海成想利用文字狱整治别人，升官发财，却被和珅利用，海成堂堂个巡抚，只因为一本书，栽在了和珅手里，被判斩监候。
　　有清一代，朝廷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说得通俗点就是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写了，甚至说了对清王朝不利的话，就要受到追究，案件一旦受审，就牵连甚广。朝廷的意图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控制人们的思想，戒瑟风俗人心。乾隆在位前后六十余年，文字狱的重大案件层出不穷。乾隆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几乎对每一宗案件都格外注意。
　　人们为了自保，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抓住把柄。朝廷的有识之士，有机会就劝阻乾隆，文字狱不宜牵连太广。而更多的官员，抓住乾隆的心里，为了升官发财，借文字狱讨好皇上，打击异己。和珅就是利用文字狱暗中除去江西巡抚海成的。
　　和珅最早得到乾隆赏识，之后青云直上，迅速进入军机处，成为年轻的军机大臣。朝中大臣也是识相的，对和珅不敢轻慢，执礼甚恭。也有些一步步升官的大臣，看不起和珅的出身，再加上和珅升官不是走正途，而是靠讨好皇上，没有什么功劳，很轻视他。江西巡抚海成就是如此。
　　巡抚与总督同为封疆大吏，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巡抚每年要赴京师议事，汇报地方事务。海成身为江西巡抚，刚开始看不起和珅。
　　有一天，海成从江西来京述职，到军机处之后，和军机处所有的人都作揖行礼，相互寒暄。到了和珅面前，和珅正要和他行礼，海成却径直走了过去，昂首挺胸，对和珅不理不睬，好像没看到他一样。海成一边走，一边阴阳怪气地说：没想到我几天没来军机处，军机大臣的人又多了一个。听说是有人坐了冲天的爆竹了，青云直上，能耐很大啊。
　　和珅听在耳中，十分郁闷。和珅当时资历尚浅，还不了解海成的底细，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尴尬地退了回去，说道：巡抚大人不常在京城，所以没见过面。和某承蒙皇上错爱，也是刚刚入军机处。
　　不料海成欺软怕硬，看到和珅好欺负，说起来没完没了，越说越起劲儿。后来，海成竟然侮辱和珅的长相海成像女人，这实在是说不过去了。然而，和珅刚到军机处，立足未稳，也没有什么根基。这里的官员都是有来头的，和珅脸色越来越难看，却一言不发。周围的人也不说话，有的本来就眼红和珅升官之快，乐于看和珅的笑话，于是幸灾乐祸，窃窃私语，发出冷笑；有的知道和珅正受皇上宠爱，海成又是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两边都不好得罪，就转过身去，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和珅当时并未发作，但并不代表不在意。海成的行为，正好击中了和珅的痛处，和珅看着得意忘形的海成，心中怒火翻腾。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个机会，灭一下海成的气焰，让大家知道，和珅不是好惹的。
　　机会来了。和珅整治海成，是通过文字狱达成目的的，事件的起因，则是海成自己送上门来的。
　　海成上次在京城公然侮辱和珅，回来后不久就为自己的莽撞后悔了。他本以为和珅没什么真才实学，只不过一时之间讨皇上欢心，过不了多久皇上对他就没兴趣了；再加上周围大臣的排挤，被排挤出军机处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敢向和珅叫板。可没多久，海成就得到了消息，和珅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和珅又被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十一月，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
　　二月，乾隆又让他兼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
　　海成得知这些消息后，开始忐忑不安起来。海成能够坐到江西巡抚的高位，自然也是个精明人，但却捉摸不透皇帝的心思。没过多久，京城又传来消息，和珅被赏准许紫禁城骑马。在紫禁城骑马可是只有特殊战功的人才能享有的，体现了皇上的特殊偏爱。
　　和珅年纪轻轻，有什么本事得到这样的破格赏赐？
　　海成对和珅不得不防，于是派了消息灵通的属下，仔细打探。属下回复道：京城的人都知道了，皇上对和珅不是一般的恩宠。和珅被允许在紫禁城骑马，并非是有什么功劳，而是有一天陪皇上在御花园里读书，两个人边读边谈，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皇上自己坐着，忘记给和珅赐座，和珅站得腿都麻木不听使唤了，皇上看出来，就问他怎么回事，和珅很乖巧，就说自己的腿有些老毛病，也不知道是真有毛病还是假有毛病。
　　皇上一听，过意不去，当场赏赐他紫禁城骑马。
　　海成听了十分嫉妒，问道：只不过是皇上读书时陪在身边，腿站得酸了，就要赏赐紫禁城骑马？腿脚不适的王公大臣很多，很多都是打过仗、年纪大，德高望重的，和珅没打过仗、没立过功，一个奴才而已，这么轻易就赏赐紫禁城骑马，凭什么？
　　属下答道：奴才在京城里也经常听人这么说，可是皇上的旨意，谁敢乱说话。现在和珅是皇帝面前的红人，没人敢惹。传闻和珅爱财，现在京城里很多大臣都跟和珅攀关系，大人还是小心一些为好。另有传闻，和珅城府很深，为人阴险，大人曾经与他不和睦，是不是也要在京城活动活动关系？和珅毕竟在京城皇上身边，要是被小人暗算了，岂不冤枉！
　　海成怒道：胡闹！我堂堂的巡抚，怎能和那种小人攀附关系！你再仔细地打探消息，有什么对我们不利的地方，快快来报。
　　属下赶紧退下。其实，海成不是不想活动活动，只是自己曾经得罪过和珅，无缘无故，怎好再去讨好？不仅会惹得众人讥笑，只怕和珅也不会让他好看。再说了，自己是有功之臣，一步步爬上来的，地位总比和珅这种官场暴发户要稳固许多。
　　海成现在一心想的是，怎么样才能立功，讨皇上的欢心，稳固自己的地位。海成别无良策，决定从文字狱着手。
　　文字狱大多是牵强附会、断章取义。朝廷鼓励告密揭发，因此文字狱大多是告密邀功、挟嫌诬陷，甚至凭空捏造的产物。文人士子人人自危，唯恐一不小心，陷入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
　　文字狱牵强附会到了什么程度？一句诗、一个字也会惹出大祸。朝廷不会允许丝毫的反清思想传播、蔓延。所以，宁可错杀一万，也不遗漏一个。
　　雍正年间，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雅字，雍正帝见了，认为是大不敬，马上把徐骏革职，派人盘查。盘查的人鸡蛋里挑骨头，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附会道：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两句诗分明是蓄意讽刺清王朝的皇族浅薄少文。
　　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其实，这两句诗只是描写一个普通的场面：风吹，书乱，仅此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反清的思想。
　　没有经历过文字狱的人，很难想象它的疯狂。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凡是不利于清朝的，或是触犯了忌讳的，都要篡改、删除，甚至大量地销毁书籍。甚至连宋代的书写到抗金的，明代的书写到抗元的，也遭到同样的厄运。
　　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愈演愈烈，前后一百多年，有案例可查的大小案件不下一百起。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有两百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是不可胜数。
　　康熙、雍正年间，文字狱主要打击汉族上层文人和政府官员，镇压反清力量，排除异己势力。到了乾隆年间，文字狱有增无减。乾隆最痛恨士人写诗、写书讥讽时政。乾隆二十年以后，文字狱连年兴起，形成严厉的思想统治。
　　与前朝不同，镇压的对象，既不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也不是结党的权臣，而是一般的汉人文士。其中规模较大的文字狱就有七十余起，绝大部分都不是惩办高级官员或有声望的文人，而是惩治举人、贡生以下的生员，以至塾师、术士。很明显，这些案狱目的不在限制大臣之间的结党擅权，而在于控制民间的反清思想。
　　不管是朝廷的大臣还是民间的文人，如果能够成功揭发别人文章、书籍里有不满朝廷、不合规制的地方，就是有功劳的。这个功劳来得十分容易，所以很多大臣都乐于派下属搜集有禁书嫌疑的书籍、文章。换而言之，每一个文字狱事件都是他们升官的垫脚石。
　　海成是满族人，胸无点墨，但对查禁书十分热心。他命令手下的江西官员，收缴对朝廷不利的书籍。当时，文人学士噤若寒蝉，写文章本就十分谨慎，哪里有那么多禁书？下面的官吏找不到这么多禁书，海成的命令又不得不从，只得把沾一点边的书籍都送来充数，一年下来，一共竟然收缴了八千余部书籍，列全国各省之首。不得不承认，海成做官很有一手。
　　海成发现，单纯的命令、催逼，效果并不好。海成想了一个绝招：为使查办禁书的诏令深入穷乡僻壤，他命令各州县把各处的地保召集起来，经过简单的训练，再让他们挨家逐户地去宣讲、收书。与其说是收书，还不如说是买书，原则是：无论全书还是废卷，全部呈缴，由官府付给缴书者一倍的书价，这样就迅速收缴了大量图书，再从收缴的书籍中一一查验。
　　对海成的这个办法，乾隆也很欣赏，通谕各省仿而行之。
　　这么多书籍，海成根本看不完以他的学问，看了也看不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吩咐幕僚把这些书籍的问题一个个标出来，做上记号，然后全部运到京城，上缴给乾隆。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一，书籍抵达京城，海成随书上了一个奏折，奏折里说：微臣随时留意对朝廷不利的言行，搜集了这么多可能有问题的书籍，上缴给皇上，请皇上酌情处理。尚不能一时尽净的地方，微臣还要继续尽力搜罗。此外，海成还把每本书的问题指了出来。
　　海成的奏折充满了邀功请赏之语，分明是想得到乾隆的嘉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揣摩圣意这方面，他远远不是和珅的对手。这里面的一本书《字贯》，被和珅抓住了把柄，把性命丢在和珅手里。
　　关于《字贯》，海成的奏折里是这么写的：根据新昌县县民王泷南的告密，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书，狂妄不法，与叛逆无异，请革去他的举人身份，审拟定罪。
　　《康熙字典》是康熙五十五年印行的，不仅是奉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政府十分重视。《康熙字典》力求权威，收字太多，也是事实。然而，钦定、御制的官方思想是不准批评的。即使是单纯学术见解不同，也会被加上种种罪名。特别是当学术见解与政治观点有关的时候，更容易被当作妄议朝政而陷入文网。
　　如果翻阅清朝的书籍，就会发现有些书大多写著钦定、御制的字样，那是经过皇帝审定或其本人写的，代表官方的思想。譬如，清初竭力宣扬程朱理学，以致形成了一种风气，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
　　以朱熹的思想来指导一切言行。谁若是反对这个官方的统治思想，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清朝的法律还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秀才们对国家大事提出任何建议，否则就算违制，不但要革除生员资格，还要受到惩罚。可是，凡是建言献策的生员，难免要议论到朝廷的政策，批评官吏的行为，提出某些建议，这就必然违背这一规定。于是，轻者革职，重者处斩，或是立毙杖下。《康熙字典》就是钦定的图书，即使有缺点，也是不能提的。
　　王锡侯竟敢说《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以贯穿，然后自己编刻了一部《字贯》，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的不足，这样的行为，简直是撞到枪口上了。
　　乾隆首先嘉奖了海成，然后翻阅《字贯》，看到罪行并不很严重，以为是一个寻常的狂妄之徒，妄行著书立说，落得一个好名声，就没有把这本书放在心上，此事也就不再进一步追究了。
　　如果王锡侯的这本《字贯》没有落到和珅手中的话，这件事就会这么处理，王锡侯也只不过丢了一个举人的身份，不会遭到杀身之祸；海成也会因此成为有功之臣。和珅经常在乾隆身边，这本海成参奏的书引起了他的注意。
　　和珅先是秘密打探，军机处翻阅卷宗，查清了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
　　写作《字贯》的王锡侯，生于康熙五十二年，原名王侯，后来担心这个名字犯忌讳，改为王锡侯。他5岁时跟哥哥王景云发蒙，8岁通晓训诂，直到24岁才补博士弟子，37岁才中乡举。以后连续九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眼见入仕无望，于是心灰意冷，放弃了做官的想法，安心待在家中著书立说。
　　王锡侯曾经先后写了《王氏通谱》、《经史镜》等十多部著作。乾隆四十年，王锡侯已经63岁了，经过十七年的苦苦钻研，他终于著成了一部名叫《字贯》的字典，在这一年刻印刊行。《字贯》是一本简明字典，按照天、地、人、物四大类统字，耗费了王锡侯大量的心血。他著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将天下字贯通，使学者能够举一反三，便于查找。
　　王锡侯有个同乡族人，名字叫王泷南，本是乡里的无赖恶棍。王泷南曾经犯了罪，被官府抓住发配云南。他不甘心一直生活在云南的烟瘴荒蛮之地，便偷偷跑回原籍。王锡侯正值年轻气盛，好打抱不平，看不惯这个无赖的行为，伙同乡里的几个人，抓住王泷南扭送到官府，再次发配。多年之后，王泷南遇朝廷大赦，返回家乡，心中一直记恨着王锡侯，寻找报复的机会。
　　在清朝，暗算文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看他有没有写什么文章，只要找到跟不敬朝廷有一丁点儿关系的事情，把他告到官府，就可以让他尝尝文字狱的厉害。
　　王锡侯时运不济，生在清朝，得罪了小人，偏偏又写了不少文章。为了邀功和报复王锡候，王泷南找到王锡侯写过的所有文章和书籍，仔细查看里面的内容。
　　王泷南翻看《字贯》的时候，发现只是一部字典，并没有什么犯禁的地方，后无意识地翻到开头，自序中谈到编纂这部书的意图，王锡侯先是颂扬了《康熙字典》的好处，然后说道：天下字贯穿极难今《康熙字典》困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
　　《康熙字典》乃先皇御制之书，王锡侯一个小小的书生，居然敢对先皇所制字典妄加议论，岂不是狂妄悖逆之大罪？王泷南大喜，咬定王锡侯悖逆，诬蔑贬低圣祖康熙帝，告到官府。
　　县令不敢随便定罪，把此事上报给巡抚海成。海成派人拿下王锡侯，封检《字贯》等书，让王锡侯招供。王锡侯辩称：‘然而穿贯之难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我写《字贯》，要串联起书的内容很难，并非讥刺《康熙字典》。
　　告密者王泷南与我有私仇，是诬告。
　　海成找了一班幕僚仔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此书虽对康熙帝妄加议论，有不敬的意思，但算不上悖逆。
　　这才写了奏折，建议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派专差将奏折及《字贯》一部四十本送到京师。乾隆看不出什么大问题，便搁置起来，此后辗转到了和珅手里。
　　和珅把《字贯》一部四十本书全部拿回家，细细研究，看能找到什么漏洞。和珅在这方面简直是有火眼金睛。他很快就找到了别人注意不到的一个问题：《字贯》一书序文后面的凡例中，第十页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号，以及乾隆的名字，都直接写了出来，还同其他的字一样排列，没有提高两格。
　　封建社会中是十分注重名讳的，避讳的制度十分严密，不但皇帝的名字不许言说、书写，有时，就连音同字不同的字也不能用。到了清朝，因为满族人的名姓冗长，字数繁多，原本对避讳已经不太追究了，再加上这是字典，所以海成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和珅如获至宝，连忙拿着《字贯》一书，禀明乾隆。乾隆对名讳问题一向十分注重。他勃然大怒，命令刑部逮捕王锡侯，严加审讯。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案情极为简单，没有什么好审讯的。王锡侯可悲的命运已经注定，审讯只是走过场而已。刑部官员问：你身为举人，读书也不少了，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评论，另编《字贯》一本，你究竟安的什么心？
　　王锡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自幼读书，只因为使用《康熙字典》的过程中，发现篇幅太大，于是精简为《字贯》，目的为了方便后生的学子。
　　小人狂妄，罪该万死，但确实没有一丝一毫的叛逆之心啊！审案官员又问：那你为何要在在编写凡例的时候，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地写出来？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吗？
　　王锡侯答道：这是字典，小人最初把皇帝的庙号、御名写出来，无非是要后生学子知道作文时如何避讳，免得犯了忌讳。这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狂妄，实属无心之过：后来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做得不对，就把书内的这些地方重新修改了，重新改版另刻，现在刊行的《字贯》都是改版另刻的，有书版可据，请求查验。
　　王锡侯苦苦解释着，这些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了，可是没有什么作用。审案的官员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又问下一个问题：你竟敢自称为周朝皇帝的后裔！这是忤逆大罪，人人得而诛之，你是难逃一死，还不快快认罪！
　　王锡侯再次认罪：小人乱说话了。这是小民无知，说说大话罢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啊！王锡侯只好不停地磕头并苦苦相求以求得宽恕。
　　刑部审了之后，没有听从王锡侯的任何辩解。因为乾隆早已经发怒，说他大逆不道，自然是从重处罚，按照大逆律问罪，王锡侯难逃一死。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把这件特大逆案办完了。判决结果是：王锡侯身为举人，大逆不道，冒犯皇族，叛乱谋逆，按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查抄全部财产。王锡侯的全家二十一人照律同坐，16岁以上男子全部处死，女子及16岁以下男子流放官卖。
　　海成听说了王锡侯案子的重要性，暗叫不妙，把王锡侯写的书《王氏通谱》、《国朝试帖》、《国朝诗观》等，拿回去仔细研究，命令幕僚日夜翻阅，想挑出更大的问题。最后勉强有了发现：王锡侯在《王氏通谱》中写他是周朝皇帝的后裔，周灵王就是他们的祖先，实在是居心叵测。海成连忙上了一道奏章，将新发现的王锡侯罪状一一开列，恳请皇上治他的不察之罪。
　　为了免罪，海成的确花费了不少心思，只可惜这一切都只是火上浇油。
　　刑部把王锡侯的结果禀告给乾隆，和珅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马上上奏乾隆道：王锡侯身为举子，所作所为，大逆不道，罪有应得。只是那江西巡抚海成，身为朝廷命官，受皇上重托，居然对《字贯》中如此悖逆的地方，视而不见。
　　王锡侯的举动大逆不法，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这分明是有意袒护逆党，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样的官员，如果还继续留在朝中为官，恐怕天长日久，其他的官员效仿，如此一来，大清朝廷的威严必将有所损害。
　　乾隆正是有火没处发的时候，和珅轻轻一挑拨，马上迁怒于海成。乾隆在朝廷之上，痛斥海成办事不尽力，立即革去所有职务，押送京城，与其他涉案人等一起，交刑部审查治罪。
　　海成到京受审后，供认自己才学低微，没有仔细看过原书，这些处理意见是根据幕僚的看法做出的。刑部上奏后，乾隆余怒未消，他给军机大臣下的谕旨中，狠狠训斥海成道：海成既然经办王锡侯一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仅仅凭借几个平庸的幕僚，就上报给朝廷，岂不是太草率了？《字贯》书中，大逆不道的内容就在第十页，开卷就可以看见。海成视若不见，岂不是双眼无珠，茫然不见？或者是看到之后，不以为然，漠然视之吗？这样的话，身为人臣，哪里还有尊君敬上之心，对于乱臣贼子，一点点警惕心理都没有吗？
　　和珅成功地挑起了乾隆的怒火，在刑部传达了乾隆的意见，又四处活动，一定要置海成于死地。和珅悄悄对刑部的人说：此案皇上已经动了大怒，一定要按照皇上的意思，从重判决。而且最好是判决得稍微过分一些，然后皇上才有余地改判，显示皇上的仁慈。
　　皇帝交代下来的案子，刑部自然是不敢懈怠的。刑部官员早就知道这件案子是和珅捅大的，也不愿意得罪他，胡乱问了两句，拟定判决：江西巡抚海成，有意庇护，无视朝纲，拟斩监候。另有涉案的两江总督高晋，难辞失察之咎，降一级留任。其他的江西藩台、臬台等官员，昏聩不察，罪责难逃，革职为民，朝廷永不录用。事情果然朝着和珅预测的方向发展。
　　《字贯》一案，并非一起普通的文字狱。王锡侯不过是查办禁书这场浩劫的一个牺牲品。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辜的、清贫的知识分子，事后抄家的时候，他的全部家产，只不过是锅碗瓢盆、农村的小猪、母鸡之类，再加上所有的积蓄，官府估价只不过六十几两银子。
　　这个案子的背后，是一个个阴谋。海成想借这个案子升官发财，和珅想借这个案子整倒海成，乾隆有意借《字贯》案杀鸡吓猴，推动查办禁书。
　　因为在此之前，乾隆已经发现，查办禁书在江浙等省进展极为缓慢。实际上，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折腾，全国的文人已经如惊弓之鸟，不敢再有什么出格的言论，那些有问题的书籍，也早已经损毁殆尽。但乾隆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查办禁书的谕旨之所以贯彻不下去，首先是各省督抚漫不经心，并不全力查办。
　　王锡侯案发之前，乾隆就伺机制造一起文字狱的大案，杀鸡吓猴，提醒各地的督抚官员，不查办违逆书籍，就会有严重的后果。
　　江西巡抚海成因为没有看出王锡侯触犯庙讳、御讳，把一部大逆不法的书籍从眼皮底下漏掉了，正好成了送上门来的反面典型。只要是受过教育的文人，都明白王锡侯的犯讳本来算不上悖逆，但这不是问题，文字狱本来就是牵强附会居多。王锡侯是冤枉的，不过也算有个过错，是乾隆小题大做；相比之下，海成更是冤枉，他本来是查办违逆书籍的先行者，莫名其妙地就被打翻在地。涉案的两江总督高晋，更是冤枉。两江下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作为海成的顶头上司，高晋难辞失察之咎。
　　由于这些原因，有关这一案件的每道谕旨，除寄发两江之外，同时也寄发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自然从中吸取教训，查办禁书不止查明末清初野史之类的旧书，而且也要查如《字贯》这样的书籍，如果胆敢有怠慢，不切实检查，海成、高晋便是前车之鉴。
　　乾隆经过慎重考虑，发布圣旨，认为凌迟不够仁慈，从宽改判王锡侯为斩立决，他的15岁以上子孙一共七人，从宽改成斩监候，秋后处决，可以多活半年。其他人全部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
　　海成只因为不慎触怒和珅，等来了和珅近乎疯狂的报复，堂堂巡抚大人不明不白地与王锡侯的七个子孙一起判了斩监候，几个月后，海成被从宽处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海成想诬陷王锡侯，借机升官发财，结果反被和珅诬陷、利用，真是可悲、可怜，又可叹。
　　王锡侯的《字贯》案，给清朝的文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地方大员为了避祸，千方百计地设法将所辖地区的禁书搜缴干净。先刊刻《违碍书目》，将本省出现过的禁书全部写入其中，发放给各个州县，逐一查找，凡家中有单上所列的禁书，立即查办。一时间各种禁书书目通行天下，成为各省大吏查缴禁书的得力工具，真正的文化书籍反而无人敢读。
　　乾隆命令军机大臣传谕各省，将查出的禁书陆续解往京城，派大臣审阅，开单列出书目，呈交皇帝批准，然后，禁书集中销毁，再把所有的禁书书目统一下发各省，一并查办。
　　血淋淋的文字狱，就这样持续了好多年，多少文人墨客惨遭其害，从此，后人不敢再轻易思考写作，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了，整个国家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境地。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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