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到底有多富？乾隆和珅，谁是首富？

　　说一说皇帝的内库。《庆余年》中把内库说到了笑。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内库指的是皇帝贮存私财的仓库，它的全称很多，有大盈内库、内藏库、内承运库等名目，内库是一种统称。与内库对应的概念是国库，也就是贮存国家财富的地方。有人如此称赞这种制度设计：
　　（宫廷必须）量入而出，不能去抢朝廷的钱，朝廷的钱是统治国家、管理国家用的，分得非常清楚。当宫里没钱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可以去找朝廷借点
　　但真实情况绝非如此理想。一是，历朝历代皇帝的私房钱，都是来源众多且数额巨大；朝廷与宫廷的账目也很难分得非常清楚。皇帝花户部的钱办自己的事，比如盖个房子，这如何算？比如嘉靖皇帝。
　　二是，皇帝花钱缺乏制约，经常入不敷出，需要由国库补足差额；在有些朝代，皇帝往内库捞取私房钱的力度极大，又导致国库枯竭时必须求助于内库。有些皇帝全天下是自己的还不满足，还卖官再敛财。比如汉灵帝。
　　一、皇帝的生财之道
　　早在先秦时期，周王便已掌握有专供享乐的私财；到了汉代，又有少府专门主管皇室的私产。从唐宋到明清，内库的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
　　内库财物的由来历代不同。其中最直接也最常见的，是地方官员的进贡。比如，汉灵帝即位后：
　　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府。
　　所谓中府，就是内库之一。汉灵帝让地方官员直接向自己进贡的奥妙在于，官员们置办贡品耗费的是地方财政，贡品到了汉灵帝手里，却变成了皇帝的私产。这一手转化，实可谓敛财有道。
　　唐代也是如此，税赋纳入国库，而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节度使、刺史等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归皇帝私人支配。到了唐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又发明了日进、月进等名目他们在国家正税外，开征各种杂税，然后将所得的十分之二、三进贡给皇帝，剩余部分全部收入私囊。唐宪宗后来发动削藩战争，依仗的便是各地进贡到内库的财物。
　　宋代将上供绢帛定额化，要求各地每年均须按规定额度向内库上交财物。地方官员为按时上供，常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以至朱熹感叹说，此民力之所以大穷也。也可能是潜规则的宋代时的表现，并不只是吴思所说明清时才有。
　　朱熹对州县岁入多作上供的批评
　　皇帝内库的第二项收入与土地有关，主要手段是通过侵占土地设立皇庄，来收取地租。
　　汉代皇帝的名下，有大片的园林与沼泽。百姓在其中耕田、打猎、打渔、砍柴等，均需缴纳假税，意即租借土地的税。这些假税收入全归内库，由少府管理。
　　皇庄这个名称出现于明代，意思是皇帝私有的土地。明孝宗时期，皇庄面积有120万多亩，按照亩征三分银输内库计，内库一年至少可从皇庄获利二三十万两白银。清代的皇庄，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地区，乾隆年间皇庄总面积达185。9万亩，年收入在白银15万两左右。到了宣统年间，内务府每年仍能从皇庄获利约10万两。
　　清代内务府广储司铜印，引自《文献丛编》1934年第21期
　　内库的第三项大宗收入，是国家正税以外的税费。具体包括工商税、新铸钱币、卖官鬻爵、签发度牒、金花银等名目。
　　工商税的情况历代不同，以明代矿监税使的盘剥力度为最大，实际上相当于在正规赋税征收系统之外，又另造了一套征税系统。其中矿税一项，仅自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征入内库就有约白银300万两。矿监税使是晚明一大弊政，无数家庭因之破产。有考证说，明朝税率低，皇帝只好额外征税。
　　金花银是明代内库的一项特别收入。它的本意，是将那些不通舟楫省份的田赋折算成银两征收，金花银便指足色有金花的上好银两。这笔钱名义上看着属于国家正规税赋，其实绝大部分入了内库。明英宗时代，金花银一年可收白银100万两，其中约90万两成了内库存银；明神宗时，金花银每年的定额增加至120万两，也是几乎全部进入了内库。
　　明代金花银银锭，引自上海博物馆官网
　　清代皇帝的内库中，还包括了数额巨大的盐课收入。两淮盐政在乾隆三十五年，向内务府纳银50万两。张家口、山海关等地关税盈余直接上交内务府，其中崇文门一地，在嘉庆五年便向内务府造办处上交了税银3万余两。清代内务府还有一项独特收入，叫做人参变价。即将宫中多余的人参（当时东北人参采挖由皇室垄断，所得人参全部送入宫中）拿到市场上出售。鼎盛时期，内务府每年可从人参获利数十万两。
　　此外，官员缴纳的罚金、官员被查抄的家产等，许多时候也是直接进入内库。严嵩被抄家时，查出黄金3万余两、白银300余万两，便是半数充作军饷，半数归入内库。
　　严嵩像，引自《梅成栋题历代功臣像册》
　　二、皇帝们究竟有多少钱？
　　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产，皇帝们制定了许多政策。
　　北宋由三司使主管全国财政，但三司使不能干涉内库。宋真宗还规定：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违者处斩。意思是，内库官员若泄露库中财物数额，将被处死刑。有了这样严酷的保密制度，内库储积盈缩，则有司莫得详也，外界谁也不知道皇帝究竟有多少私产。
　　宋室南渡后，为优先确保内库收入，宋孝宗（宋高宗之后的皇帝）还曾下令：诸路转运司行下诸州军，自今起发纲运如未敷内库正额，不许先纳宽剩。意思是，地方政府必须先交足上供，然后才能去缴纳国家正税中的免役宽剩钱。
　　明清两代的户部，同样无法干涉内库。但明代皇帝觉得财用不足时，却常常自国库中搬取银两。以明神宗为例，万历八年为皇太后祝寿，从国库支银15万两；万历九年，为赏赐宫人，再从国库拿走20万两；万历十年，又要求国库拨出30万两。此类记录在《明神宗实录》中非常之多。其直接后果，便是国库日趋枯竭，军费无以为继。
　　明代国库太仓库亏空情况（见刘颖《明代内承运库试探》）
　　清代前期，内务府常向户部申请拨款。到了雍正及乾隆早期，户部每年仍要给内务府拨白银20100万两，称为库储内府备用银两。晚清的情况也是如此，内务府的盐课、关税等收入，因受战乱影响而锐减，但宫廷已经扩张的开支又很难收缩，于是便常常不得不找户部借拨款项。户部当时财力也很匮乏，无奈皇帝与太后总是站在内务府一边，户部无法违抗旨意，只好一再向内务府拨款。自咸丰七年至同治十一年，户部拨给内务府的白银，高达1150余万两。到了同治末期，户部的存银一度仅剩2万余两。
　　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天然有着扩张内库的本能。与内库规模急剧扩张相伴而来的，则是国库的萎缩与空虚。一旦遇上大的变故，便需要皇帝自内库中拿出钱来。如汉灵帝虽然贪财，打黄巾军，也拿出了私房钱。唐宪宗要发动削藩战争，国库无力支持，也只能大量使用内库中聚敛的财物。宋代也是一样，自宋真宗时起，内库每年要拨60万缗给三司，作为日常经费；三司每年还要向内库借出约300万缗。内库对三司的援助，名义上是借，实际大都不必也无力偿还。
　　宋神宗时，内库向各政府机构借款情况（董春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整理）
　　大多数皇帝内库财富的数据已不可考。好在，台湾历史学者赖惠敏的《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以翔实的史料，还原了一位皇帝苦心经营数十年后，他的私人财富可以达到怎样的规模。该书的结论是：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银库：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获得四十余万两黄金；八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数百万斤的铜、铁、锡、铅，以及无数的绸缎、珊瑚、珠宝等。八千万两白银大约是乾隆时期国家两年的赋税收入，皇帝个人的收入即占全国税收的3，是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皇室难以匹敌的。
　　换句话说，乾隆皇帝大概是他所处时代的世界首富。显然和珅不是首富，即使是，也只是保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