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何从提携之恩发展到反目成仇

　　晚清有所谓四大中兴名臣的说法。所谓晚清四大中兴名臣存在两个版本的说法：一是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二是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无论在哪种说法中曾国藩、左宗棠两人均榜上有名，而且这两人还是湖南长沙府老乡，所以这两个人常被后人用来对比。如今大多数人普遍认为左宗棠的历史贡献要大于曾国藩，然而在当年曾国藩却名列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
　　其实曾国藩能名列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倒并不是说他一生的功业比其他几个人要突出多少，更多在于他在晚清中兴名臣里是年龄最大的、出道最早的事实上后面几个人的出道或多或少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过曾国藩的提携。左宗棠其实比曾国藩只小一岁，而且左宗棠早年的人生际遇上比曾国藩似乎更顺利：曾国藩考了6次才考上秀才，而左宗棠在15岁时就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举人。
　　谁也没想到考中举人的左宗棠却在之后的连续三次会试中屡屡落第，反而是秀才曾国藩的官运像开外挂了一样一路步步高升：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受命到长沙组织民兵。当时左宗棠作为湖南省巡抚张亮基的幕僚与曾国藩见过一面。在这次会面中左宗棠的才智给曾国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与此同时左宗棠对曾国藩也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
　　当时左宗棠曾说过：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由此可见当时左宗棠是把曾国藩引为知己的，而且还曾感叹过自己为什么没早些遇到这样志同道合之士。从咸丰四年四月起继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左宗棠这个幕僚依然颇为倚重，然而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却因恃才傲物险些惹来一场杀身之祸。
　　这时的左宗棠并不是朝廷正式编制的官员，而是巡抚骆秉章的私人幕僚。作为幕僚的左宗棠主要的职责就是辅佐巡抚骆秉章处理一些文案工作。才华横溢的左宗棠处理事务井井有条，所以骆秉章对这位幕僚很是信任。到后来骆秉章甚至直接把衙门的很多公文直接交给左宗棠处理。左宗棠实际上是以幕僚身份参与了很多军政事务的决策。恰逢当时湖南永州的总兵樊燮被人举报。
　　骆秉章就把樊燮传唤到巡抚衙门问讯。这天樊燮来面见巡抚骆秉章，骆秉章却让他直接去左宗棠的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见了左宗棠作揖行礼，谁知左宗棠竟要他下跪请安。樊燮好歹是个三品武官，所以觉得自己怎么也不能跪一个幕僚师爷吧？樊燮的想法如果从朝廷体制来看也没错，然而当时长沙官府的大小官员见了左宗棠确实是要请安的。这一是看在巡抚大人的面子上，二是大家对左宗棠的才能也是由衷佩服的。
　　在永州为官的樊燮不知道长沙官场还有这样的惯例，所以他当然不肯向左宗棠这个幕僚师爷下跪请安。正当两人争执不下时左宗棠骂了一句滚出去，然后直接把樊燮给轰出去了。对此怀恨在心的樊燮直接向咸丰皇帝写信指控左宗棠把持政务、欺凌官员。可想而知一个幕僚师爷居然能架空衙门政务、公然凌驾于朝廷命官之上这种事传到咸丰皇帝耳朵中时还是何等反应。
　　接到指控的咸丰皇帝立即下旨要求湖广总督官文彻查此事。咸丰皇帝表示：如果一旦查明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以立即就地正法。身为湖广总督的官文当时正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政见不和，所以左宗棠此时的处境可谓是危险万分。事发后骆秉章以及左宗棠的好友郭嵩焘、潘祖荫等人立即设法展开了营救左宗棠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也四处请人找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左宗棠解困。
　　左宗棠脱困后曾国藩又保举左宗棠给自己当助手，后来又让左宗棠独立师门创建楚军。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已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为浙江省巡抚。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确实有提拔知遇之恩。按说当年左宗棠就视曾国藩为相见恨晚的知己，如今又蒙曾国藩提拔知遇之恩，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应当很好才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当时的官府惯例是被人推荐为官者往往会自称是推荐人的门生弟子。曾国藩素来以有识人用人之明而著称：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沈葆桢、刘铭传、容闳等晚清时期名噪一时的人物都或多或少曾受过曾国藩的推荐提拔。这些人在大多在年龄上确实和曾国藩相差一辈人，然而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而且自视才能不亚于曾国藩，所以要他屈居曾国藩之下不大可能。
　　左宗棠无论在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人书信中从不会称曾国藩为恩师，也从不会以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自居，由始至终他从来都是和曾国藩以兄弟相称。左宗棠这么做其实和他的脾气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左宗棠这个人天生傲骨，从不甘屈居人下。这从他当初得罪樊燮而险些找来杀身之祸的经历中可以一窥端倪。左宗棠这样的性格在做事方面其实还是不错的。
　　七十高龄之际的左宗棠尚能抬棺出征就是因为他那种眼里不揉沙子的强硬性格使然。左宗棠正是靠着这样的性格领导了收复新疆的战争，从而得以成功捍卫祖国山河的统一。这是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相比之下曾国藩这个人就要圆滑得多：早在当初平定太平天国之时左宗棠和曾国藩在性格上就呈现为两个极端。左宗棠这个人好奇计、求速度，所以力主以进攻取胜；曾国藩则主张以防守立足实现稳中求胜。
　　当初左宗棠自立门户建立楚军就与他和曾国藩的分歧有很大原因。一个急性子暴脾气的人和一个慢悠悠的老好人自然合不来。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俩攻克南京时洪秀全的儿子逃走了。当时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俩认为一个小孩在乱军中存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就向朝廷报告说洪秀全的儿子已经自尽了。然而实际上这个孩子在太平天国残部的保护下逃出了湘军的包围。
　　当这伙太平天国残部路过浙江时被当地的官兵发现了。左宗棠就把此事上报给了朝廷。这件事同样也表现出左宗棠那种认死理、眼里不揉沙的强硬性格。这件事以后坊间就开始流传曾左不和的小道消息。那么曾国藩和左宗棠当真不和吗？事实上他们两人的分歧更多是性格使然，而且近限于工作领域，彼此之间并无私人恩怨。左宗棠建立楚军时就曾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时也曾得到曾国藩的帮助。
　　曾国藩曾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曾国藩死后左宗棠特意送来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岩石，相欺无负平生。左宗棠在吊唁曾国藩时对曾家的后人说过：我与令尊所争者乃国事也，今日吊唁乃尽朋友私交也。由此可见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分歧更多是在对国家事务的一些看法上，两人之间的私交由始至终从未破裂过。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也是照顾有加。所谓的曾左不和其实更多是因为彼此不同性格造成的一些分歧。《论语子路》有言：君子和而不同用这句话形容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其实最为贴切：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是存在分歧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维护大清朝的统一。曾国藩与左宗棠都是光明磊落、德行高厚的人：两人之间只有公事上的意见分歧，从来也不曾有过私人之间的仇恨。
　　所谓的曾左不和其实主要就是两人的不同性格使然，除此之外两人也在有意识向外界塑造一种不和的形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纷纷崛起成为一方实力派，而清政府的八旗军和绿营军都在与太平军的交锋中被彻底消耗了最后一点战斗力。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督抚们大多都是汉人，所以清政府对他们抱有天然的戒备心理。
　　然而由于清政府自己的嫡系势力已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消耗殆尽，所以清政府又必须利用这些地方督抚的力量来维护统治。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对汉族督抚的态度必然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清政府必须倚重这些人，另一方面又需要防备这些人。清政府最乐意看到的结果就是这些封疆大吏们彼此之间明争暗斗。这样一来清政府就可以利用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相互制衡。
　　反之如果汉族督抚们都走得很近，那么朝廷决策者恐怕就睡不安稳了。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曾国藩和左宗棠有意识保持一定距离也可以打消朝廷对自己的猜疑。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用表面上的不和实现自我保护的策略。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又和李鸿章成为了对手：左李之间的博弈和当初曾左之间的博弈一样有故意做戏的成分。这些封疆大吏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和宫里的老佛爷达成了政治上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