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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打工妹”:最低年龄13岁,工资高过大学生

最近,湖南台节目《再次见到你》采访了一群特别的人。

她们是当年深圳特区的第一代打工妹。

主角郑艳萍和姐妹们走在物似人非的蛇口码头,畅谈当年的打工青春:

她们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跑到深圳打工,最小的甚至只有12、4岁;

勤奋的她们凭着双手,月赚一千港币不在话下,同时期大学生平均月收入,还不足100块钱;

而她们又很爱美,穿的衣服也最是时髦;

一到年底人均大彩电扛回家……

她们便是最早的深圳女孩,走在了搞钱的第一线。

1982年,郑艳萍来到深圳。

那时,深圳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依赖地缘优势,靠近香港,又凭借三来一补的模式,吸引了许多外资纷纷来此建厂。

炸山填海是日常,到处都是工地。

厂房和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今天是这边在建大楼,明天是那边在建工厂。

彼时的深圳就像一张白纸,充满新的机会和可能。

这些工厂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即手工制造业。它需要更多人力,尤其是心思缜密的女工。

于是,他们下乡招人,一纸招聘贴满了各地农村。

也让一些农村的女孩,看到了不一样的出路。

在当时的广大农村,女性的生存境遇是无比狭窄的。

大部分农村女孩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因为家庭里的教育机会,往往都让给了男性。甚至有些女孩尚未成年,便已开始谈婚论嫁。

于是,有的人为了逃婚,逃离压抑的家庭,就去打工;有的人则单纯是因为好奇外面的世界而出去;也有的人是为了赚钱补贴家用……

郑艳萍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出去的。

其他女性也大抵如此,比如翁纯贤。

1982年,出身于汕头农村的翁纯贤,高考落榜了。这意味着她大概只能在农村上山下田,再无别的出路。

图 | 翁纯贤在宿舍里给家人写信

但翁纯贤不甘心就这么在农村耗一辈子:砍柴做农活,随便嫁个人。

所以,当她看到贴在村口的招聘广告:深圳蛇口的凯达玩具厂招收高中毕业的女工。

她心里燃起了希望,立马报名参加了笔试。几天后,她就收到了去深圳的通知。

一个18岁的女孩,带着简单行囊,拎着铁桶和一个枕头,就坐上了去深圳的大巴。

那时候,一个深圳女工每个月能拿到60-80块的固定工资,一半是人民币,一半是外汇券,而加班和全勤还有额外奖金。

她们一个月的收入,已是父母辈收入的好几倍。

这对农村来说,太有吸引力。

没有人愿意一直过抬头是烈日,低头是黄土,三餐啃番薯野菜的日子。

于是,无数个女孩怀揣着朴素的梦想,来到了遍地黄金的深圳。

人人都想赚一桶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

她们的打工路,从一开始就不容易。

首先,她们要从农村坐火车到广州火车站,再转大巴去深圳。

转大巴时还可能会遭遇一种被称为“卖猪仔”的骗局:

司机中途赶人下车,说是换一辆车,结果是让人们高价乘坐另一辆车,还扬言“不坐车就把你扔在这荒郊野外。”

当时大多数公路上还是沙石路,易塞车还扬尘。她们就这样吃了一路尘土,灰头土脸地到了特区。

即便她们进了厂,车间也同样有很多艰苦。

比如凯达厂,主要出口玩具,如唐老鸭、米奇和椰菜娃娃。郑艳萍她们当时被分到缝制娃娃衣服的车间。

图 | 凯达厂的流水线。郑艳萍和姐妹们提供图片

一栋栋工厂大楼,划分为一个个小小的车间,那些打工妹便坐在机器面前,日复一日地进行流水线工作。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伫立在工业区门前,督促着人们要更加勤力地工作,再工作。

郑艳萍说,当时一天都在机械地来回操作缝纫车衣服。如果自己走神,手指就会被缝纫车的针戳伤,那就是十指连心的痛。

甚至,像富士康工厂早已军事化管理,厂规严格,车间不允许人们说话聊天,就连上厕所都要按时间计算。

当时,国内劳动法不完备,工作环境也不完善,许多女工受了工伤,也不知道可以索求赔偿。

那时深圳的工厂,本就是在一片荒地上建起的,女工住宿的生活条件,也是极差。

郑艳萍谈起,来凯达厂的第一晚就睡在车间的机床上。而周围一片荒芜,全是稻田和树林。附近只有供销社可以买简单的生活用品,如果要买其他的东西就得骑单车穿过荔枝林。

工厂宿舍里挤着好几张上下床的铁架子,两个女工要同挤一床。夏天,整个房间只有一台破旧的电风扇呼呼吹着,吹出闷热的风。

那时也不存在独立卫浴,只有公共澡堂。有的工厂还需要自行烧水,女工们急匆匆下班,就要赶着烧水,挤着人头冲进澡房。

于是,太多人都扛不住工厂高压的工作环境,每天都有人躲在被窝哭着想家。

那时,一个月来了100个人,往往转眼就只剩下30人。

即便如此,这片热土仍吸引着这些偏远农村的人们。

毕竟,那也是为数不多的,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

打工吃苦是日常,但她们很擅长把苦日子裹上一层糖。

图 | 凯达玩具厂的女工们

因为常年在外,同乡的姐妹便是打工妹和家乡的联结。

郑艳萍和姐妹们一起打工,一起吃饭,一起聊家乡。

她们打开收音机,在宿舍拿起插板当话筒唱歌。录音卡带里邓丽君、四大天王的歌曲,都是她们常听的曲目。

当工厂没有订单时,她们难得闲下来,便去看海、去公园、去游乐场玩耍,去世界之窗借着模型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们还凑钱买了一台胶片相机,一年拍下六卷胶片,一卷卷胶卷记载了她们的青春。

如今再回看这些打工妹的当年照片,看起来人均潮流大师。

她们脱下厂服,换上一身时髦衣服:垫肩小西装、泡泡袖、西装裤、或花花绿绿的裙子……

再细看,每个人都顶着一头烫发,或是大波浪卷发,或是电发……

原来,那会的她们早已走在了潮流的前沿。

每个月一发工资,郑艳萍和姐妹们就会拿着外汇券,集体去免税店扫货。

对比物质匮乏的乡下,国贸大厦三楼里的免税店尽是稀奇商品:进口苹果、香港公仔面、益力多、午餐肉罐头、力士香皂……

而到了回家的时刻,她们就拿着外汇券,去买家电:如从香港进口的冰箱、洗衣机……

这些在当时还被叫做“咸水货”。

那时的农村,如果一户人家有女儿在深圳打工,就是全家光荣。因为她带回来的这些咸水货,足以让全村艳羡很久。

这群打工妹每次带回家的,只有两样:好消息和好东西。

至于个中辛酸,她们不会带回家,只会和姐妹们相互取暖、相互消化。

自强、顾家、安分,是这一代打工妹的标签。

她们从不同地方来到深圳打工,然后又在各自的道路上默默努力。

有的人并不满足一辈子做个女工,比如郑艳萍。

图 | 郑艳萍

她在凯达厂工作了两年,被调任到蛇口工会的女工部、法律部工作,每天帮助女工处理权益问题。

那时候一下班,她就忙着“充电”:写作读书、参加夜校。之后,她攻考了深圳大学的中文系。

再后来,她还读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而同样地走出工厂还有翁纯贤、王来春。

她们早早觉察到了时代的先声,走在了深圳转型的前线。她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积攒经验,最后凭着一股劲闯出个名堂来。

图 | 中间王来春,如今成为立讯董事长

那个时候的她们不怕吃苦,更怕无望,所以会为了一个机会拼到头破血流。

但像她们那样的人始终是少数的,大多数打工妹的归宿,还是返乡结婚生子。

因为农村观念保守,女孩一到年纪,就会被频繁催婚。

到了90年代,深圳开始转型。

经过10多年开发,深圳地价也跟着上涨。原先的工厂纷纷转向其他城市,女工们的工资锐减,在深圳打工不再吃香,她们只好另寻他路。

很多人也到了而立之年,或回归家庭,或是返乡,或是经营着个体商户。

最终,她们四散开来,各有各的出路。但往后的她们一谈起这段青春,依旧热泪盈眶。

因为打工,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图 | 2008年的翁纯贤,在自己公司的办公室

她们小小年纪就感受过双手赚钱的力量,在深圳成长奋斗,而深圳也回应了她们的努力。

翁纯贤说是这座城让她变得乐观和勤奋。如果她当初一直呆在家里,一生可能就是浑浑噩噩就过去了。

有人说,深圳是一座对外来人友好、认可努力的城市,你在这里付出就会得到回报。

她们便身体力行:坚持奋斗,一切皆有可能。

在那个如风的年代,她们就是先行者。

写在最后:

30年后,湖南台节目《再次见到你》回访了这群打工妹。一时之间,引起人们热议。

有人感慨这是父母一代的青春,也有人赞叹打工妹的奋斗精神,认为坚持,一切皆有可能。

回望40年前的这群打工妹,无论是她们的奋斗,还是艰难,依然会让我们有太多共鸣。

这群初代打工妹,她们就是那个年代的新女性,为了改变命运,敢闯敢拼。

因为比起依然选择留在农村的同龄人,她们在行动上早已领先,敢于跑出去。

她们在深圳这座城市付出过、得到过,也失去过。

这何尝不是今天每一个北上广打工人奋斗的日常呢?

如今,这群打工妹早已年过半百,但再忆起从前打工的日子,眼里便会闪过一丝青春的光辉。

是啊,她们也曾是奋斗过的年轻人们。

参考文献:

1、今日中国:我是凯达妹

2、湖南卫视:《再次见到》第20211027期

3、中国新闻网:《外来妹》上热搜 这是30年前的“广东女子图鉴”?

4、网易新闻:凯达姐妹——第一代打工妹的青春记忆

5、荔枝新闻:初代打工妹郑艳萍:幸运搭乘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

6、潘毅.《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的口述历史》

7、南方人物周刊:打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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