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死病溯源到新冠溯源，从记载到考古，给中国泼脏水不那么容易

　　最近，中美之间可能会因为洗衣粉而翻脸。我写的一些文章总有些人看不懂，但是敢于评论我的不是，我认为与头条没有智商准入制度有关。关于洗衣粉的梗，我提供几个关键词：伊拉克、鲍威尔、普京。
　　在世界性传染疾病的溯源问题上，西方一直有甩锅中国的习惯。现在的新冠是这样，十几年前的非典也是这样，甚至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的发源地也是甩锅给中国，这样好吗？
　　可笑的是，国内一些人跟着国外的宣传内容人云亦云，宣传黑死病起源于中国，随着蒙古西征传入欧洲，是这样吗？
　　蒙古西征
　　197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麦克尼尔出版了《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一书，在这本书里，麦克尼尔把造成中世纪死亡三分之一欧洲人的黑死病归源于中国。
　　麦克尼尔认为，蒙古人穿越原先隔离地区的举动，很可能破天荒第一次将鼠疫杆菌传给欧亚大草原上的啮齿动物。麦克尼尔认为造成黑死病的鼠疫杆菌可能发源于两个地方，其一很可能就位于中国、印度及缅甸交界处的喜马拉雅山麓，另一个则可能位在非洲中部的大湖地区。不过，那时介于中国东北和乌克兰间的欧亚大草原，几乎已可确定仍非鼠疫的天然焦点。不需要有惊人的想象力，我们就可以相信，在1252年蒙古人初次侵入云南、缅甸后的某个时候，他们不经意地把鼠疫杆菌传给了自家大草原上的啮齿类族群，并变成当地的地方性疾病。于是，接下来这种传染病便会沿着大草原往西散播，而且很可能偶然还会托人类行动之福，因为病鼠、病蚤及病人会不经意地把杆菌转移给新的啮齿动物社群。然后，在1346年前不久，地方性的啮齿动物感染库或许开始达到它的天然极限。
　　大量引用这厮的提法，是为了在后面啪啪（pipi）打他的脸。一、黑死病是不是鼠疫在科学界仍然存疑，并不是定论。
　　1894年香港瘟疫流行，瑞士细菌学家耶尔森与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几乎同时发现了鼠疫病原体，鼠疫杆菌在1944年被命名为耶尔森氏菌。腺鼠疫以患部淋巴结肿大为显著特征，这种肿大速度快，每日每时都有显著改变，症状与14世纪欧洲对大瘟疫的记载十分相似：肿瘤突现于鼠蹊间（下腹部与双侧下肢连接的部位，也就是腹股沟，是淋巴腺体集中的地方）或胳肢窝下经常是两处都有而这绝对是死亡的象征。因此，黑死病是腺鼠疫的说法流行起来。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颇多，形成老鼠派和跳蚤派。老鼠派以英国历史学家舍鲁斯伯里为首，认为除肺型鼠疫外，老鼠在瘟疫传播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瘟疫要保持其足够的传染力，就需要跳蚤在人与老鼠之间不停地来回跳动。
　　跳蚤派以法国学者比拉邦为代表，他认为在欧洲大陆历史上爆发的瘟疫中，靠老鼠发挥重要作用的次数实际上很少，跳蚤才是直接的传播者。如果跳蚤在人身上出没，瘟疫流行就不可避免，人群聚集的市镇中心、集市以及军队和游行队伍行进的地方都会成为有利跳蚤繁殖的温床。
　　有的学者则否定黑死病就是腺鼠疫的说法。英国动物学家格雷姆崔格指出，从中世纪英国的证据来看，腺鼠疫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发生于黑鼠中间的流行病。另外，鼠疫影响的强度会因气候的改变而改变，气温降低会减缓鼠疫的发作，因为跳蚤不宜在较冷的环境中生存。但至少在英国，这种变化并不明显，并且黑死病的潜伏期是34天，比腺鼠疫短。他指出黑死病甚至完全就是另一种瘟疫，即炭疽。他认为炭疽是在中世纪牛群中蔓延的一种传染病，其症状开始时与鼠疫相似，但传染速度更快。中世纪欧洲人嗜吃牛肉，人们在食用染病的牛肉后可染上此病。考古学家在有大量黑死病埋葬者的苏格兰小镇上也发现过炭疽孢子。
　　黑死病肆虐西欧
　　戴维赫里希指出，中世纪的人们医学知识不多，鉴别症状的能力低下，面对大死亡极为恐慌，因此他们的记载可能有失准确。以历史上对瘟疫症状的记载为基础，现代临床诊断得出的医学知识，对黑死病的病因进行推断，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只有在它所寄生的鼠死亡后才会转移到人身上，致使人间鼠疫的流行。因此，若黑死病确是腺鼠疫，那么在它爆发之前应以大量死鼠为征兆。但这种记载十分少见。并且腺鼠疫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它的流传速度较为缓慢，而黑死病的流传速度却快得惊人。
　　利物浦大学人口统计学家斯科特与动物学家达肯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流行病学新技术与分子生态学结合起来，结论是黑死病病毒是一种类似于埃博拉病毒的出血性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一些没有很多老鼠的地方，黑死病仍旧发作。在北欧极寒之地，黑死病也发作了。
　　这些医学考证很重要，因为医学结论是会影响人们对西方历史记载的准确性的判定的。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牛津大学古生物分子中心的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大型研究，从14世纪黑死病死者遗骨中寻找鼠疫杆菌存在的踪迹，但均以失败告终。
　　法国地中海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于2000年报告说，他们从法国蒙比利埃市附近取到的3具14世纪骨骼的牙齿中提取DNA残片，从中发现了鼠疫杆菌特有的DNA序列。但牛津大学科学家提出，这项研究可能存在缺陷。牛津的研究小组发掘了英国伦敦、丹麦哥本哈根、法国翁热和凡尔登等城市的5个万人冢，这些地方埋葬着1349年的黑死病死者。科学家从66具骨骼中取到121枚牙齿，在内部的附着物中寻找DNA碎片。研究结果是，没有一枚牙齿中含有可辨认的鼠疫杆菌DNA，但发现了多种其它细菌的DNA。研究显示，分析过程中样本很容易受到污染。因此牛津小组的科学家怀疑，法国小组当时发现的并不是古代鼠疫杆菌的DNA，他们使用的样本可能被现代鼠疫杆菌污染了。
　　黑死病的传染及死亡过程
　　康拉德布鲁克不支持鼠疫杆菌致病理论，认为霍乱、炭疽、天花都符合鼠疫病症的某些特点，疟疾、伤寒和腺热也能引起淋巴结肿大，临床症状并不能成为确诊某种疾病的唯一依据，由此主张黑死病是由多个传染病源合力造成的，与其他社会因素（如医疗水平低下、失去生活依靠、人情淡漠、无人护理等）一同导致了大面积的感染范围和惊人的死亡人数。生物学家苏珊斯科特和杜坎指出英格兰的黑死病不是鼠疫，而是由某种不知名病毒引发的出血热，主要通过人际接触和呼吸感染来传播。
　　凡此种种研究表明，黑死病的真实致病原因其实至今并不明确，各种学说并存，而且鼠疫说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黑死病现象。如果黑死病是由于鼠疫引起的这个假设基石不能稳固存在，那么由来自东方的老鼠或其他啮齿类动物向欧洲传播鼠疫的结论压根就经不起推敲。所以，我们今后再谈及黑死病起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没有科学界共识，万勿祸水东引，预设鼠疫来自中国。二、中世纪欧洲记载瘟疫来自中国或者印度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的记录者的臆测而已。
　　麦克尼尔认为黑死病发源于中国、印度及缅甸交界处的喜马拉雅山麓，是因为中国的纪录显示，1331年前并未出现任何异状，相反地，自1331年后，尤其，1335年后，中国进入了史上相当凄惨的时期，鼠疫和内战同时发生，使得中国人口由1200年（蒙古开始入侵前）的1亿2300万，减到1393年（也就是推翻蒙古后的1世代）的6500万。另外一条证据则是，一名名叫华迪的回教作家，在亲身熬过鼠疫初抵阿勒波城的大屠杀后，曾经写道，这种病源自‘黑暗之乡’，而且它在侵袭文明世界之前，曾传遍亚洲北部，最先是中国，接下来则是印度及伊斯兰世界。
　　由于西方历史没有连续性的记载，西方历史学家往往习惯于对待流传下来的所谓历史记录断章取义，缺失的部分喜欢猜测。首先，拿个别古人道听途说的记载当做信史引用，在逻辑上就是有问题的；其次，中国的人口数字记载就相当不确定，所谓的数字都是推测，依据不同数学模型得出的结论也会大不一样。
　　西方学者论述黑死病在欧亚大陆的传播时，引用最多的是加布里埃尔德米西的《疾病的历史》（又称《1348年的瘟疫及死亡》），其他记载大多语焉不详。德米西是意大利皮亚琴察的一个律师，死于1356年。其著作的早先研究者认为，是一艘船把瘟疫带到热那亚，德米西就是这艘船上的乘客之一。现代学者认为这种说法不真实，因为那几年他一直都在皮亚琴察，但他的记载却是研究瘟疫在欧亚大陆传播的主要史料。
　　克里米亚的卡法
　　据德米西描述，1346年的东方，无数的鞑靼人（欧洲人称蒙古人）和萨克逊人（欧洲人称阿拉伯人）都染上了一种神秘疾病，并且旋即死去；更可怕的是，这种病还迅速地向四处扩散，意大利人就是受害者之一。意大利商人经常出入于塔纳，一个鞑靼人控制的城市，位于君士坦丁堡以北。但后来，这些意大利商人们受到了鞑靼人的攻击，只得仓惶逃往卡法（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卡法是热那亚人建立了很久的据点，位于黑海北岸。鞑靼大军尾随而来，并围攻该城近3年之久（托诺尼认为不对，这是证明德米西当时不在卡法的依据之一）。最后，城中之人已几近绝境，但鞑靼军队却突然染上了一种怪病，每天都有大量将士丧命。元气大伤的鞑靼人，丧失了对攻城的兴趣，遂用投石器把死者的尸体抛进城内，打算用尸体的恶臭来熏死城内的每一个人。城内的尸体很快便堆积如山，尽管里面的人竭力将之拥入海中，却收效甚微。很快，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连水源也被污染了；更可怕的是，这些尸体还把怪病传给了意大利人。后者被迫乘船逃离，有的开往热那亚，有的开往威尼斯以及其他基督徒控制的地区，同时也把瘟疫传到了这些地方，并且进而笼罩了整个西方。
　　因逃避黑死病写出《十日谈》的薄伽丘
　　德米西并非黑死病传播目击者，他对传播路线的记载属于一种天谴说的描述，渲染色彩浓厚，他所说的瘟疫传播的具体细节不能盲从。只能说其叙述关于瘟疫自亚而欧的传播趋向，大体能反映事实。13451346年，在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首都萨赖及阿斯特拉罕等地都曾发生过瘟疫。瘟疫由此经克里米亚向西传播，同时也沿里海西岸向南传播至阿塞拜疆附近的大不里士一带。
　　俄罗斯考古学家奇沃尔松在伊塞克库湖附近古代聂斯托里亚公墓遗址的发掘，证明13381339年当地发生过瘟疫，死亡率特别高。发生在伊塞克库湖的瘟疫是否和黑死病有关，尚未得到确定答案，但其发生时间正好是黑死病在欧亚大陆大规模流行前不久。伊塞克库湖的位置正在当时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上，这样瘟疫的发源地很自然地指向了东方。
　　从瘟疫在西欧爆发到本世纪初，欧洲人大都认为黑死病发源于东方。有两个东方国家被人们一再提起。
　　首先是印度，英国编年史家亨利奈顿写道：在那一年和次年，世界各地发生了人口普遍大量死亡的情况。首先从印度开始，接着蔓延到了塔尔西斯，然后蔓延到了萨拉森人中，最后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传播开来。一个匿名的法兰西斯牧师在一封信中描述到：在东方，特别是大印度，在一些省份，恐慌和从未听说的大暴雨在三天之内席卷了整个地区。中世纪巴黎的医务人员同样认为黑死病起源于印度。
　　这种说法只是臆测而已，我国学者认为：在新航路开辟之前，印度与西方的交往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经波斯湾、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和叙利亚，然后经地中海抵达欧洲；二是经阿拉伯海进红海，然后经过陆路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由此经地中海到达欧洲。如果瘟疫先由印度发生，那么首先遭传染的应是西亚和北非广大地区，而不是南欧各国；实际上北非广大地区的瘟疫是由西西里经突尼斯传入的。
　　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瘟疫发源于中国，如德米西在叙述东方的怪病感染者时，首先提到的就是中国人。有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出现的原因大概是欧洲人把在中亚一带产生的瘟疫误认为来自遥远而神秘的中国。因为当时蒙古帝国对欧亚广大地区的统治和开明的商业贸易政策，为东西方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东方某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西方家喻户晓，因此把一种莫名其妙的疾病与一个遥远的颇具神秘色彩的国度附和在一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三、中国的历史记载不支持中国发生过黑死病的说法。
　　根据当时中国正史和地方志的记载。在1276、1277两年中国发生了两次较大的瘟疫，在1275年则发生了中等的瘟疫1次。在1308年到1368年间发生了较大的瘟疫7次，，中等的瘟疫7次。但是至今，没有席卷全国、死亡率极高的瘟疫记载。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瘟疫尽管使得人口大量损失，但它们往往和饥馑同时发生，《元史》所记载的多次政府救助基本上都是粮食救济。这样，有关的人口锐减事例中，饥馑造成的人口损失和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根本无从分别。有关中国流行的瘟疫是否就是黑死病也未可知，比起西欧黑死病高烈度的传播来，中国流行的瘟疫都是小儿科。
　　《元史》卷204
　　《元史》中记载的在21个年份当中传染病共流行31次，其中1358年的那次死于北京城的河南及山东的流民达到20多万人。但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人口损失的具体史实在《元史》的不同记载中都有出入。《元史》卷204《朴不花传》：至正十八年，京师大饥疫，时河南北、山东郡县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师，以故死者相枕藉。不花欲要誉一时，请于帝，市地收瘗之，择地自南北两城抵卢沟桥，掘深及泉，男女异圹，人以一尸至者，随给以钞，舁负相踵。至二十年四月，前后瘗者二十万，用钞二万七千九十余锭、米五百六十余石。而《元史》卷114《后妃一》则记：至正十八年，京城大饥，后命官为粥食之。又出金银粟帛命资正院使朴不花于京都十一门置冢，葬死者遗骼十余万，复命僧建水陆大会度之。可见引起人口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疫病，而是饥荒；而死者数量在同书的两处记载中就相差了十万之多。另外，所谓死者二十多万人是从1358延续到1360年间发生的，并非一次死亡的。
　　《元史》卷114
　　可见元代曾发生黑死病的说法疑点甚多。黑死病在欧洲流行前后，正是我国的元顺帝至正年间，我国并没有出现大的瘟疫。在与中国地理位置更接近的拜占庭帝国的有关史料中，也不见黑死病发源于中国的记载。拜占庭历史学家尼基福罗格里高拉和1355年退位后撰写史著的拜占庭皇帝约安尼斯康塔库尊都将黑死病的源头指向南俄罗斯。黑死病源于中国的谣传，实际上是瘟疫由金帐帝国传播到埃及的过程中形成的。可见，有关14世纪肆虐欧亚的黑死病起源于中国的判断，目前还未发现可信的直接证据支持。四、对黑死病起源的混乱笼统的描述，西方喜欢甩锅的表现。
　　假使黑死病就是指鼠疫，目前可以确信的黑死病传播过程基本位于里海以西地区。早在6世纪开始，腺鼠疫就曾肆虐这一地区达数百年。鉴于确定黑死病发源地困难，西方学者们越来越笼统地划定瘟疫发生区域，导致了黑死病发源、传播问题上的混乱论述。
　　卡斯蒂廖尼认为：这次鼠疫大约1333年最早发生于亚洲内陆，后由于通商而传布到印度及其他国家。麦克格鲁主编的《医学史百科全书》称，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把里海一带当作疾病最有可能爆发的地区。勒鲁瓦拉迪里认为，这次瘟疫不是起源于红海，而是起源于黑海，不是起源于经由克里米亚的加法到埃及的西奈半岛，而起源于热那亚的帐房、中亚腹地的鞑靼和聂斯托里亚居民区。《不列颠百科全书》笼统认为鼠疫起源于中国和亚洲内陆。卡特赖特和比迪斯认为，基本可以肯定黑死病起源于蒙古。一个被传染了的鞑靼人部落把病菌带到克里米亚地峡，这个部落四处星散，把瘟疫传到里海沿岸，再从那里向北传到俄罗斯，向东传到印度和中国。格特夫德认为，戈壁沙漠才是瘟疫的发源地，瘟疫从这里东至中国，南至印度，西经中亚而至中东和地中海盆地。诺里斯认为，南部俄罗斯才是瘟疫的发源地，从那里瘟疫可以同时向东西方传播。
　　黑死病传播路线
　　其实，根据比较客观的科学研究，如果把黑死病等同于鼠疫，它的起源地大概率与中亚有关。
　　狭义的中亚是以阿姆河及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主要为当代的中亚不包括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五个斯坦共和国。广义的中亚包括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青海，新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哈萨克草原南部，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北部，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在当时这些地区属于察合台国的全部，金帐汗国的东南部、伊尔汗国的东北部和蒙古大汗国（元朝）的北部，与1227年的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大致相合。
　　中亚大部分地区都远离海洋，适合鼠疫病菌存在。而钙和铁是鼠疫菌的毒力决定因子，所以鼠疫自然疫源地明显分布在富钙和富铁地区，荒漠草原恰恰是富钙地区。在中亚，大致有两大片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别是占地156。4万平方公里的中亚平原自然疫源地和占地2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亚山地鼠疫自然疫源地，此外还包括分布密集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蒙古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以及我国西部地区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这些疫源地连接在一起，从亚洲内陆一直延伸到欧洲边境。
　　全球气候在到12世纪末逐渐变冷，最寒冷的时期随着小冰川期的来临在十三世纪开始。小冰川期是一个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的寒冷期。导致小冰川期的主要原因是太阳活动的减弱和火山活动的加强，这很可能使得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稳定性遭到破坏。
　　麦克尼尔认为，蒙古铁骑在13、14世纪驰骋于亚欧大陆，当到达一处陌生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时，他们可能不尊重当地的习俗，而这些习俗原本是为了防止人类族群染上鼠疫而设的，因此他们很可能因此而感染上鼠疫，并且疏忽地让传染病闯出先前的地理界限。蒙古军队那种迅捷的行军速度则意味着，原本会减缓该传染病扩散的河川及类似的天然屏障，如今都可以被轻易地穿越，就像后来的海洋障碍般。
　　因为鼠疫自然疫源地在中亚地区自东而西连绵不绝的分布，目前很难断定到底哪一处是瘟疫的发源地，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亚都是发源地。
　　行文至此，我们根据科学研究、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总结如下：麦克尼尔等西方学者认为黑死病就是鼠疫，来源于中国，由蒙古军队带入欧洲。支持这一观点比较有利的科学论调是中亚存在连片的鼠疫疫源地，14世纪的气候变冷和蒙古的扩张适逢其时。
　　但是，对麦克尼尔观点最大的不利之处是科学上并不认为黑死病一定就是鼠疫，甚至有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病毒造成的。这样，黑死病本身的致病源就是含糊的，它的起源仍然成谜。五、从黑死病溯源看新冠溯源，以及人类战胜瘟疫的历史经验。
　　首先，我们要知道，虽然黑死病出现于古代，但是当时大量死者被埋于地下，仍然可以提取生物证据，例如牙齿中的DNA片段。通过越来越精准的科学研究，很多科学家质疑黑死病就是鼠疫的说法。
　　其次，如果黑死病的病原体不是鼠疫病菌，而是一种病毒，那么黑死病就与后来的非典、新冠发作一样具备了病毒传染的特征。回过头来，也可以说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非典和新冠的传播必然也和黑死病一样迅速和致死率极高。
　　一座装满骷髅的房子
　　第三，战胜黑死病的关键并不是人群放开后的群体免疫，而是隔离制度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事实证明，黑死病前后发作了300多年，夺走了大约7500万人的生命。凡是隔离较好的地区，比如波兰，就没有受太大影响，凡是隔离比较差的地区，如意大利、英国、法国等死去的人就很多。当黑死病杀死所有能杀死的人以后，随着宿主的死亡而自然消亡了，剩余的人因隔离而较少接触黑死病病原活下来了。
　　第四，在黑死病传播过程中群体免疫产生作用了吗？很遗憾，没有证据表明剩余的人群产生了多少抗体，很多人是因为自身具有某种基因与众不同（或者说变异）而存活下来。也许黑死病是把不具备某种基因的人类基本上杀光了，也就跟着消亡了。一个类似的证据是高加索人种中有些人拥有特殊的基因，从来不会感染上艾滋病毒。
　　第五，现在侈谈与新冠病毒共存，走一条群体免疫的路子行得通行不通？从黑死病的溯源来看，是行不通的。如果都放开了，我们比照黑死病的历史经验就可以看到，病毒会杀掉所有可能的宿主，直到自己与宿主同归于尽才有可能大规模中止瘟疫。指望病毒自己变异到毒性减弱的亚种，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甚至是几个世纪。与其把主要精力放在新冠溯源上，这项工作要走的路还很漫长，不如积极利用科学手段与瘟疫打硬仗，不惜一切代价直到打垮它！
　　黑死病肆虐期间人们发明的防护设备
　　第六，要认识到世界格局会因瘟疫传播而发生质的变化。黑死病曾经打破了欧洲宗教在人们思想上的禁锢，使人们开始崇尚科学，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兴起，解放了人的天性。同时，黑死病收割了大量人的生命，使不少人的财富集中到他们幸存的子侄辈手中，造就了一批拥有巨额财富的家族，这些家族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今天，新冠疫情造就了新的贫富分化，把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分配中的种种不合理与不平等的矛盾又激化起来，未来的人类社会格局必然于今不同。我不是预言家，我只能说让我们拭目以待、有所准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