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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同轨,书同文的秦为何被称为暴秦?

“暴秦”这个称呼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更是说“天下苦秦久矣”。事实上,在历代王朝中,秦朝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统治模式、官僚制度、行政区划对后世形成了极大影响,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措施更是为大一统思想的萌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么,秦朝为何会被称为暴秦呢?个人认为应该是由以下三点原因造成的。

原因之一:“焚诗书”事件的影响,损害了士子阶层利益秦朝被称为“暴秦”,相对应的秦始皇也被冠以了“暴君”的称号,“焚书坑儒”便是其被称为“暴君”的“罪行”之一。“焚书坑儒”主要是由“焚诗书”和“坑儒生”两件事组成,其中尤以“焚诗书”事件影响最大。

“焚诗书”事件,说到底其实是秦始皇尝试以怀柔手段实现文化统一失败后,采取的激烈手段。周朝以来,由于天下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各地早已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例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国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各地文化不仅差异极大,不同文化之间更是具有极强的排外性,甚至由此衍生出了极强的地域歧视现象,例如楚人被视为“蛮夷”,秦国被视为“虎狼之国”。思想文化的分裂,自然是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因此实现思想文化层面的统一,便势在必行。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曾尝试以怀柔手段融合各地文化,不仅允许诸子百家和列国士子涌入咸阳,而且对不同文化采取了接纳包容的态度,例如黄老道家、阴阳家融合儒、法、道诸家的学说后提出的“五德始终说”,又如秦始皇“大咸阳宫”规划体现出的“法天象地”的道家思想,再如秦始皇接纳齐鲁文化而进行的“泰山封禅”。在秦国用人以精通律法者为主的情况下,秦始皇甚至设立了“博士”职位,以六国士子充任,准许其参政议政。

然而,秦始皇的一切努力最终付诸东流,例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意图通过“泰山封禅”来获得齐鲁士子的认可,结果却换来山东儒生的嘲笑。又如担任“博士”的六国士子,他们不仅态度傲慢,在参议国政时一言不发,却又在私底下对新政非议不断。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齐人淳于越于廷宴之上重提“分封制”,这显然触怒了秦始皇的底线,最终引发了“焚诗书”事件。

从后世角度来看,秦始皇“焚诗书”虽属事出有因,且对于后来的思想文化融合起到了一定推进作用,但对于当时的列国士子来说,此举无异于毁灭其所奉行的学说,自然引燃了他们的怒火。彼时读书人毕竟较少,这些士子无疑掌握有极大的话语权,再加上汉朝之时的舆论趋势,秦朝皇自然难免遭到非议,而这些都对后世评价秦朝产生了极大影响。

原因之二:秦朝大型工程太多,秦二世不惜民力

秦始皇被戏称为“基建狂魔”并非没有道理,其在位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大型工程,例如骊山大墓、长城、灵渠、秦直道、西南栈道等等。而到了秦二世时期,胡亥更是毫不吝惜民力,结果搞的百姓怨声载道。

虽然根据出土的云梦秦简《徭律》和《戍律》记载来看,秦国的徭役相对较为规范,百姓只需轮流服役即可,但对于饱经数百年战乱,急需要休养生息的百姓来说,秦国百姓由于已经适应了商鞅变法以来的制度,对此或许已经适应,但对于六国百姓来说,频繁的劳役一时间恐怕很难适应。

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秦国的大型工程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劳役情况更为严重。其中一个典型特点便是,秦始皇时期并未征发或者说很少征发的“闾左”百姓(秦以二十五家为一闾,贫者居住闾左,富者居于闾右,秦代指主要由雇农、佃农等构成的贫苦人民),秦二世时期开始大量征发,陈胜、吴广便是典型的“闾左”百姓。

此外,秦始皇时期对役夫尚算善待,但到了秦二世胡亥时期,这些役夫的下场可就极为悲惨了。例如秦始皇骊山大墓修建完毕,在将秦始皇安葬之后,他不仅令秦始皇后宫之中没有子女的嫔妃全部殉葬,为了防止泄密,更是将所有参与建造的工匠全部封死在了皇陵之中。

而为了供自己享乐,他不仅抽调了五万多士卒戍卫咸阳安危,又在咸阳养了大量飞禽走兽,结果搞的咸阳粮草不足,于是又下令全国各地向咸阳供应粮草,而为了供应充足,更是下令押运粮草的人员必须自己准备干粮,不得动用押运的粮草,甚至不允许吃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任何粮食,结果就连关中百姓都怨声载道。

虽说秦始皇时期的很多大型工程,都是功在千秋的善举,但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是秦二世的胡作非为,更多是为了自己享乐而开启的一系列工程,百姓又岂能不怨声载道?

原因之三:胡亥即位后秦法变质,秦吏变成了酷吏代名词虽说自春秋战国开始,世卿世禄制便已经逐渐崩溃,各国国君均大量招揽士子为官,但当时士子为官,还主要以“游说”为主,即通过自己的学识打动君主从而获取官职。彼时士子为官规模之所以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没有官僚选拔制度。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开始全面推行“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各级官员直接由中央朝廷任命。然而,即使仅由中央任命郡守、郡尉、郡监,县令(县长)、县丞、县尉等高级官员,秦朝仍然面临着官员数量不足的问题。

由于秦国推行法家治国思想,而当时又没有配套的官员选拔机制,因此秦始皇除了任命大量熟悉《秦律》的官员外,大量立有战功的士兵也得以充任各级官员。然而,此举虽然解决了官员不足的问题,却也导致这些人治理地方的能力极为有限。

秦二世时期,丞相李斯逐渐脱离权力核心,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之后,李斯多次劝谏胡亥却反遭胡亥斥责,胡亥认为治理国家那是大臣们的事情,比起劝谏自己,李斯更应该思考如何才能让大臣们履行职责。再加上彼时有人上书弹劾李斯及其担任三川郡守的儿子李由,甚至直指李斯才是导致天下叛乱的元凶,李斯为求自保,只好遵照胡亥的意思上了一道《上书对二世》。

李斯的本意是,如果想让大臣严格履职,那么就应该加强督查,使臣子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结果胡亥却直接将此变成了“绩效考核制”,即谁收的税多,那么谁就是好官;谁抓的犯人多,谁就是能吏。如此一来,各级官员为了保住官位,便彻彻底底的变成了酷吏,可想而知在这些官员治理之下,百姓的生存境况。

从目前出土的《秦律》来看,《秦律》更多只是严谨,但完全谈不上残酷,然而由于秦二世时期各级官吏变为酷吏,《秦律》自然也就彻底变质,变成了严刑酷法,这自然引起了百姓们的不满。

综上所述,“暴秦”这个称呼,更多来自于秦二世时期的胡作非为,由于其滥用民力,再加上秦吏和《秦律》的变质,本就导致百姓们怨声载道,六国士子不满而导致的舆论导向自然更容易让百姓们接受,如此一来“暴秦”这个称呼自然也就得以广泛流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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