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为什么挨打？原因在这里。

　　研究背景：
　　近代科技转型如何发生？怎样发生？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当今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路径与维度，比如有学者注意到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的转化，乃至长达100年的中国现当代科技转型过程中，许多中间人在连接中国和世界以及科技与各个领域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作为最初来华教士的助手角色的徐光启，他们作为联结各个文化与领域的枢纽和核心通过我们对这些人员作用的以及角色的特性的观察，我们可以更深一步的去探寻中国的科技与世界联结的细节与特征，西学东渐不仅仅是回顾历史，而是要为中国的未来科技发展指出发展可能的方向，去规避掉现有固有的偏见。
　　另外以社会变革去观察科技的发展和解释科技转型过程的历史，也是当今的另外一种进度，当西方在1718世纪迅速的走上科技增长的革命道路之时，中国还处在蒙昧的前现代社会的历史周期变化模式这整个四百年西学东渐的过程并不是一把直尺，而是一幕幕相似的历史事件，不断重复的上演与曲折的发展。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变革重叠与交织中起到的作用。科学技术本身是需要发展的土壤，需要自身创新的制度，以此透视中国现代科技转型更深层次的思想和制度思考解决现代科技科学技术所需的制度牢笼和传统封建思想。
　　再次是以中国人的科学观念变迁映射近现代科技转型中的科学分析，第一就是从科学是服务于信仰的传教士人的科学，第二是作为洋务科学与工程技术实用工具，纯技术化的科学，第三是在变法时期，作为整个民族和国家上层意识形态的科学至上主义，第四是作为整个民族解放反殖民运动的救亡科学这里已经把科学作为文化和技术的两重交织物，到最后是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不仅仅是技术型的，现代科学还存在精神性和非功利性，在整个转型时期不同历史时期先后聚合和离散的在观念中出现，但是并没有出现过纯粹的科学观念。
　　最后，在西学东渐时期就可以看出科技发展是面向整个全球的各个方面应对自身的观点，进行历史性的审视，比如今天仍然存在一些历史现象的重复，学术研究中还会体现出来一些西学东缘的现象。现代化尤其是西式的现代化是一股潮流，他逐渐的成为文化杂糅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中国人已经无法否认这一挑战，也不可能真正的置身事外，从这一角度面对转型问题是另一进路。
　　研究主题：
　　在师夷长技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也是科学传播的层面，还有另一个是关于文化的碰撞。可以看到在17世纪的明末清初时期，中西方科技交集后，两者的交流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康熙乾隆年间，不仅因为文化差异祭祖问题排斥西方的天主教，而且在科学本身上也贬低和排斥西方学术思想，在溯源的过程中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也就使得中国在第一波西学东渐中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机会，两种文化碰撞第一次和第二次差别如此之大引人深思。将师夷长技词意思本身追溯到魏源的使用，在科学观念层面进行分析，以中华为天下的中心，其余四海皆夷人的传统观念与开眼看世界此二者思想在魏源身上的杂糅。从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加上其现实意义，得出历史演变的主旨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起点为技不如人，师夷长技。第二，过程是曲折坎坷，锲而不舍的。第三，百年践行科技转型。
　　另外，刘大椿老师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若干问题》这一文章中叙述了在这100年间思想的起伏变化但是中国在这种思辨之中追求进步的主线始终没有变，无论遭受思想，器物制度各方面的打击和退步总是锲而不舍，追求进步越挫越勇。这一思想的态势被认为是最终促进中国近现代科技和教育转型的第一因和最后因。
　　1583年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进入明王朝为其服务传教为本质，科技传播为辅，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方的科技都是在各自的轨道上平行的发展，二者并没有一个比较的公认的标准。正是这一批传教士，开启了东西方科技交集的大门，明末初期时期的西学东渐整体来看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的阶级结构中，不论是士大夫阶级还是君主向西方奇迹淫巧的科学技术展现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到了17、18世纪的时候，按照刘大椿老师的说法，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1700年，因为当时之前科技的引进，不是作为一个制度引进，而是仅凭君主个人的爱好，也就是康熙帝对科学浓厚的兴趣。
　　但是康熙帝在晚年为了维护其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开始实行文化的专制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士大夫阶级由君主开始，在康熙帝圣谕号召下，对西方的科技文化态度从西学东渐考察论证逐渐转变为西学东源，也就把第一波西学东渐西方的科技现象寻求中国解释源头的研究方式扼杀了科技在中国转型落地生根的可能。以鸦片战争开始注定着两个文明的冲突与相遇，因为直到19世纪国人包括清政府，历经了内外交困才明白：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拯救中国。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对几个节点的确定：1583年1700年和1860年，由自强开始师夷长技自觉的科技转型。在看待这个转型时期时，需要对近400年的科技转型转型历程进行分期和梳理，刘大椿老师所做的正是这个工作，对西学东渐的第二步，也就是师夷长技进行全面而详细的审视。
　　研究框架：
　　以整体历史的观点通过概念的辨析来进行时间轴上的具体节点确定工作，也就是综合纯粹的科学研究与实用的科学（技术的使用），以及从殖民主义的中国本土化角度和反殖民主义的传教士角度来看，最后中国化本土特征和未来的走向。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将主要节点近100年分为八部分，第一，内外交困，方实际不如人，第二，师夷技，办洋务，第三为新还是复旧，第四，废科举，兴学堂，启科学，第五，共和新照，科教拓荒，第六，政局混乱，思想杂陈，百舸争流，第七，体制化的南京十年，第八，国难中的坚持。这八部分的划分是文章的核心。
　　评论：
　　西学东渐是一个非常引人兴趣的历史事件和学术研究主题。但是能够完成对其深入而又详尽的研究非常困难，在筛选史料的时候，就需要去花大量的时间，在运用这些史料的时候也要特点分明，有详有略。因此就要铺设一个整体符合历史事实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以这篇文章来说就是时间跨度的历史分期，从1840年到1949年这近100年，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关键时期。这近100年的长度能够写出来极其困难，所以需要突出几个主题，这几个主题则是刘大椿老师尝试去分辨的若干主要节点也就是分为晚清前期，清末时期，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这4个时期，首先以时间和学界的基本概述为开始讲述西方科技东传的源起和基本历程以及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为基本叙述结构。
　　通常来说研究科学史，分为内史，外史，思想史，人物史等等研究范式，但是历史研究需要面临去搜集和整理庞大而琐碎的史料的必要挑战，另外也需要做专业历史时的专业背景知识，因此除了在时间线上进行统筹梳理之外，以整体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时期，去对西学东渐和近现代科技转型历史进行分批和分模块梳理为与整合是科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如何对科学历史的碎片进行结构布局和整合是非常有思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