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先声来自红色中华报的报道（60，全书完）

　　1934年1月31日，《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发表毛泽东所作的《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
　　毛泽东
　　（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五期1934年1月31日）
　　（略）
　　我要说到第二个重要问题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同样的要着重向大会提出，就是关于工作的问题。苏维埃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发展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目的。对于这样的任务与目的，我们不但口里讲，还要实行做。在这里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要确定目的，而且要解决实现目的与达到任务的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过河，但没有桥不能过，不解决桥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早上念到晚上，今天念到明天，像和尚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尽念，结果还是阿弥陀佛，红军是没有看见的（众笑）。我们苏维埃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有！简直还不少啊！我们来看看瑞金与福建。瑞金这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他们在中央局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导之下，从十二月一日起，在一个月半中间，扩大了近四千人。因为他们运用了正确的方法，开展了反对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展了群众的阶级斗争，所以得到了这样的成绩，成为这次全苏区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第一优胜者。但是福建呢？全省十多县的成绩仅当瑞金一个县，还依靠最近半个月中央局直接指导下工作方法的转变，若像十二月那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是连瑞金一个县都赶不上的。就拿瑞金说，最近四十五天扩大四千人，而去年八月一个中却只扩大三十个人，官僚主义的领导与切实而具体的领导，就产生了这样相隔天地的结果。再拿十二月瑞金的突击运动说，好几个区中例如城区下肖区与黄柏区，上半个月因为在官僚主义者领导之下，简直没有什么成绩。撤换了突击队长，改变了工作方法，下半个月不但完成全月规定的数目，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一百。扩大红军如此，再看推销公债。当着瑞金销完了并且收齐了二十四万元的时候，我们的于都县怎样呢？在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领导之下，仅仅推销了一万九千元，他们领去的十九万公债票，至今大概还有十几万保存在那些官僚主义的箱子里。乡冈乡一个乡销了四千五百元，平均每人买了三元八角。假若每乡都按照长冈乡的样，单是中央区就可以发行一千二百万。但若都照于都县的呢？那么一百万也销不完。这不是领导方式工作方法问题严重的教训了我们么？其他查田运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新区边区工作，一切苏维埃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领导，不注意工作方法，不开展反对机会主义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不抛弃空谈空喊而采用实际具体的办法，不抛弃强迫命令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那么什么任务也不能实现的。
　　兴国的工作同志，兴国的广大群众，他们创造了第一等工作，值得我们郑重地称赞他们为模范的苏维埃工作。同样，赣东北的同志，赣东北的广大群众，他们也有很好的创造，同样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像兴国与赣东北的工作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与革命战争融合起来了，他们把工作方法与革命任务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的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的在那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的负起了责任，他们真正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真正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是苏维埃工作最光荣的领袖。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粤赣的西江等县一些地方，湘赣的茶凌永新吉安等县一些地方，湘粤赣的阳新等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他们都有进步的苏维埃工作，同样值得大会的称赞。
　　但是我们应该指出，有些地方的苏维埃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这些地方的工作，我们应该用自我批评精神提起最大的革命警觉性。这如在闽赣、粤赣与湘鄂赣省的许多地方，苏维埃工作是存在着许多弱点。福建与湘赣同样还远不及江西与闽浙赣，即如福建省苏的领导就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他们与群众的关系是不好的，他们还不懂得革命战争与群众生活是应该紧密联系起来，还不懂得应该努力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还不懂得没有好的工作方法就决不能实现工作任务，还不懂得应该使一切苏维埃工作完全配合于革命战争。这些地方的工作，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之后，应该来一个彻底的转变。特别是那些严重的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他们不明了下层的情形，不理解群众的情绪，只知空谈空喊，甚至强迫命令来对付苏维埃工作。大会应该最严厉的指责这些人员，他们的观点与方法是绝对错误的，是妨碍苏维埃工作的，是不利于革命战争的，他们应该立即转变过来。这些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了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向着那些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实行严格的自我批评，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迅速改正错误，把那些顽强不肯改变的份子洗刷出苏维埃去。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模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苏维埃人员负担了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必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地方应该更加先进，落后地方应该赶上先进，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是我们的前进阵地，我们占据着这些阵地，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去把革命在全中国胜利起来！（大鼓掌）
　　（略）
　　闭幕前夜的会议情形
　　项英同志关于宪法的报告
　　（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七期1934年2月3日）
　　三十一日下午为闭幕的前夜，首由项英同志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历三小时之久，叙述极为详尽，全体代表非常热烈的注意。报告全部大意，兹录如下：
　　宪法是国家基本的法令。宪法的内容，根据政权机关的阶级性而确定，所以帝国主义国家及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宪法，和苏维埃的宪法完全不同。
　　（略）
　　这宪法大纲是根据全国苏维埃最基本的任务，这个宪法最主要基础就是为了保障我们顺利的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宪法的内容共分七点：
　　（一）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彻底实行土地革命。
　　（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不受任何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完完整整的国家，在我们目前的正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但我们并不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很快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三）苏维埃是什么政权？是工人农民红色战士的政权。这个政权是压迫军阀豪绅地主和一切剥削人的人，他们是没有权利参加我们的政权，我们这个政权是工农群众的政权，政权的最高机关是全苏大会。
　　（四）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工人农民红色战士以及一切贫苦群众（不管是男女国内国外和信仰）选举出来的，我们的一切事情都是拿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决定。选举原则是以地方（驻地）为选举单位。我们的代表是由选民选出来，并且选民可以随时撤回自己的代表，我们的代表与选民有密切的关系，代表在选民监督之下。
　　我们为了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使工人阶级在苏维埃选举中的代表数目是比较多。
　　（五）我们的政权是工农兵的政权，所以我们一切的法令是根据保护工农兵利益来决定的，工农兵就是我们的主人翁。
　　一、我们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人在生活上得到了一切的保障，并且还得监督工厂的生产。
　　（略）
　　（五）我们对于工农群众是实行彻底的民主，我们有言论、罢工、出版的一切自由，但苏维埃对一切阶级异己份子反革命份子是绝对不给他们有任何丝毫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