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史官因秉笔直书身死族灭，一生都在为汉人谋取利益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己亥，都城平城的菜市口缓缓碾过一辆囚车。透过扬起的尘土，百姓们看到囚车中押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说：这不是司徒崔浩大人吗？
　　是的，这个死囚正是已经七十岁的崔浩，太武帝拓跋焘亲自下达了对他的死刑令。
　　年迈的崔浩显然被眼前可怕的场景吓坏了，惊恐得不发一言。他狼狈地被押上刑场，几十名鲜卑族士兵还解下裤子，朝着他的身子撒尿。崔浩吓得嗷嗷大叫起来，叫声之大连场外的行人都听得到。不久，叫声戛然而止，一个服务了三朝鲜卑皇帝的汉族重臣，脑袋已经滚落在地
　　崔浩，出身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家族。作为北方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在晋末的大乱局中没有随大流南迁，而是选择留在了北方。为了笼络北方的汉族百姓，之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纷纷延揽滞留北方的世族子弟入仕。清河崔氏门第高、声望隆，自然是重点统战对象。
　　崔浩的曾祖父崔悦、祖父崔潜就分别在后赵、前燕做官。父亲崔宏先是在前秦做官，前秦灭亡后颠沛流离。崔宏一度有意投奔东晋，一路向南跑去，结果在泰山被乱军扣留。之后，崔宏被后燕任用。拓跋鲜卑兴起，大肆进攻后燕的河北州县。崔宏当时担任高阳内史，在大兵压境后弃官而逃。拓跋珪久闻清河崔氏的名声，派骑兵追赶，硬是追上了崔宏，拉他入北魏做官。
　　崔宏的经历简直是北方大族的一部磨难史。患难的生活让他养成了低调谨慎的作风。崔宏在北魏朝廷不树敌，也不攀附权贵。拓跋珪晚年动辄斥责大臣，崔宏却安然无事，最后荣封白马公，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崔浩就是白马公崔宏的儿子。他没有经历过父亲那样的磨难，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长大的。崔浩从小博览群书，喜好文学，二十岁就入仕，在拓跋珪身边做官。拓跋珪死后，即位的拓跋嗣很信任他，赐爵武城子，常常让他为自己讲授经书。崔浩得宠，能够和拓跋嗣同车出行，参与军国机密，这让鲜卑贵族羡慕不已。拓跋焘被立为皇太子时，长孙篙、奚斤、安同为左辅，崔浩、穆观、丘堆一起为右弼。这六个辅政大臣除了崔浩外，都是鲜卑贵族。拓跋嗣死后，崔浩很快遭到鲜卑贵族排挤，被罢免职务。但拓跋焘在处理行政和征战过程中，日益觉得需要一个精通汉族制度、善于谋划的大臣，他离不开崔浩。崔浩在进攻柔然、灭亡大夏、征服河西和处理与南朝关系等问题上，给拓跋焘出了很多好主意。北魏仿行汉族礼仪制度，崔浩也起了重要作用。《魏书》就说：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大记，尽关于浩。看来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一次，拓跋焘接见归附的几百名高车酋长，指着崔浩说：你们看看他，身材瘦小，拉不开弓，提不起枪，但肚子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这些胜仗，都有他指点的功劳。拓跋焘还下令各位尚书有不能定夺的军国大计，先问问崔浩，然后再施行。除了在治国上的信任，拓跋焘在生活上也很亲近崔浩。他不时到崔浩家中请教问题，事先也不打招呼。仓促之间，崔浩只能用家常菜招待皇帝。拓跋焘却一点不在乎，每次都吃的很开心。同样，崔浩也被允许可以进入皇宫的任何地方，包括拓跋焘的卧室。
　　皇帝对大臣信任到这样程度，古今罕见。那么，既然崔浩掌握了朝廷大权，拓跋焘又无比亲信他，他怎么就被斩首示众了呢？
　　这得从当时北魏严重的民族对立和崔浩张扬耿直的作风两方面来说。
　　拓跋焘灭佛时，在旁边怂恿他下灭佛令最起劲儿的，就是官至司徒的崔浩。
　　崔浩这么做，有消灭膨胀的佛教势力以增加国家财富的公心，也有私心。他本人笃信道教，和当时北方道教领袖寇谦之关系密切，还把寇谦之引荐给拓跋焘。而当时北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一般鲜卑百姓，佛教信徒不计其数。因为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后，长期被视为胡教。鲜卑族人自认为是胡人，既然是胡人就应该信仰胡教。崔浩则对中原土生土长的道教情有独钟，坚定灭佛。灭佛风潮兴起后，大批鲜卑贵族心有不甘，他们不敢反对拓跋焘，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崔浩。
　　事实上，寇谦之提醒过崔浩，说他高调而坚定地灭佛会得罪很多人。崔浩就是不听。他生长在官宦人家，没有经历过父辈的磨难，入仕后基本算是一帆风顺，不知道做人为政要谨小慎微的道理，相反，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事雷厉风行，很少顾及同僚们的想法。加上君臣关系融洽，官位正隆，崔浩内心的两大缺点就被放大了：一个是读书人的高调和虚荣，一个是世家子弟的优越感。我们来看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发酵，最终将崔浩送上断头台的。
　　太原王氏是和清河崔氏并列的北方头等世族门第，于西晋末年南渡。东晋末年，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从江南归附北方。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门第，想把女儿嫁给他。有人怀疑王慧龙并不是王家人，精通世族谱学的崔浩亲自前去验证，当他看到王慧龙那突出的大鼻子时，立马笑着说：这就是真正的王家人，肯定是个贵种。原来太原王氏有个生理特征，世代都出酒糟鼻。王慧龙通过崔浩的鉴定后，受到了北方官民的推崇。崔浩还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王慧龙长得俊美。他不知道，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朝廷中高调称赞汉族的世族子弟是一个忌讳。果然，司徒长孙嵩听了很不高兴，跑去向拓跋焘告状，说王慧龙只是从南方逃回来的一个降将，崔浩夸赞南人就是矮化祖国蔑视鲜卑的行为。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来一顿臭骂。崔浩连忙脱帽叩头，自我批评了好大一会才平息了拓跋焘的怒火。
　　自责归自责，崔浩并没有真正从心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故态重萌。
　　神麚四年（431），北魏征召一批汉族的世族子弟做官。范阳卢玄、博陵崔绰、渤海高允、太原张伟等都积极响应到了平城。崔浩就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计划由朝廷出面划分世族门第的高低，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有几分要恢复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味道。这个计划显然对汉族世族掌握政权有利，但同样是世族出身又是崔浩亲戚的卢玄（范阳卢氏）劝他说：制度改革，都要看时机是否成熟。已经掌权的鲜卑人怎么可能轻易给汉人让位？崔浩听不进去，公开提出了这个计划，还进一步提出分藩封镇，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当然了，崔浩心目中裂土封到各地的诸侯对象多数是汉族的世族子弟。鲜卑族权贵们自然对这样的政策怀恨在心：这不是要夺我们的权，让汉族人掌权吗？
　　拓跋焘伐北凉时，太子拓跋晃留守监国。崔浩恃宠而骄，专横跋扈，把太子得罪了个透心凉。更严重的是，崔浩推荐了冀、定、相、幽、并各州数十名汉族世族人士，拟任命为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说官员任用要一步步来，不能马上就提拔为太守，再说了朝廷里还有很多优秀人才等着任用呢。应该说，拓跋晃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崔浩固执己见，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结果得罪了更多的鲜卑官员。中书侍郎高允见状，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善终，死不认错，还顶撞上司，这样怎么可能不出事！
　　所有的不满和矛盾，最终在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国史的时候爆发了出来。
　　一直到太武帝的时候，鲜卑民族和北魏王朝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所以，拓跋焘就让崔浩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国史修撰的工作，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人协助。这是一件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事，拓跋焘很重视，专门召集修撰班子成员开会说：国史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把这个要求理解为实事求是，所以采集了鲜卑民族的资料，不避忌讳，编写了北魏的国史《国记》，内容涉及鲜卑先辈同族杀戮、荒暴残忍以及男女关系混乱的史实。
　　崔浩这么做，没有什么大错。毕竟拓跋焘要求实录，况且国史修撰的目的是为了留下准确的资料，教育后代统治者，算是内参读物。如果内容过滤得干干净净、大唱赞歌，那还算什么内参？这个时候，崔浩身上文人的虚荣和张扬就暴露了出来，他并没有将《国记》局限为内部参考读物，而是将它大肆宣扬，因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参与修撰工作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想拍崔浩的马屁，就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来宣传这一文化盛事。同时刊刻的还有崔浩所注的五经。之前，崔浩曾注释过《诗经》《尚书》《春秋》《礼记》《周易》等书。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多学术图书的注述，书的质量可想而知。闵湛、郗标二人巧言令色，将崔浩那些质量粗糙的作品抬得很高，说之前儒家学者注释的五经都没有崔浩作品的质量高，不仅要把这些作品和《国记》一道刊刻出来，而且上书建议收集北魏境内的五经旧注，以崔浩的注释为标准。
　　高允知道了，很担心。他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的建议，恐怕会酿为崔家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连累。
　　但是，崔浩昏了头，竟然对闵湛、郗标二人的马屁照单全收，下令将《国记》刊刻出来。
　　不久，在平城天坛东三里处出现了一片碑林。整片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刻印着《国记》和崔浩所注释的五经，用工三百万人才完成，不愧是一个浩大的文化盛举。
　　麻烦立刻就来了！《国记》如果仅限在小范围内传阅，即便少数鲜卑权贵对秉笔直书的内容不满，也找不出攻击崔浩的借口来，毕竟崔浩记载的是事实。可现在，崔浩将客观但不光彩的鲜卑早期历史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所避讳，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鲜卑贵族就找到了攻击崔浩的借口。
　　大批鲜卑贵族怒不可遏他们的确非常愤怒，先后到拓跋焘面前告状，控诉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拓跋焘没有想到崔浩膨胀到这种地步，竟然私自在通衢广场之上公开内部读物。他也怒不可遏，迅速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他们的罪状。
　　拓跋焘很生气，情况很严重。
　　一向不赞同崔浩做法的高允也参与了《国记》的修撰工作，名字也在要逮捕查办的黑名单上。太子拓跋晃是高允的学生，决心救他。拓跋焘正在气头上，拓跋晃不敢去为老师求情，就把高允召进宫里保护起来，第二天早晨才带着他去见拓跋焘。一路上，拓跋晃叮嘱高允：一会儿不管陛下询问什么，老师都只能依照我的话讲下去。高允不明就里，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拓跋晃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是拉着高允见了拓跋焘。拓跋晃抢先说道：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小心谨慎，虽与崔浩同事，但一切都由崔浩做主。请饶了他的性命。拓跋焘召高允上前问道：《国记》是不是崔浩一人所作？高允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各人分工情况，坦率承认自己编撰的部分比崔浩多。拓跋晃见状，在一旁急得直瞪眼，高允却不为所动，毫不避讳地说了实情。果然，拓跋焘大怒，说：如此说来，你的罪行比崔浩还重，我怎能饶你性命！拓跋晃连忙替高允掩饰：高允地位低贱，见了陛下早就吓昏了，说的都是胡话。儿臣仔细问过了，《国记》都是崔浩一人所作。拓跋焘再问高允：的确是这样吗？高允坦然说了一番道理：臣才学粗劣，蒙陛下不弃，委以编修国史的重任。但是在修史过程中冒犯天威，罪应灭族。太子殿下念臣曾经为他授课，想救我一命，其实事先并没有问过臣修史的情况。臣说的是实话，不敢说谎。听他说完，拓跋晃眼睛一闭，心想：完了！不想，拓跋焘很欣赏高允的耿直、坦率，对他免予治罪。
　　崔浩就没有高允这样幸运了。崔浩被带进宫，遭到了严厉审问。他一介书生，年已古稀，早就吓得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更不用说自我辩护了。负责审案的鲜卑贵族们自然给他重重定罪。
　　拓跋焘拿到最后的案卷，脾气暴躁的他再次大发雷霆，命令高允起草诏书，要将参与修史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其中大多数是汉族的世家大族。高允奉诏后，心如刀绞，迟迟写不出一个字来。他手里的笔，可关系着北方数十家世族的几千条人命啊！太监几次来催诏书，高允实在扛不住了，就请求觐见拓跋焘后再写。见到拓跋焘，高允说：如果崔浩犯有别的罪，臣就不知道了。单单就触犯忌讳来说，崔浩罪不至死啊。拓跋焘大怒，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拉下去砍头。又是一旁的太子拓跋晃百般求情，甚至跪地叩头替高允求饶。拓跋焘这才慢慢压制了怒气，觉得定的罪确实太重了，同意赦免大多数人的族人，只处罚罪犯本人。拓跋焘指着高允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
　　高允不仅又一次逃过了鬼门关，而且还拯救了很多人。他最后活到了九十八岁才死，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崔浩最终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状被杀。遭到屠戮的除了清河崔氏满门和参与修史的官吏外，还有和清河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及河东柳氏等。崔浩身前竭力壮大汉族世族在北魏朝野的势力，如今却连累这股势力遭到了血腥的屠灭。
　　因为崔浩一案牵连人数很多，北方汉族世族为之胆寒，很多人怀疑是北魏朝廷借崔浩修史一案来打压汉族势力。进而有人认为崔浩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一直处心积虑地为汉族谋利，被拓跋焘发觉了才借修史一事斩首。还有人挖掘出了崔浩密谋光复的证据。比如神瑞二年（415），北魏首都平城发生饥荒，有人建议把都城迁到粮食产量稳定的邺城。崔浩借口鲜卑人去河北容易水土不服、发生疾病死伤而反对，又借口邺城离北方边界遥远，如果大夏、柔然入侵救援困难，坚持定都平城。他是不是不想让鲜卑蛮族入居中华大地呢？又比如刘裕北伐后秦的时候，崔浩竭力反对北魏出兵夹击汉族军队，而对北魏讨伐其他少数民族无不全力支持，但只要涉及南征或者与汉族军队作战，崔浩总是反对，这是不是也是崔浩心怀故国的证据呢？当然了，这样的解释揣摩的色彩较重。说崔浩是深藏在北魏内部的汉族间谍，缺乏铁证。
　　相反，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和北魏朝廷的制度建设方面，功勋卓著，说他是北魏的开国元勋也不为过。在处决崔浩不久，拓跋焘就后悔了，感叹崔浩死得可惜。
　　崔浩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位敢于秉笔直书国史的史官，在他之后的史官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姓名都是本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撰写史书，无一敢再据实记载皇帝其人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