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葬礼叙利亚总统印度总理都有参加，邓小平是派谁？

　　1982年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六十五周年的活动中，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登上莫斯科红场列宁墓检阅台，检阅了气势威武的苏联武装部队。
　　彼时的苏联军队还在入侵着阿富汗，向这个多山为主的国家倾泻着红色帝国的雷霆之怒。对外武德充沛，麾下小弟无数；对内经济改善，民生发展。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治下，苏联国力达到了巅峰，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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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志得意满的勃列日涅夫还参加了庆祝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说。然而，没人能够料想到，仅仅三天后，勃列日涅夫就突然逝世。
　　就像没人会意识到，这个在当时依然如日中天的庞大帝国在十年后会突然灭亡一样，勃列日涅夫去世打乱了历史进程，使得苏联经历三年死三名最高领导人，国运不昌的境遇，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那么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逝世，我方是何态度？邓小平又是如何处理这一国际大事的？一、中苏关系演变
　　苏联曾是中国的老大哥，也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说，建国之初的人民政权对于苏联是充满感激与信任。
　　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苏两国之间出现了裂痕。勃列日涅夫逝世时，中苏之间虽然已经恢复了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但两国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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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苏联方面以及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中国对勃列日涅夫逝世的反应，想看看已经改革开放，并与美国改善关系，进入短暂蜜月期的中国会如何处理此事。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的演变几乎经历了四个重大阶段：过热反常极端反常正常。
　　用外交部前外长钱其琛的话来说，中苏42年零86天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四个十年：十年友好、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对话。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是中苏关系最友好的十年，用亲热两字来形容两国的关系一点也不夸张。
　　前面提到，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坚定支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制。
　　1956年，波匈事件爆发，毛主席积极为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出谋划策，后者也虚心接受来自中国的建议。
　　第二年夏天，毛主席明确支持赫鲁晓夫打掉莫洛托夫反党集团，而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在给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包括核研究等方面都花了不少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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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甚至还向中国提出，国际共运应该由苏共和中共两家共同管理，苏联管西边，中国则管东面。但是毛主席却坚持说社会主义就应该以苏联为首，还举了蛇无头不行的例子。
　　在这段时期，中苏两国称得上是兄弟般的友谊，苏联在各个方面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援助，这些帮助为新中国恢复与发展自己的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是有互相需求的。一方面，美苏争霸，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其与美国打交道时手中一张重要的牌；另一方面，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急需要经费和技术的外援，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快速恢复国力，获得各项援助。
　　但是，国与国之间从来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到了五十年代后期，苏联的一系列做法突破了中国的底线和原则，恶化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1958年，赫鲁晓夫对中国提出了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计划，这实际上是为了在军事上影响中国，也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完整。
　　毛主席对此是极不赞同的，中国人闹了数十年的革命，就是为了独立自主，如今若真答应苏联搞这个所谓的联合舰队，就是让中国领土内出现了由外国控制的军舰。因此双方的会谈不欢而散，裂痕也开始出现。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于两年前签订的军事技术协定。9月，苏联塔斯社公开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这样赤裸裸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声明等于是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公之于众，两国关系彻底恶化，再也难回从前。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这段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是中苏两国从破裂走向恶化，直至全面对抗的时期。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中苏两国不仅有冷战，也有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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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内，苏联动作不断，不仅布重兵在中苏边界，派军队进驻蒙古，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反华行为，而且还悍然出兵阿富汗，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之势。双方剑拔弩张，还于1969年春夏，在东段珍宝岛和西段铁列克提打了三场大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从1965年到1982年，在长达十六七年时间里，中苏双方的人员往来几乎是全部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丁点儿贸易和每周各自开一班的飞机和一趟列车。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中苏的关系：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也看不到尽头。
　　对于中苏这种互相对立的状态，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双方的利益，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使中苏两国关系重新回到睦邻友好、合作的轨道上来，这既是中苏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伟大邻国关系发展的必然。
　　因此随着时间形势的不断变化，中苏双方都有了缓和的意思。
　　图片来源网络二、缓和的前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对外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被纳入对外决策中。而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试图想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同样也准备调整外部环境。
　　1979年是对中苏两国都非常重要的一年，当年秋冬之时，两国举行了一场谈判，虽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这也在打破已经延续了十多年的中苏两国对立局面。
　　当时中国提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还建议双方就改善两国关系举行副外长级的谈判。而对于中国的提议，苏联也积极回应。
　　1979年9月25日到12月3日，双方在莫斯科进行了长达七十天的谈判，中方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但苏联方面选择避重就轻，只泛泛谈论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
　　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就必须消除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苏联从三个方向动作不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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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前，中苏两国关系仍然面临严峻考验。但是两国能够在1979年坐下来进行谈判，本身还是表明双方都期待把绷得过紧的中苏关系引领到缓和的轨道。
　　要知道，双方上一次的高级接触还是在1969年，那一次是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中苏两国关系降至冰点后，趁着出席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葬礼时，在回国时专门飞往北京的。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分发表了公开讲话，向中国传递了改善关系的重大信号，其中明确表示：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以及希望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意愿。
　　自从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以后，中苏两国又断绝了来往，勃列日涅夫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感受到了压力与威胁，而这全都是由于美国的压力。
　　国际关系从来都不是孤立的，1981年打败卡特，入主白宫的里根一上台就采取了强硬的对苏政策，甚至称苏联为邪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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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根的主导下，美国政府推迟了卡特政府与苏联的核谈判，开始执行新遏制战略，强力扩充核军备，与勃列日涅夫开展军备竞赛。
　　里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对苏联寸步不让，公然宣称：苏联在哪里干涉，美国就在哪里同其对抗，我们不在乎苏联是否喜欢我们，我们必须得到尊重。
　　而他确实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苏联刚刚在东欧部署SS20导弹，美国就立即实行北约计划，在西欧部署潘兴II导弹和巡航导弹，针锋相对。后来，里根更是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目标直指苏联。
　　与此同时，里根还不断加大军费预算，1981年美国将军费预算增加了68亿美元，到了1982年，直接又增加了258亿美元，给苏联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
　　总之，里根的一系列组合拳，将垂垂老矣的勃列日涅夫打得力不从心，再加上苏军深陷阿富汗泥潭，让勃列日涅夫常常感到十分无奈。为了扭转颓势，他将目光转向了与美国建交不久的中国，希望缓和同中国的关系，以应对美国的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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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中国虽然与美国建交，双方关系改善不少，但里根也着实有些令人头疼。
　　因为里根上台后，坚持发展与台关系，还根据所谓的《与台湾法》，继续向台出售武器，包括将当时性能非常先进的战斗机卖给台方，这公然违背了《上海公报》与《中美建交公报》中的条例。因此在美苏政策的影响下，中国也迈出了与苏联恢复关系的重要一步。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这番讲话230天后就去世，这篇讲话也因此被人称为勃氏绝唱。而对于3月24日勃列日涅夫的讲话，邓小平敏锐抓住了其传递的重要信息，要求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
　　3月26日上午，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召开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新闻发布会，在一百多名中外记者的重重包围下，钱其琛表情严肃，说了短短三句话，总共77个字，对勃氏进行了回应。
　　整个发言只有四十秒左右，话刚一讲完，钱司长就结束了发布会，当时几乎每个外国记者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不仅仅是因为内容重磅，也因为外交部发言人直接面向如此多中外记者发布新闻，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然，除了表态之外，对于勃氏的讲话，邓小平还采取了一连串的动作来回应。
　　1982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信，让苏方先做一两件事看看。
　　其次，在8月10日后，还派外交部于洪亮秘密前往莫斯科进行联络。于洪亮在莫斯科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举行了会谈，钱其琛以副外长身份同苏方进行的多轮谈判也开始启动。
　　不过，世事无常，就在中苏双方互相释放信号的关键时候，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中国如何应对他的去世？中方是否派人出席其葬礼？这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中国派特使出席葬礼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当时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都有参加，但我国对于是否派人参加葬礼，国内有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趁机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搞一次葬礼外交，来扩大邓小平勃列日涅夫间接对话的成果；但也有观点认为，在中苏关系仍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要迈出这样的一大步还是比较艰难的。
　　但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对此事做出了决定，首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向苏方发唁电，然后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进行吊唁。
　　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巧妙地用了一招，即：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方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对于中国做出的善举，苏联方面回应说：没有想到，但并非不可预料。
　　对于中苏来说，中国的举动是有历史意义的，这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就一件非庆典事给苏方发来电文，也是领导人十多年来第一次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
　　14日凌晨四时，黄华外长一行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这一趟注定是不平凡之旅。临行前，黄华在13日晚间打电话向邓小平报告行程安排和工作情况，请其作出指示。
　　邓小平表示要进一步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并向苏联人民说话。可以明确地说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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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邓小平还提到，为了及时让苏联领导和其人民了解中方的主张，可考虑用外长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直接广播出去，只不过由于行程匆忙，黄华来不及发表谈话，最终是改为了书面谈话。
　　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黄华外长一行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前来机场迎接。
　　一见面，他就说道：那份文件（指黄华特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声明，你在谈话中说勃列日涅夫生前多次表示将致力于改善苏中关系，反映了苏联人民要求改善苏中关系的迫切愿望，这句话说得很对。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定于11月15日9时在红场举行，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团参加葬礼作了非常妥善的安排，让代表团得到了该有的照顾和礼遇。不难看出，这也是苏方对中国释放出的友好信号。
　　而在黄华大使一行人离开机场时，苏联还安排了摩托车开道，苏联媒体也格外关注中国代表团的活动，并在最显眼的位置进行刊登。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十分隆重，安放着遗体的棺椁，由十二名士兵分成两列从圆柱大厅抬出，然后置放在正门边的炮车上，之后再慢慢驶向两公里外的红场。道路两旁是一个一个严肃战立的士兵，他们身后是无数苏联百姓。
　　黄华大使以及四名陪同人员被安排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的水泥台阶第一级上，这也是自周总理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后，中国领导人第二次参加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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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场的追悼大会上，所有其他国家代表团都只让一位成员上观礼台，但苏方却让中国大使及四名陪同成员都上观礼台；不仅如此，各国代表团仅由苏方一名翻译陪同，但中国方面则是由苏联伊利切夫副外长全程陪同。
　　除此之外，在葬礼结束后，安德罗波夫接见了各国代表团团长，以示答谢。只不过由于前来参加葬礼的代表团数量太多，时间又有限，所以安德罗波夫接见各代表团团长的时间很短，但唯独接见黄华特使的时间较长。
　　而这些举动，都体现出苏联对中国的重视。反映了苏方对中国和对中苏关系的格外重视以及希望尽力改善两国关系的态度。
　　对于苏联的示好，我国也看在眼里。当时黄华大使刚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就兴奋地对众人说道：我们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们交谈了三四分钟。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葬礼外交，对于改善中苏关系起到了助推作用。
　　当时就连苏联国人都对中国此次出席葬礼的反应很好，许多民众甚至打电话给我国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记者，赞赏黄华外长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其到莫斯科出席葬礼一事，并表示由衷地希望中苏关系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