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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给人看的把戏——说扶乩术

扶乩,也叫做扶箕。据宋洪迈《夷坚志》记载,南宋之前的扶乩是“但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不过如是”。这里所说的“箕”多指圆形竹编,如簸箕、饭箕、竹筛之类。当时的人们把它作为扶乩游戏的主要工具,在其下面插上一支笔在沙土上写字。扶箕成为一种封建迷信活动,是从与鬼神攀上了关系之后开始的。扶箕信奉的紫姑神,最早见于南朝刘敬叔的《异苑》,其卷五载:“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子胥)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根据这一记载可知,紫姑虽早就成为神仙,但人们于正月十五请紫姑就象七月七乞巧一样,只是一种游戏。到了南朝梁的时候,“请紫姑”溶进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宗僚《荆楚岁时记》里所说的: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农事”。这里,紫姑成了主蚕桑和农事丰敛的女神。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中国人历来信奉“民以食为天”,看重农业,关心农事。人们况天祷地,求神间鬼,以卜农业丰敛,紫姑神既主蚕柔农事,世人自然要恭请迎间了。

据《显异录》记载,紫姑则是能知诸事吉凶的厕神:紫姑,莱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寿阳李景纳为妾,其妻妒之,于正月十五阴杀之厕中。天帝悯之,命为厕神。故世人作其形,夜于厕间迎祀,以占众事。俗呼为“三站”。至此,紫姑始有名有姓有字有归属有神号,成为能“占众事”的厕神。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请紫姑”的活动才得以流行开来,并成了扶乩的代名词。作为封建迷信活动的扶箕都是以请紫姑或迎紫姑的名义,借紫姑神来占卜人事吉凶,所以,古代文人又称扶乩为请紫姑或迎紫姑。由于区域不同,各地迎紫姑的仪式差异很大。江南风俗,每年正月十五日夜,人们都要请紫姑求问一些事情,方法是拿一个竹编饭箕,上面盖上人们穿的衣服,底部插一双竹筷成人嘴形状,两个人对面持饭箕在覆有面粉或石灰粉的平盘上写字,根据写出的字占卜人事吉凶。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箕卜》诗,生地地描述了江南迎紫姑的风俗及其感受,兹录于后:

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

冒以妇裙襦,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

俄若有物凭,对盒不须臾。岂必考中否,

一笑聊相娱。诗章亦间作,酒食随所需。

兴阑忽辞去,谁能执其祛!持箕界宠婢,

弃笔卧墙圈。几席亦已彻,狼藉果与疏。

纷纷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正月十五夜,

陆游与家人玩请紫姑的游戏,目的不是看其是否应验,而是“一笑聊相娱”,“兴阑忽辞去”。他并不认为通过请紫姑能够预知吉凶福祸,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他认为,元宵佳节人们热衷于请紫姑是“纷纷竟何益,人鬼均一愚。”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福。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四句,与北宋徐铉《稽神录》描述的江左请紫姑风俗完全吻合。由此可见,有宋一代,江南请紫姑的风俗没有大的改变。北风不同南俗。迎紫姑也是这样。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是这样记载北方的迎紫姑风俗的:(正月)望前后夜,妇女束草人,纸粉面,首帕衫裙,号称姑娘,两童女掖之,祀以马类,打鼓歌《马类梦歌》,三祝,神则跃跃,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这种请紫姑的仪式确实很特别:用装扮成女人的草人代替紫姑,用马粪作祀品,以草人倒与不倒占吉凶,与江南请紫姑的风俗大相径庭。这种迎紫姑的方法,可能是从紫姑是厕神的传说而来,不然何以“祀以马粪?”另外,北方请紫姑都是小女孩,南方请紫姑则不论男女老少。

根据文献记载,请紫姑都是在正月十五日夜进行的,这是因为紫姑是在正月十五日夜被害死后才成为神仙的。然而,一些术士却把这本来属于民俗范畴的活动用来占卜人事吉凶,而且根本不讲究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只要需要,他们随时随处都可以玩这种请紫姑的游戏,欺骗那些虔诚的人们。一些人出于对紫姑神的崇拜,遇有不顺心之事,竟也去求问扶乩的术士。从这种意义上说,扶乩则是在“请紫姑”这种民俗的基础上产生和流行的。

宋代,尤其是南渡之后,扶箕之风大盛。南宋时,衡州有个姓沈的财主常用扶箕之术为人占卜吉凶福祸。他的整个扶箕过程都很神秘,先让求卜者把要问的事情写在纸上密封起来,放在一间供奉着玉虚真人、太乙真人、南华真人等神仙牌位的小房子里,置于桌上。房门口挂有竹帘,透过竹帘可以清楚地看见房子里的一切。沈某与求卜者都在外面等待,直到听见放笔声才一起进去看,然后沈某根据扶乱写出的字占卜人事吉凶。有一个叫陈亮同的人,他的父亲因杀人罪被捕入狱,后移送衢州定案。因是人命案,狱官严加审讯。陈父一会承认杀人,一会儿又翻供,反复多次,都没能定案。衢州尉是刚从秀州调来的,少年气盛,希望能够尽快了结这件大案,在上司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强逼陈父认罪。陈亮同害怕父亲被问成死罪,来见沈某,求他占卜吉凶。

沈某扶箕问神,得到的是“无忧当登第然须经天狱始明”十二个字,意思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但一定要经过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才能辩明冤狱。陈亮同遂赴帝京为父申诉。案子移至大理寺审理,陈父终于无罪开释,应所谓“须经天狱始明”之语。事过两年,陈亮同赴京应试,一举夺魁,应所书“当登第”三字。由于沈某扶箕灵验,不少人来求他。有个叫黄齐贤的为其父求沈某扶乩,得到的是这样几句:“宜保七六之年,恐有大厄。佩戴吾符,再炷香进纸。”接着出现四道篆文符,只见竹箕下面的竹飞速跳动,写出来的文字与平常人所写的绝然不同。黄齐贤依言而行,让父亲佩带那四道符,其父一直活到七十六岁,应“七六之年,恐有大厄”之示。然而,从中不难看出沈某的扶乩术所以“应验,”是出于小说家的附会。既以后者论,“七六之年恐有大厄”中的“七六”就是一个易引起歧义的数字,按照古人的习惯,“七六”应是指四十二。可是在术士那里,它还有加、减两种算法,甚至还可以作多种理解,怎样理解合适就怎样理解。术士扶机正是利用了汉语言的歧义性、多意性和模糊性。术士扶箕常常装得一本正经,沐浴更衣,焚香献祭,念念有词。这些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文章,他们正是要借助这一套取得人们的信任,然后才便于做手脚。

南宋绍兴五年(1135),南陵知县徐大伦有一位老朋友来拜访。这位朋友是一个扶乱术士,徐大伦让他当众演示一番,术士即焚香祷告,默诵口诀,一会儿,只见竹箕自动,写下了“张紫微”三个字。一次,徐大伦邀友痛饮,拿出金觥祝酒,术士当场施技,竹箕写了“这是我家的旧物”几个字。众人不晓其意,只有徐知县明白,原来张紫微是徐知县父亲的好友,徐大伦小时随父游守淮郡,张紫微来访,徐父设宴款待,劝酒用的就是这个金觥。徐父欲将金觥赠之,张紫微离开徐家时拂晓而行,急忙间没来得及拿走。徐大伦细思小时之事,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徐妻周氏去年冬天逝世,徐知县悲枪不已,请老朋友扶乱求书,以志思念之情。术士即行扶乩,得《鼓盆歌》一首,其意如庄周吊其亡妻。

徐又问亡妻所在,则书“以无过得托生江州王太尉家三宣赞位作男子”一行字;又问生月名第,则写了“便为物色,明当奉告”八字。次日,徐又问此事,箕书了如下几句:“吾为君御风而往,得其实。盖今年四月某日生,小名荣郎。将诞之夕,母梦一妇人牵帷而入,觉即免身。君或道过九江,试访之,当相顾一笑”。徐知县问同僚福祸,则书“邵尉有绮语之过”七字。绮语即华丽不实之词,向被视为十恶事之一,所谓“绮语之过”,就是妄论大是非,因而得咎。故事中的术士是徐大伦的老友,对徐家的事比较了解,故其言徐家旧事可以出人意表,然而,言及眼前未知之事不免露出马脚,“便为物色,明当奉告”八个字将其所有把戏全部揭穿。即是无所不知的神灵,何以会出“明当奉告”之语?扶机之诬,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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