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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体诗

古体诗(汉语拼音:gǔ tǐ shī;英语:classical-style poetry),中国近体诗形成以前,除骚体外的各种诗歌体裁,又称古诗、古风。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古体诗格律比较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宽,除七言的柏梁体句句押韵外,一般都是隔句押韵,韵脚可平可仄,亦可换韵。篇幅长短不限。句子可以整齐划一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也可杂用长短句,随意变化,为杂言诗。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杂言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汉魏以来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有歌、行、曲、辞等。唐人模仿前代乐府而作,有沿用乐府古题的,如李白《蜀道难》,有即事名篇另立新题的,如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的《新乐府》,都已不合乐,实属古体诗范围。另外,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有一部分诗作开始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是古体到近体间的过渡形式,或称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8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清代王士禛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多牵强。

特点

古体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

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

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来避律。

分类

古体诗格律自由,不要求对仗、平仄,押韵较自由,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也说古风、古诗。

四言体

四言体盛行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除《楚辞》外,其他诗作出现不多。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

五言体

五言诗,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全篇由五字句构成的诗。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从而扩展了诗歌的容量,能够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在音节上,奇偶相配,也更富于音乐美。因此,它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从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初唐以后,产生了近体诗,其中即有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唐代以前的五言诗便通称为“五言古诗”或“五古”。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

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咏史》。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

六言体

六言诗属古风类诗文,已不多见到了。

六言诗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其后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

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诗经》。其中有单句,亦有偶句。如“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伐檀》)。正是因为《诗经》中有这么多的六言句,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才追根溯源到这里。但是,《诗经》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以为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显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到了《楚辞》,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驷玉虬以乘笲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诗文俱享名于当时。在诗歌创作上,他在借鉴《诗经》、《楚辞》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完整的六言诗。

孔融之后,曹丕、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曹丕有六言诗三首,其中《黎阳作诗》和《令诗》是规范的六言诗;《寡妇诗》形式为六言,但因每句第四字为“兮”字,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

七言体

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七言体是古代诗歌体裁,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它起于民间歌谣。

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

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

东汉七言、杂言民谣为数更多,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上乌》(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很生动、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但据后人考证,实系伪托,并不可靠。

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以后汤惠休、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

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杂言体

杂言诗,因诗中句子字数长短间杂而得名,其句中字数不定,最短仅有一字,长句有达九、十字以上者,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为多。其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凡是以情致或气势胜的诗人,对于杂言诗都有极大的偏爱。

中国古代诗歌整齐划一的格律诗发展到中唐达到巅峰状态(代表诗人是杜甫),因为其形式上的诗美空间已经被唐代的大诗人挖掘而所剩有限,因此唐末五代中国的格律诗向杂言诗发展,形成一个对整齐划一而导致形式有些僵化的格律诗的反拨,而最终定型为“词”这一杂言诗体制形式。而词,最终发展到了“一代之文学”的高度,取得伟大成就。

其他

古体诗的韵

古体诗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在仄声韵当中,还要区别上声韵、去声韵、入声韵;一般地说,不同声调是不可以押韵的。 古体诗用韵,比律诗稍宽;一韵独用固然可以,两个以上的韵通用也行。但是,所谓通用也不是随便乱来的;必须是邻韵才能通用。

依一般情况看来,平上去三声各可分为十五类:(1)平声东冬;上声董肿;去声送宋。(2)平声江阳;上声讲养;去声绛漾。(3)平声支微齐,上声纸尾荠,去声寘未霁。(4)平声鱼虞,上声语麌;去声御遇。(5)平声佳灰,上声蟹贿,去声泰卦队。(6)平声真文及元半,上声轸吻及阮半,去声震问及愿半。(7)平声寒删先及元半,上声旱潸铣及阮半,去声翰谏霰及愿半。(8)平声萧肴豪,上声筱巧皓,去声啸效号。(9)平声歌,上声哿,去声个。(10)平声麻,上声马,去声禡。(11)平声庚青,上声梗迥,去声敬径。(12)平声蒸。(13)平声尤,上声有,去声宥。(14)平声侵,上声寝,去声沁。(15)平声覃盐咸,上声咸俭豏,去声勘艳陷。

入声可分为八类:(1)屋沃。(2)觉药。(3)质物及月半。(4)曷黠屑及月半。(5)陌锡。(6)职。(7)缉。(8)合叶洽。

注意:在归并为若干大类以后,仍旧有七个韵是独用的。这七个韵是: 歌 麻 蒸 尤 侵 职 缉

柏梁体

有一种七言古诗是每句押韵的,称为柏梁体。据说汉武帝筑柏梁台,与羣臣联句赋诗,句句用韵,所以这种诗称为柏梁体。其实鲍照以前的七言诗(如曹丕的《燕歌行》)都是句句用韵的,古代并且另有一种隔句用韵的七言诗。南北朝以后,七言诗变为隔句用韵了,句句用韵的七言诗才变了特殊的诗体。

入律的古风

律诗产生以后,诗人们即使写古体诗,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律诗的影响。有些诗人在写古体诗是还注意粘对(只管第二字,不管第四字),另有一些诗人,不但不避律句,而且还喜欢用律句。这种情况,在七言古风中更为突出。

就古风入律不入律这一点看,高适、王维的一派(入律),后来白居易、陆游等人是属于这一派的;李白、杜甫是另一派(不入律),后来韩愈、苏轼是属于这另一派的。白居易、元稹等人所提倡的"元和体",实际上是把入律的古风加以灵活的运用罢了。

由上所述,在古体诗的名义下,有各种不同的体裁,其中有些体裁相互显示着很大的差别。杂言古体诗与入律的古风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五言古诗与七言古诗也不相同:五古不入律的较多,七古入律的较多。当然也有例外,像柏梁体就不可能是入律的古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各种"古风",才不至于怀疑它们的格律是不可捉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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